各位网友，晚上好！
非常感谢“向阳屯夜谈”提供了这样一个宝贵又难得的交流空间，让我们一起进行一场真诚而深入的思辨。我想和大家探讨一个既沉重又无法回避的话题——我们如何面对“捂嘴”与“噤声”。
这不仅是历史长河中反复出现的幽灵，更是一个尖锐的当下之问。它关乎我们每个人的精神处境，也深刻影响着我们所处这个共同体的未来走向。
唐人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开宗明义：“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他认为，宇宙万物，当其内在的平衡被打破，便会发出自己的声音。风吹草木，石激水流，这些声音并非无中生有，而是能量转换与状态变化的必然结果。人之于言语，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在内心积郁了“不得已”的块垒、不平与感悟之后，才会通过言语、文字、歌唱乃至呐喊等方式，寻求表达与疏解。这种源于生命本能的“鸣”，是情感与思想的自然流露，是灵魂寻求共鸣与救赎的必然途径，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存在确证。
纵观人类文明的画卷，从《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关怀，到古希腊悲剧中对命运与秩序的永恒诘问，再到启蒙先贤伏尔泰那振聋发聩的“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无不印证着这一点：这种“不平之鸣”，恰恰构成了人类精神演进与文明创造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然而，当我们回望浩渺的历史长河，这种源自生命本真的“不平之鸣”，却常常遭遇系统性、制度性的压制、扭曲与扼杀。一部人类思想史，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鸣”与“禁鸣”、“发声”与“噤声”之间漫长而复杂的博弈史。今晚，我们需要有勇气正视这种“噤声”的传统及其在当下的复杂变体，剖析其内在机理，洞察其深远后果，并共同思索我们可能的应对之道。
一、历史的镜鉴：文字狱的酷烈与“莫谈国事”的渗透
要理解当下的“噤声”现象，我们无法绕过历史这面镜子。其中，清朝的文字狱和近代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莫谈国事”现象，构成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噤声”范式。它们一刚一柔，一显一隐，如同两道深刻的烙印，共同塑造了某种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其影响至今仍在我们的集体无意识中隐隐作痛。
（一）清朝文字狱：极权暴力对思想的彻底剿杀
清朝的文字狱，尤其是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之下，可谓登峰造极，将其发展成了一种精密而残酷的统治技艺。它远非简单的文化专制，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以恐怖为内核的政治控制术。其根本目的，不仅仅在于惩罚个别“悖逆”的文人，更在于通过极端且不可预测的暴力，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全社会范围内，制造一种普遍的、深入骨髓的恐惧氛围，从而从根本上扼杀思想的独立性与批评的勇气。
文字狱的罗织之术，往往到了吹毛求疵、匪夷所思的地步。一字之疑，一词之讹，一句无心之语，甚至仅仅是姓氏、典故可能引发的牵强附会，都可能被无限上纲，解读为对满清统治者的影射、诽谤或颠覆意图。戴名世《南山集》案、吕留良案、汪景祺案……这些史书上血淋淋的记载，背后是无数颗人头落地，是家族顷刻间的灰飞烟灭，是株连、流放所带来的无尽悲怆与人伦悲剧。
这种恐怖统治的效果是显著且深远的。它使得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在提笔为文时，如履薄冰，战战兢兢，首先考虑的并非思想的真诚与表达的准确，而是如何规避一切可能的风险。学术研究的焦点被迫转向看似“安全”的考据、训诂之学，那种关怀现实、经世致用、富于批判精神的思想活力则受到了严重的抑制。创造性思维在无形的镣铐中逐渐萎缩，“万马齐喑”成为一种可悲的常态。
