釜山白浅滩著名的海滨咖啡馆Having Moment在网络上小有名气。

　　一方面是因为这家店的招牌咖品：黑芝麻奶油拿铁。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座咖啡馆的对面墙壁，有一面巨大的电影《辩护人》海报墙。

　　白浅滩，正是这部电影的取景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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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2013年上映、讲述釜林事件（光州事件的政治延伸）的现象级影片，在韩国观影人次超过1200万，十余年前直接催生韩国社会再一次审视已逾三十年之久的光州惨剧，堪称“国民纪录片”式电影。

　　当年这部电影上映仅三个月后即2014年2月13日，釜山地方法院对昔日五名被告的二审重审做出了宣判，宣告他们无罪。

　　法庭认为：

　　时隔三十三年，迟到的正义终于得现。

　　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是电影《辩护人》的上映给了他们重新申请再审的勇气和信心，也让整个社会舆论开始关注并支持他们。

　　可以说，没有《辩护人》直接扮演了社会动员者和司法改革催化剂的角色，这起尘封已久的历史冤案很难如此迅速地进入公众视野并最终得以翻案。

　　从朴正熙到全斗焕的军事独裁时期（1961-1987），是整整一代韩国人无法磨灭的伤痕记忆。

　　非法逮捕、刑讯逼供、舆论操控……这些在《辩护人》中描绘的场景，对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不是电影，而是他们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现实。

　　《辩护人》以一种高超的艺术手法精准地触摸到了国家最深的伤口，为那段压抑痛苦的集体记忆提供了群体性的宣泄出口，如影片宣传所言：

　　与其同时，《辩护人》的也让韩国公众对前总统卢武铉的争论和评价再度升腾——保守派视他为“破坏国家根基”的左翼总统，而进步派则尊他为“挑战权威的平民英雄”。

　　在影片中，那位参与运动的学生对宋佑顺说：

　　这句台词伴随着电影的热映而一夜爆火，成为了《辩护人》最具代表性的精神象征，其传播广度和深度俨然一个独立的文化案例。

　　其实这两句话并非《辩护人》原创，其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等人的论述，但通过《辩护人》这部国民级电影的演绎，它在韩国被赋予了全新的本土化生命力——以致于催生了后续对朴槿惠政权的全民抵制浪潮。

　　2017年前后的“百万烛光革命”，直接导致了朴家这一韩国塔尖政治门阀的彻底退场，并在卢武铉跃亡九年之后终迎左翼执政力量回归。

　　事实上，早在电影登上韩国大荧幕伊始，韩国右翼势力就展开了对《辩护人》的围剿……

　　以《朝鲜日报》为首的韩国保守阵营媒体迅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指责《辩护人》有“紊乱韩国现代历史秩序”之嫌。

　　釜林事件发生时的时任釜山地方检察厅公安部的检察官高永宙，更是亲自出山，于2014年1月12日接受《朝鲜日报》专访，且访谈标题极具冲击力：

　　高永宙在采访中坚称：

　　在民间，亲保守派的网民如极右翼社区（如“日刊最佳存贮所”，简称“日베”，Ilbe）的用户，会组织性地给《辩护人》打出极低的一分或零分，并发布大量负面评论，指责其“美化从北势力”、“歪曲历史”、“煽动反政府情绪”。

　　这种行为被称为“评分恐怖主义”。

　　更为直切肌理的政治动作则是朴槿惠政府制定了一份包含近万名文化艺术界人士的“文化界黑名单”，对那些曾发表批评政府言论、或参与被视为“左翼”活动的艺术家进行系统性打压，阻止他们获得政府资金支持或在公共机构任职 。

　　《辩护人》的主演宋康昊、导演杨宇硕赫然在列。

　　宋康昊不仅主演了《辩护人》，还主演了同样对朴正熙时代有所影射的《杀人回忆》和批判美军的《汉江怪物》。

　　这些作品使他成为了朴氏政府的眼中钉。

　　将宋康昊列入黑名单，无疑是一种明确的政治报复和“杀鸡儆猴”，警告韩国文艺界人员不要触碰敏感的政治历史题材。

　　这种利用公权力进行的秘密迫害，显然比任何公开的批评都更具寒蝉效应，当时连许多电影院都延迟了《辩护人》的排片。

　　对文艺的政治影响历来重视，这是朴氏一贯作风。

　　推荐阅读：韩国娱乐圈背后的政治护航

　　典型例子如纪录片《潜水钟》，揭露了政府在2014年“世越号”沉船事故中救援不力，彼时釜山国际电影节坚持放映该片，遭到了朴氏全方位的打压。

　　前青瓦台官员的证词揭示，朴槿惠当局不仅削减电影节预算，还动员了“父母与儿童联盟”等保守派市民团体在影院前举行抗议，要求禁映《潜水钟》，包括购买大量电影票制造空场以达到阻止影片传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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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底，作为对《辩护人》的某种对抗，另一部在韩国同样超过千万观影人次的电影《国际市场》隆重上映。

