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布政使李大人在国有“三资”管理改革专题会议上提出“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产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工作要求，并要求通过“能用则用、不用则售、不售则租、能融则融”四种方式推动改革。恰似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历史伤疤，唤醒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集体记忆，揭开了“恒大”高杠杆化的金融脓疮。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暴露出一个残酷的真相：当决策者陷入“猴急”的政绩冲动时，再丰厚的“地主家底”也经不住胡折腾，终将会沦为荒芜的废墟。
一、历史教训与政策反思：“造船不如租船”的代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买船”的政策导向，本质是追求短期成本节约而忽视长期战略安全，其危害已为惨痛的历史教训所证实：运10、直8、远程轰炸机、大型导弹驱逐舰、长城/曙光大型计算机项目、光刻机、数字焊接系统等一系列军用、民用高精尖技术项目纷纷下马，大批科研人员转业、转岗，中国在这些领域二十多年的技术积累化为乌有，与外企合作到最后，我们得到了什么实惠？市场被外企占领了，核心技术无一例外地仍掌握在外企手里，处处被人卡脖子，我们除了出地、出人、出钱、出力、出原材料，大量消耗资源和挣几个辛苦钱外，盖为外企作了嫁衣。我们不仅在经济上交了昂贵的学费，还在政治上失去了很多尊严。“自己不努力，谁都靠不住”，这不仅是一个沉重的历史教训，更是对中国未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启示。
二、历史教训：短视行为的代价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利益驱动下，通过“崽卖爷田不心疼”的短视模式处置国有资产，导致资源过度消耗、生态破坏和长期发展潜力丧失。例如，某些地区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将森林、矿产等资源低价出售或过度开发，忽视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利用，最终造成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和民生受损。这种行为本质上是“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以牺牲长远利益换取眼前收益，违背了资源管理的科学规律和生态伦理。
三、历史之殇：国有资产流失的“无底洞”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的浪潮中，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一场隐秘的财富掠夺。最高检曾披露的“生猪屠宰链”式操作，生动诠释了这场灾难的运作逻辑：官员将国有资产视为“病猪”，国企高管联手评估机构“刻意压价”，内定商人以“白菜价”接手，最终优质资产被包装上市，财富却流入私人腰包。这种流失，本质是监管缺位与价值评估体系崩塌的恶果。当土地、矿产等资源被随意贱卖，资金流向海外或暴富者口袋，社会再生产动力被生生掐断。更讽刺的是，部分流失资金竟被用于盲目扩建政绩工程——某地官员为打造“亚洲最大广场”，强行征用良田，最终项目烂尾，只留下荒草丛生的“面子工程”。这种决策，不是发展，而是对公共财富的集体谋杀。
四、恒大之鉴：高杠杆化的“资金迷途”
“恒大”集团的崩塌，则是另一种“猴急”的典型。其“借鸡生蛋”模式，以少量自有资金撬动巨额债务，资金如脱缰野马般涌入土地囤积、多元化投资。当“三条红线”政策收紧，资金链瞬间断裂，最终由普通消费者和投资者承担风险。“恒大”的悲剧，揭示了杠杆化若缺乏风险控制，资金将脱离实体经济，形成金融泡沫。更吊诡的是，部分资金竟被用于盲目扩张文旅项目——某地“恒大童世界”投资百亿，却因规划失误沦为“鬼城”，资金蒸发如泥牛入海。这种决策，不是创新，而是对市场规律的公然践踏。
五、“三资化”改革：破局还是重蹈覆辙？
李大人的“三资化”改革，试图通过资产化、证券化、杠杆化唤醒沉睡资产，其初衷值得肯定。例如，湖北将低效商业地产改造为科创园区，资源价值重估初见成效。然而，改革若缺乏严肃追责机制，恐将重蹈历史覆辙。当前社会担忧集中于两点：一是若资产评估不透明，可能再现“生猪屠宰链”式流失；二是证券化产品设计不当，将引发市场动荡。某地试点市政资产证券化，因收益预测虚高，导致投资者血本无归，便是明证。更需警惕的是，部分官员为追求短期政绩，强行推动“三资化”项目，却忽视民生需求——某地将公立医院资产证券化后，医疗费用飙升，公众怨声载道。这种改革，不是盘活，而是对公共信任的透支。
六、追责之剑：斩断“猴急”的政绩冲动
历史与现实的教训警示我们：若不对胡乱决策、盲目上项目、搞政绩工程的行为严肃追责，“三资化”改革终将沦为一场数字游戏。最高检在粮食购销领域职务犯罪专项整治中，通过“受贿行贿一起查”“追赃挽损”等举措，挽回了1646万元损失，这为“三资化”改革提供了追责范本。必须建立“终身追责制”，对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官员，无论调离或退休，均需依法严惩；对盲目扩张的国企高管，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唯有如此，才能让“猴急”者心生敬畏，让“地主家”的余粮真正用于民生。
猴急了，地主家没余粮了！这句俗语，道出了资源枯竭的终极恐惧。但我们是否应多问几个为什么？地方政府为什么没钱了？钱都到哪儿去了？花掉的钱是否都合理?流失掉的钱都到了谁的腰包？追回来多少？胡乱花钱的人都受到追责没有？
湖北省布政使李大人的“三资化”改革，本是一场自救行动，但若不能以史为鉴、以法为绳，终将沦为另一场灾难。当决策者放下政绩冲动，当追责之剑高悬，改革方能真正成为“盘活沉睡资源、转化活力资本”的良方。否则，再丰厚的家底，也禁不起“猴急”的折腾。
破解湖北省布政使李大人“猴急”式一困局，需要构建三重制度防线。首要的是建立科学的决策评估体系，引入“长远影响评估”机制，对重大经济决策进行全周期成本效益分析。其次，必须完善国有资产交易的监督制衡，实现评估、交易、监管环节的分离，并引入社会监督。最重要的是改革官员考核机制，将可持续发展指标纳入政绩评价体系，从源头上遏制“短平快”的政绩冲动。德国“债务刹车”机制（联邦政府新增财务赤字不得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0.35%，联邦政府债务规模不得超过GDP的60%，若联邦政府收入超过支出，超额部分需用于偿还债务而非增加开支。）证明，健全的制度设计能够有效平衡发展与风险，官员政绩冲动与国家长治久安。
当改革沦为“拆东墙补西墙”的数字魔术时，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余粮”，更是对未来的信心。没有责任兜底的“创新”，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挥霍浪费。
或许，真正的改革不在于“盘活资产”，而在于“盘活责任”——建立“改革透明度指数”，强制公开资产交易全流程数据；引入“技术安全否决权”，对涉及核心技术的资产处置需跨领域专家投票；设立“公民诉讼基金”，鼓励社会力量通过司法途径追讨流失资产，让每一份权力都暴露在阳光下，让每一笔交易都经得起历史的拷问。唯有如此，“地主家”的余粮才能真正滋养这片土地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