清代词人陈维崧，曾在其词作中发出过一声悲愤彻骨的诘问：“难道天公，还钳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这声质问，道出了那个时代所有被压抑灵魂的深沉痛楚。而历史给出的答案是残酷的：当时的统治权威，其终极幻想正是要钳住万民之口，连一声叹息、一句抱怨都不允许存在。这种试图通过暴力彻底消灭一切异质声音的做法，体现了传统专制皇权对于思想领域控制的终极幻想——企图创造一个只有颂圣之音的死寂世界。
（二）《茶馆》与“莫谈国事”：柔性规训的渗透
然而，历史的幽灵从未远去，控制的技术也在不断“进化”与“精致化”。我们在文学巨匠老舍先生的不朽话剧《茶馆》里，清晰地看到了这种“噤声”技术，从赤裸裸的暴力镇压，向更为精细、深入骨髓的柔性规训的深刻转变。
在老舍先生笔下，裕泰茶馆这个三教九流汇聚的微观公共空间，成为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浓缩舞台。而茶馆的墙上，最触目惊心的，莫过于那一张张随时更新、无处不在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这四个字，看似一句温和的提醒、一种善意的规避，实则是一条无形的精神枷锁。它不再是皇权直接挥舞的屠刀，却成为一种更深入日常肌理、更具渗透力和持久性的自我审查指令。
“莫谈国事”意味着，谈论共同体的命运、批判社会的不公、关心政治的走向，这些本应属于公民基本关切的范畴，在潜移默化中成为一种潜在的禁忌，一种可能招致不可测祸端的危险行为。它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强大的寒蝉效应，使得人们在公共场合自动地三缄其口，将真实的看法、情绪和批判性思考，压抑到内心的最深处，直至其麻木。
于是，真正的公共空间不可避免地萎缩了。人们即使聚在一起，也只能聊些风花雪月、家长里短，或者像《茶馆》中的茶客一样，发发无关痛痒、不触及根本的牢骚。真正的公共议题被系统地排除在公开、理性的讨论之外，社会由此失去了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发现问题、进行自我修正和改良的重要机制。
这种“噤声”模式，其高明与可怕之处在于，它不再主要依靠事后残酷的、可见的惩罚来威慑（尽管这套惩罚机制始终作为底色存在），而是通过持续营造一种特定的氛围，让个体将外部的控制压力内化为自身的行为准则，从而进行主动的、预防性的、甚至是无意识的自我约束。从文字狱的血腥暴力，到“莫谈国事”的柔性警告，控制的技艺变得更为精细、成本更低、效果也更持久，但其核心目的一脉相承——让独立思考窒息，让社会批评失声，从而维持一种表面的、脆弱的、一戳即破的稳定。
二、我们时代的“双城记”：光与影的割裂与并存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但它总在押着相似的韵脚。当我们审视自身所处的这个高度复杂的时代，英国作家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的那段名言，仿佛是为我们量身定做的判词：“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在直升天堂，我们都在直下地狱……”
这段话以其深刻的辩证法，精准地描绘了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极度矛盾性和内在的撕裂感。这种撕裂，首先并且集中地体现在社会感知与话语权的分配上。
就连双面人物胡锡进这样的资深媒体人，在前不久也不无感慨地指出：现在有身份标识的人，都不太愿意在网上轻易发声了。这里所谓的“有身份的”，大致涵盖了公众人物、体制内人士、高校教师、民营企业的高管与中层管理者等。胡大编将这一现象的原因，部分地归结为“社会的包容性降低了”。
事情果真如此简单吗？这背后是否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
我们或许还记得，在2012年以前的某个时期，互联网的舆论场域曾呈现出一种相对活跃、多元的面貌。对历史问题的正本清源，对社会丑恶现象的犀利抨击，彼时可谓此起彼伏，构成了公共讨论的重要部分。无论是黑砖窑事件、邓玉娇事件，还是更早的孙志刚事件，都曾在网络上引发巨大的声浪与关注，形成了强大的民意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制度的反思与局部的改进。那时的互联网，仿佛一个新兴的、充满野性活力的数字广场，尽管嘈杂混乱，却蕴含着巨大的公共能量与民主潜力。