　　该片讲述了主人公尹德洙一生经历朝鲜战争、派德矿工、越南战争等韩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了家庭和国家牺牲奉献的故事。

　　这部电影被保守派誉为“爱国电影”，因为它颂扬了父辈的牺牲、强调了经济发展（即朴正熙时代的“汉江奇迹”）的伟大，并且对独裁时期的政治压迫避而不谈。

　　保守派媒体和评论家刻意将《辩护人》和《国际市场》对立起来，形成一场“叙事之战”。

　　他们盛赞《国际市场》展现了“真正的大韩民国精神”，而将《辩护人》贬低为“只知批判和否定的自虐史观”。

　　朴槿惠总统更是亲自观看《国际市场》，并称赞电影让她想起了父亲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这自然是一种显性的政治背书。

　　通过“扬一抑一”的策略，保守势力试图用一种宏大的、充满温情的国家主义叙事，来对抗和覆盖《辩护人》所揭示的充满个体痛苦和国家暴力的历史创伤。

　　可以说，电影《辩护人》沉痛触及了韩国保守与进步势力之间最核心的战场之一：对韩国现代史的解释权。

　　韩国的保守阵营势力其根源可追溯至日本殖民时期的亲日派，以及之后的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等威权政府。

　　为了维持其政治合法性，他们必须坚持一种特定的历史叙事：即朴正熙和全斗焕时代虽然存在“民主的暂时中断”，但其核心是实现了经济起飞（“汉江奇迹”）和维护了国家安全（反共反北），因此“功大于过”。

　　《辩护人》的叙事则完全相反，它将镜头从宏大的经济数据拉回到个体身上，展现了在“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宏大名义下，普通人的尊严、自由和生命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

　　这大大冲击了保守派历史叙事的根基，在年轻一代逐步开始对宏大叙事产生怀疑时，更是或被动、或主动揭示了某种“光环下的黑暗真相”。

　　甚至，“国家即国民”、“肮脏军事政权的帮凶”等电影台词，直到去年挫败尹锡悦军事政变时仍然能够若隐若现于韩国民间的网络交流之中，在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闹剧中成为一只“看不见的手”。

　　韩国社会真正的一个群体性共识不在于亲美or反美、亲中or反中、亲日or反日这些外交层面，甚至对待北边朝鲜的态度是硬刚还是缓和，这些层面的议题往往都是可以进行争论乃至斗争的……

　　韩国真正的国家共识是「反对军人干政」，即反对军人政府的出现，这是现代韩国（区别于金泳三之前）的国家政治根基。

　　任何人如果在这道红线上踩雷，那么不论是市民阶层、学生群体还是中产知识阶级，都会放下争执而团结在一起。

　　包括韩国军人本身也是这个共识框架内的一份子，也是被这道价值观所教育和驾驭的群体。

　　除非“太上皇”驻韩美军下命令，否则没有哪一个武官敢去承担推动历史倒车的风险。

　　从韩国电影也不难看出，连“反战”题材（反思1950年半岛战争）都层出不穷，甚至可以暗戳戳得“反美”、“反驻韩美军”（比如《流感》），但拒绝为军人政府洗白、坚决歌颂民主化一定是主流铁律。

　　之前《首尔之春》上映后，韩国盖洛普做过一个民调显示，韩国人对前任总统的功过评价中，卢武铉获得最多人正面评价（70%）；与之相对的就是全斗焕，因“太多过错”而遭71%国民给予负面评价——哪怕是1986年亚运会和1988年奥运会的民族自豪感也压制不住的厌恶。

　　娱乐圈也是，还记得李文世吗，被媒体扒出和全斗焕打过球，立刻就要出来“澄清+谢罪”，声称自己和全斗焕“只是一面之缘”…包括金贤重，被老板拉着去了一趟全斗焕的生日家宴，立马被全民按着脑袋审判。