然而，时移世易。以我个人的经历为例，我在2018年左右开始开公众号，那时无论是文章的点击率、读者的互动热情，还是粉丝的增长速度，都相当可观。但大约从2022年开始，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尝试撰写一些社会热点话题，动辄遭遇“封禁”（内容审核不通过或被删除），久而久之，不仅是写作的兴致，甚至连动笔的冲动都逐渐消磨殆尽了。这绝非个例，我观察到，大量曾经活跃的公众号写手，要么直接搁笔转型，要么将创作内容转向完全去政治化、去风险化的领域。这正是系统性“捂嘴”和“噤声”机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各大内容平台的审核规则日益严苛且不透明，关键词过滤、限流、屏蔽、封号等组合手段层出不穷，使得深度评论、批判性思考和社会关怀类内容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
于是，我们眼前呈现出一幅愈发清晰的“双城记”景观，一种深刻的感知割裂：
对于胡大编以及部分“有身份”的阶层而言，这或许确实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经济长达数十年的表面高速增长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科技的飞速进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活便利。他们可以相对安然地享受“岁月静好”，沉浸在由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精心构筑的舒适区中。他们的声音，往往也是主流媒体和官方渠道上最响亮、最被允许、最被放大传播的声音。他们的“选择性不发言”，在某种程度上，是环境逼仄下一种精明的策略性回避，一种“识时务”的生存智慧，但这本身也从侧面印证了“天下苦噤声久矣”这一严峻的现实。
然而，对于数量更为庞大的沉默的大多数，尤其是广大的底层民众、在城市边缘挣扎求存的年轻人、背负着沉重生活压力的普通劳动者而言，这很可能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持续的生存压力、高度“内卷”的教育体系、充满不确定性的工作环境、“996”工作制的盘剥、不断攀升的生活成本、日趋固化的社会阶层……这一切都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疲于奔命，发声对于他们而言，成为一种不敢奢望的奢侈。他们的苦闷、焦虑、无力感以及对不公的切身感受，往往只能蜷缩在匿名的网络角落、或是在极度私密的亲友圈子里，以扭曲、隐晦、自嘲或反讽的方式（例如“打工人”、“躺平”、“鼠鼠”等网络自嘲性标签）得以短暂而有限的宣泄。他们的真实处境、具体苦难和内心呼声，在主流叙事和公共话语中，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淡化、遮蔽或选择性忽视。
这就造成了一种日益荒诞的感知割裂：一个怀有公共关怀、想就社会问题表达看法的人，常常无法畅所欲言；一个渴望睁眼看世界、了解事件全貌的人，往往只能看到被精心筛选和过滤后的“真相”。我们的感官被有选择地投喂，思想被无形地修剪和引导。在某些特定的语境和治理逻辑下，系统似乎更倾向于培养顺从的、不去追问历史与现实根源的“奴才”，和习惯于感恩的、缺乏独立批判思维的“顺民”，而非具有健全人格、理性精神和担当意识的现代公民。
于是，一种难以言说却又无处不在的压抑感，如同雾霾一般，在社会机体的毛细血管中弥漫、沉积。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变得支离破碎且充满不可预测的风险。网友们为了进行最基本的交流，不得不发明出各种“通假字”体系——依靠“错别字”、谐音、拼音缩写、特定表情包等——来进行小心翼翼的、近乎地下活动式的沟通。更令人费解的是，一些原本正常、中性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被赋予了特殊的、敏感的政治含义，甚至像“渲染底层挣扎”这样本应属于现实主义文学与社会关怀范畴的表述，也可能被轻易贴上“负能量”、“煽动社会对立”的标签，成为一种新的“罪名”。
正如法学学者劳东燕教授说：公共领域中，更为重要的事件与信息被有意无意地忽视。风雨已来，不少人还抱着好整以暇的心态吃瓜，以为自己可以隔岸观火。殊不知，火势正以加速度的方式迅速蔓延，很快就要烧过来，作为普通人，自己也绝难幸免。而那些真正的社会问题——例如公平正义的局部缺失、权力运行的偶尔失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道德底线的不断滑坡——如同海面下的暗流，其潜在的破坏性能量正在持续积聚，却未能引起足够的社会性警觉。
我们社会肌体中宝贵的人际联结与共同体意识，正被某种无形的力量侵蚀，个体被撕裂成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化的存在。即使在亲密的朋友圈、亲属圈等私人社交领域，也常常因为各自所处的“信息茧房”所造成的立场与认知差异，而难以达成基本共识。观点的交流，常常演变为立场的对抗和情绪的宣泄，一言不合便可能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甚至破裂。
一个略带冰冷讽刺意味的实验是：倘若鲁迅先生穿越时空，生活在今日之中国，以他那种犀利的文风、深刻的批判精神和对国民性毫不留情的剖析，他的命运将会如何？他恐怕不仅与冠以其名的“鲁迅文学奖”彻底无缘，更可能因其“不当言论”而在网络上被大规模举报、在现实中遭遇各种形式的压力，最终，这位曾经的文坛巨匠，或许只能依靠从事“微商”或开设直播进行“知识付费”来维持基本生计。这个假设虽然夸张，却以一种尖锐的方式，揭示了某种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困境：深度批判精神与严肃公共关怀的容身之地，正在这个时代急速收窄。
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在我们这个充满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时代，有一句源自深刻现实教训的警世箴言不胫而走，日益深入人心，是李医生生前所说：“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句话以其朴素的真理性，穿透了各种官方与民间的喧嚣迷雾，成为了衡量一个社会机体是否健康、是否充满活力的核心试金石。
为何一个健康、有韧性的社会，必须容许多元声音的存在与碰撞？其哲学根基在于，人类对真理的认知本身具有内在的相对性和复杂性。真理并非一个静止的、可以被某个权威完全垄断的既定结论，而更像是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需要持续探索和逼近的目标。如同盲人摸象的古老寓言，每个个体、每个群体受限于其视角、经验和利益，都只能触及真相的某一个局部、某一个侧面。唯有当所有这些局部认知——即便是那些相互矛盾、彼此对立的观点——都能被自由地表达、被平等地置于公共领域进行审视、辩难与磨合时，我们作为一个人类共同体，才有可能拼凑出更接近完整、更符合客观实际的现实图景。
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在其经典著作《论自由》中对此进行了雄辩的论证。他深刻地指出，即便是一个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意见，也可能包含部分被忽视的真理碎片，而压制它则可能导致那部分真理的永远湮灭，从而阻碍人类认知的进步。更进一步说，即便某个公认的意见是全部真理，是绝对正确的，但若不允许它接受严肃的、来自对立面的挑战和辩论，那么，这个真理对于持有者而言，就会逐渐蜕变为一种僵死的教条，一种缺乏生命力和说服力的机械背诵，而非一种经过理性检验的、活生生的坚定信念。
反之，“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无论在表面上显得多么和谐统一，其本质必然是病态的、脆弱的。因为它意味着，垄断了话语权力的力量，试图用单一的、标准化的、不容置疑的宏大叙事，来覆盖、解释和规训一切复杂的社会现象与个体经验。这种努力，必然伴随着对异质见解的选择性忽视、对社会内在矛盾的强行弥合、对人民真实痛苦的刻意美化、对历史进程中阴暗面的系统性裁剪与遗忘。其结果，便是构建出一个庞大的、精致的、然而在根基上却是虚假的叙事穹顶。在这个穹顶之下，人们被持续地要求相信一个被高度净化、被精心修饰过的“拟态现实”，而不是他们亲身经历、切身感受的，充满汗水、泪水与挣扎的真实生活。因此，那句听起来颇为尖锐的判词——“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一定是谎言”——并非仅仅是情绪化的道德指控，而是对权力与真理之间紧张关系的深刻洞察。这里的“谎言”，并非指所有细节都是凭空虚构的，而是指那种试图以片面代替全面、以静止代替运动、以表面的和谐掩盖深层矛盾的总体性虚假。
从漫长的思想史来看，所有试图“定于一尊”、运用强力消灭一切异质声音的历史时期，往往也恰恰是社会创造力枯竭、内在危机不断深化、最终导致系统性崩溃的时期。秦代的“焚书坑儒”并未带来统治者期望的万世太平，反而加速了其暴政的终结。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无法阻挡科学革命与文艺复兴的曙光。这些历史的教训一再沉重地表明，任何形式的、强制性的声音统一，无论其初衷被描绘得多么美好，在本质上都是与真理为敌，与社会的健康发展背道而驰。
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社会，其巨大风险不仅在于集体认知的扭曲和真理的遮蔽，更在于其社会免疫系统的功能性失灵。批评的声音、预警的信息、不同的意见、刺耳的谏言，就如同生命机体的疼痛感，它虽然令人不适，却是危险的信号。系统地消除这些“不适”的信号，就如同为了让身体获得暂时的“安静”而持续服用强效镇静剂，表面上痛苦消失了，实则是在掩盖病情，任由内部的病灶持续恶化、扩散，直至病人膏肓，回天乏术。近年来的诸多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危机事件，已为我们提供了足够惨痛而鲜明的教训，警示我们一个听不到批评、容不下异见、缺乏有效预警机制的社会，在面对真正的危机时是何等的脆弱、被动与危险。
这要求我们每一个具备理性精神和责任感的个体，必须对任何形式的“声音垄断”企图，无论是来自权力还是来自某种社会多数暴力，保持高度的警惕和自觉的、持续的抵抗。
四、资产阶级的统治术：从暴力威慑到“娱乐至死”与“结构化噤声”
我们必须认识到，统治与控制的艺术，如同其他社会技术一样，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和“迭代升级”。除了传统的审查、删帖、封号、约谈、行政处分等显性的、刚性的压制手段之外，一套更为高效、成本更低、隐蔽性更强、甚至能让被控制者在某种程度上沉浸其中而不自知的新型控制体系，已经被广泛应用并处于不断优化之中。这套体系，恰恰印证了媒体理论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核心忧思：我们将可能毁于我们所热爱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所憎恨的东西。
其中，以短视频、算法推荐资讯、沉浸式网络游戏、高度商业化的社交媒体等为代表的大众娱乐产品，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近乎零成本的“社会镇静剂”或曰“快乐麻醉机”。
不知在座的各位是否注意到一个近些年来颇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曾经在街面上无所事事、聚众游荡的青年群体，校门口偶尔滋事的小混混，自打千元级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应用全面普及之后，仿佛一夜之间大规模地消失了。他们被那根无形的“手机线”牢牢地绑定，各自蜷缩在家中的沙发上，插着充电线，沉浸在十几秒一轮回、无限滚动的视觉与听觉刺激里。
越是缺乏经济能力、难以在现实社会中找到上升通道和存在价值的年轻人，越容易被这种低成本、高密度、强刺激的娱乐方式所捕获。
手机一开，世界在手；算法一推，欲罢不能。
从这个特定的社会治理视角看，短视频及其同类产品，实际上扮演了一种高效且近乎零成本的“社会镇静剂”角色。它巧妙地把原来可能聚集于街头、具有一定潜在治安风险和社会扰动性的不安定群体，化整为零地分解为一个个独处的、沉溺于虚拟世界的原子化个体。他们无处安放的精力、潜在的叛逆情绪以及对现实的不满，随着直播、网游、网文等行业的兴起，似乎都被成功地“线上化”和“虚拟化”了。
毕竟，在手机里可以随意关注几十上百的擦边主播，看直播又不花钱，而那些有点钱，买跑车泡妹子的，更不是问题了，那些人惜命不闹事。于是，从表面数据上看，社会治安状况似乎改善了，冲动性犯罪率也呈现出下降趋势。时常也有新闻暴出开车撞人的事件，特别是针对小学生，因为小孩子是弱势群体，这些新闻呢，出得快，被疯杀的更快，因为它严重影响了稳定大局，所以也该捂嘴和噤声。这种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的劣根性已经延续N多年了。
这种治理逻辑，如果我们将历史的视野拉长，会发现其内核并非全新的创造。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其实一直在思考和实践同一个核心问题：如何让庞大的、尤其是作为社会活力与不稳定因素双重存在的青年群体，以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有事可做”，有明确的、被认可的个人目标去追求，从而“无暇”也“无力”去组织和参与那些可能“惹是生非”的公共行动与集体反思。
在古代，是徭役、科举、农耕等制度，将人的时间、精力和人生期望，牢牢地束缚在特定的生存与发展轨道上。在当代，则被简化和转化为算法推送下的短视频、奔波不息的外卖、永动的网约车、以及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考研考编等新型人生路径。
本质上，这是社会治理技术在全新的信息技术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次深刻迭代，是从成本高昂、效果有限的线下直接管控，转向更为简单高效、更具渗透性的线上注意力管理与生活轨道引导。它不再需要派遣那么多的差人上街巡逻，也不再需要兴建大量的管教所和劳动教养机构。只需要让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被牢牢地吸附在那方寸之间的屏幕上，让他们的生活被各种“生计”和“前程”填满，便能达到“无事即是平安”的治理效果。
短视频等娱乐产品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确实在于有效地吸纳、耗散和消解人们的注意力、闲暇时间以及潜在的不满情绪与批判能量。它将那些在传统社会中可能聚集起来、形成公共议题、甚至转化为集体行动的社会性能量，巧妙地分解、转化、稀释为一个个独处个体的、短暂的、即时满足的、过后即忘的感官刺激与情绪波动。人们沉浸在虚拟的快感、明星的八卦和虚拟社群的骂战之中，从而逐渐忘却了现实的烦恼，也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丧失了对更深层次社会结构性问题进行持续关注、深入思考和集体追问的动力与能力。这是一种更为深远、也更难被察觉和反抗的“噤声”，它让喉咙尚未被外力捂住，却已自动地、甚至“愉悦地”放弃了鸣叫的欲望与本能。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所描绘的那个噩梦般的技术乌托邦：“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这样的场景，正在我们的周遭，以部分的方式成为现实。
此外，一种更为精巧、也更为根本的“结构化噤声”机制也在加速形成。它并非通过直接的言论管制，而是通过将个体深度嵌入一套以绩效（KPI）、竞争（内卷）、债务（房贷、消费贷）为核心逻辑的生存与发展轨道之中，使其为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维持脆弱的体面生活、实现被社会设定的“人生目标”而耗尽所有心力，从而因极度的忙碌、焦虑与疲惫而“无暇他顾”，自然而然地远离公共事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幅现代的、几乎涵盖所有阶层的“精密绑定图景”：·
坐得住的，绑在课桌前，刷题应试；
坐不住的，绑在手机里，刷短视频；
农村青年，绑定在田地和流水线；
城市底层，绑定在滴滴与外卖平台；
有能力的，绑定在房贷和车贷中；
适婚群体，绑定在婚姻与育儿压力中。
化整为零，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内耗，而无暇他顾。
尤其中那些无法进入上流上升通道的年轻人，短视频提供了一个廉价的“精神出口”，既消耗了过剩精力，又维持了社会稳定；既创造了流量经济，又避免了治安冲突。
成本极低的消磨方式，权衡利弊，疏堵合用，利大于弊。
这种“化整为零”的精密社会绑定术，其效果在于，让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个体都在各自被设定好的、高度个人化的生活轨道上无限“内耗”与“内卷”，为了个人及家庭生活的基本维持与微弱改善而耗尽所有的心力与时间。个体的精力、时间与关怀被最大限度地私有化、原子化，与之相伴的，便是公共关怀的空间、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与能力，随之被持续地挤压和侵蚀。人们越来越不关心“隔壁的苦难”，越来越淡漠于“远方的哭声”，社会团结的纽带在娱乐的糖衣和生存的沉重压力下逐渐松弛、淡漠。这是一种更为彻底、也往往更为稳固的社会控制形式，因为它让外部的压制，看起来像是源于个体“自愿的”选择与放弃；让集体的沉默，看起来像是无数个体“自然的”、无可指责的行为结果。
五、现实的氛围：共识的瓦解与压抑的弥漫
审视我们当下所处的现实社会氛围，可以观察到一种复杂而令人忧虑的症候。同事圈、朋友圈、同学圈、亲戚圈……这些在传统社会中本应承载温情、信任与支持功能的熟人社交网络，其内部的言论氛围与交流质量，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张、谨慎和疏离。这背后，是认知水平与算法技术加剧下的“信息茧房”效应所造成的立场极化与价值撕裂共同作用的苦涩结果。
有人在精心构建的信息回音室里真诚地赞美“盛世”，有人基于自身惨痛经历而激烈地鞭挞“丑恶”。有人心满意足地蹲在自己认知的“井底”，津津乐道于官方叙事描绘的图景；有人则宅在自己精神的“象牙塔”中，更多地谈论着抽象的诗和远方。各种观点纷然林立，甚至尖锐对立，但基于事实与理性的重叠共识却日益稀缺；各种抱怨与牢骚充斥于网络与私下的言论空间，但富于建设性的远见与可行的解决方案却相对匮乏。观点的交流，不再主要是思想的碰撞、融合与提升，而常常演变为立场的简单站队、身份的粗暴认同和情绪的激烈对抗。一言不合，轻则不欢而散，选择“沉默是金”；重则拉黑绝交，老死不相往来。
于是，一种深层的精神疲惫感、巨大的无力感与弥漫性的虚无感，正在社会中蔓延。“心死如灰，如古井！”——这句古老的叹息，仿佛成了许多人心境的真实写照。自上至下，许多稍微保持清醒、对现实有所洞察的个体，几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消极的平静——一种近乎麻木的、缺乏激情、没有更高精神追求的、仅仅专注于个人一亩三分地的平静。几乎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结构性的压抑，却又深感自身被困于这庞大的系统之中，无所适从，无力改变，最终只能选择一种“非暴力不合作”式的精神退缩。这是一种弥漫性的、集体性的精神困境。
在更大范围的公共舆论场域，这种压缩感和控制感越来越强，几乎令人喘不过气。许多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事件和结构性矛盾，往往在公众刚刚有所察觉之时，就被迅速“雪藏”、降温、淡化，直至被新的、更“安全”的信息洪流所淹没和遗忘。能够持续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获准引发一定程度广泛讨论的，往往是一些不疼不痒的明星八卦、娱乐新闻，或者是被严格筛选、彻底去政治化处理的“安全议题”。而与数量庞大的底层民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疾苦、不公和挣扎，则很难获得持续、深入、有效和具有建设性的公共讨论。整个社会舆论的阀门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拧住，只剩下一些被官方允许的、无害的、主要用于情绪宣泄的“泄压孔”还在偶尔冒气。
六、后果与希望：在沉寂中倾听微光
然而，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智慧一再告诫我们，一味地、过度地钳制言论、掩盖社会矛盾与真实问题，其长期后果往往是严重且危险的。高压之下的表面沉默，绝不意味着问题的真正解决或自然消失，反而可能使得各种矛盾在公众视野的暗处不断地积累、发酵、升级，甚至发生不可预测的质变。对网络空间和公共言论的严格管控，或许能在短时间内营造出一派“和谐稳定”、“欣欣向荣”的祥和景象，但它本质上只能暂时掩盖社会肌体上的“脓疮”，却根本无法消除滋生这些问题的“病根”本身。腐败问题、司法不公、社会歧视、环境透支、道德溃败、贫富分化等深层次矛盾，并不会因为普遍的“噤声”而自动消失或得到改善。
当网络这最后一个相对能够快速反映民间疾苦、传递底层声音的非官方“透气孔”和“预警器”也被层层堵死，当那些被逼入生存与发展困境的人们感到申诉无门、求助无路、看不到任何改善的希望与公义的曙光时，整个社会稳定的基石，其看似坚不可摧的表面之下，反而会变得更加脆弱，潜在的、积累性的爆发风险。
正如英国作家毛姆曾一针见血地警示世人的那样：“如果把得救与舒适、或者金钱置于自由之上，那么最终的结果是，既得不到舒适与金钱，也失去了自由。”这句话对于一个民族共同体而言，同样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若因贪图表面的、短暂的稳定而系统性地牺牲掉思想的自由、批判的权利和言说的空间，其所要付出的长远代价，将是灾难性的、难以估量的。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创造力的集体枯竭、社会道德感的普遍麻木、人际信任体系的彻底崩塌，以及整个社会在面对真正意义上的重大危机时，反应能力的退化与应对机制的失灵。
但是，同志们，朋友们，我想强调的是，正是在这片看似浓重、令人窒息的黑暗与现实困境中，我们更不能轻易地放弃希望。希望，在这里，并非一种虚无缥缈的心理安慰剂，它必须也必然源于不屈的行动和坚韧的坚守。即便我们所有人都身处鲁迅先生一个多世纪前所比喻的那间“万难破毁”的“铁屋子”里，只要尚有一束光——无论多么微弱——能够透进来，就始终存在着唤醒屋内部分熟睡者的可能，就始终存在着最终破壁而出、迎接曙光的希望。我们每个人，或许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成为那束照亮他人、也照亮自己的微光。
正如当代艺术家魏克先生那些充满隐喻力量与批判精神的画作和文字所不断启示我们的，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如同环伺在我们文明周围的狼群，时刻觊觎着公平与正义的底线。我们每一次基于事实的揭露、每一次保持理性的批评、每一次源自良知的呐喊、每一次对弱者的声援，都像一块块砸向这些狼群的石头。即使这些石头在当下无法立刻将狼群彻底击退，但至少能让它们有所畏惧，不敢那么肆无忌惮、明目张胆。我们扔出的每一块“石头”，落地时发出的那一声响，都是对我们自身良知和公民责任的内在回应，都是在向这个时代、向历史、也向我们自身宣告：我们还在思考，我们尚未完全沉默，我们对一个更加开放、公正、美好的未来，仍抱有坚定的期待。
这种坚守与行动，在当下可以有很多具体而微的形式：
在确保自身安全与生存的底线之上，不轻易放弃说真话的勇气与习惯，哪怕只是在极其私密的圈子、在匿名的网络平台，进行有限但真实的表达。
主动去关注、阅读、转发那些仍在坚持深度思考、理性批判和社会关怀的创作者与媒体，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是有价值的、是被需要的，帮助他们获得继续前行的力量。
有意识地打破算法构筑的“信息茧房”，主动跨出舒适区，广泛而批判性地涉猎不同观点、尤其是经典人文社科著作，保持思想的独立性、深刻性与开放性。
从身边做起，对抗冷漠，向弱者伸出援手，在自己所处的小环境、小圈子中，努力营造一种理性、宽容、敢于说真话的微型言论氛围。
每一次看似微小的抵抗，每一次对集体沉默的打破，每一次对谎言的拒绝，都是在为未来的某种转机积累能量，都是在为我们所期望的那个社会添砖加瓦。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冰封再厚的河面，也终有春暖花开、解冻复苏的一天。而伟大的解冻，往往始于第一道微不可察的、但却充满力量的裂缝。
七、守护言说，即是守护未来
最后，请允许我再次借用鲁迅先生那句充满韧性战斗精神的话与诸位共勉：“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今晚的分享与思考，对于“捂嘴”与“噤声”这一历史与现实顽疾的剖析与反思，其行动本身，就是在顽强地守护着一种珍贵的“存在”——即我们作为能够独立思考的、拥有自主意志的个体的存在，我们作为社会良知与批判精神载体的存在。这种存在，是任何意义上的希望得以附着、生长的根本前提，是黑暗中最宝贵的火种。
当一个社会的诚信体系、健康的言说生态被严重破坏，当“说真话”的基本社会规范被权力与利益团集亲手砸烂之后，那么，任何权威机构所说的任何话语，无论其包装得多么完美，其公信力都将大打折扣，陷入“塔西佗陷阱”的深渊——即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个陷阱，正是从言路闭塞、信任流失开始挖掘的。
尼泊尔的年轻人明白：言论自由，而是权利。媒体空间不是恩赐，而是底线。真正的悲哀不在于体制如何高压，而在于群众是否还有说不的勇气。也许国际上此起彼伏的斗争也带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因此，守护我们言说的勇气、捍卫我们基于事实和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其意义绝不仅仅是为了发泄个体的不满情绪，更是为了在破碎中寻求共识，在迷茫中探索出路，在困境中积聚智慧，最终，是为了守护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的后代，赖以生存、发展并追求幸福的共同未来。
我的分享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其中的思考，必然带有我个人的局限，存在许多不成熟乃至偏颇之处，恳请各位朋友不吝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注：本文是在“向阳屯夜谈”上的发言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