　　所以这是尹锡悦在去年风波中犯下的最幼稚的错误，为了保住贪得无厌的老婆和自己的权力，孤注一掷去触怒韩国人最敏感的那一根神经……

　　二十年前卢武铉被暗算，军队也曾发布戒严令，但更多是为了维稳而不是干政；可是昨晚的事情却是另一种性质，这勾起了韩国社会不好的记忆。

　　所以尹锡悦成了众矢之的，没有人会帮他说话，也不会听他指挥。

　　何况，他还是一个既没有军队基础（身边只有金龙显、李钟燮、申源湜这些军中失意人，特别这个申源湜还是个“挺双十二政变分子”）也没有财阀人脉的政治孤人。

　　检查系统出身，当年先是依附文在寅得罪了三星、现代等一大帮财阀，后期又与文在寅反目进而得罪左翼（进步派），仅仅依靠拜登的对华政策（打造“东亚北约”）成为半岛一枚棋子，不惜洗白日本侵略朝鲜半岛历史也要搭拜登的战车……

　　从这个角度回溯，去年12月3日晚至4日凌晨，首尔那些以生舍命阻挡军警的市民群众、抗拒戒严部队接管并冒死纪录进程的媒体记者，以及短短两个小时之内达成共识的朝野两党官员，尤其是奋战在第一线的国会议员——无论他们的现实诉求如何相异各一，至少在面对荷枪实弹时，他们证明了四十四年前光州的血没有白流。

　　被《辩护人》带火的韩国国民小吃“猪肉汤饭”，起源于韩国工业化与城市化时期（朴正熙执政）的贫困阶段，承载着两代韩国产业工人家庭与进城务工农民群体的艰苦记忆，是釜山、庆南地区的地标性食物，2013年随着《辩护人》的爆火也迎来“翻红”。一碗猪肉汤饭，一度是民主精神与庶民主义的象征，卢武铉曾亲自在公开场合食用。猪肉汤饭后又出现在韩剧《机智牢房生活》中，持续声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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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韩国作家韩江以小说《素食者》享誉世界，但是细察她获得去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官方说明——“用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似乎与那部小说无关。

　　在我个人看来，韩江于2014年出版的小说《少年来了》（소년이온다），才是“直面历史创伤”之确作——曾荣获韩国的“万海文学奖”，在韩销售超过2000万册，于全球范围内也是帮助世人了解那段韩国历史的有力注脚。

　　1980年5月，《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都曾对光州事件有十分详细的追踪报道，2017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也再次抨击全斗焕制造了“光州惨案”。

　　韩江十岁前正是住在光州，她后来以父亲的学生东浩为主角，搜集资料和访问生还者，写下《少年来了》这部小说。

　　东浩的死亡和那些记得他的人的供词和证词，构成了小说的框架。为显真实，证词在不同的章节中由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和形式单独叙述。这些故事合在一起，为光州事件创造了既细致又立体的视角。

　　小说探讨了每一位当事者的心理动机，呈现出该事件的残忍，巧妙地揭示了屠杀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催化剂，并描绘了其漫长而有害的后果。

　　这里列举一些原著中的段落：

　　……那天下午刚好有多具遗体已确认完身份，走廊上到处都在举行入棺仪式，啜泣声夹杂着轮唱国歌的声音，乐曲小节与小节重叠时形成了不协调的和音，你用心聆听，仿佛只要这样听着，就能悟出何谓国家一样。

　　他们以两人为一组，开始将我们的躯体往军用卡车丢，像是在搬运谷物袋一样，机械性地抛掷。

　　在你死后，我没能为你举行葬礼，导致我的人生成了一场葬礼。

　　她在熟悉的耻辱感里想着那些死者，他们应该都不会再感到饥饿了吧，因为人生都化为乌有了；但是对她来说，因为还有未完的人生，所以会感到饥饿。

　　我们只是活在有尊严的错觉里，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文不值的东西，变成虫子、野兽、脓疮、尸水、肉块，是吗？羞辱、迫害、谋杀，那些都是历史早已证明的人类本质，是吗？

　　如同在那个夜晚，你默默举手表示愿意留守到最后一样。‘我们不能成为牺牲者，’圣熙姊说过：‘不能放任他们称我们是牺牲者。’

　　光州事件永远不可被遗忘。

　　同时，以光州斗争为探究历史的楔子，在那个韩国经济、特别是财阀迅速崛起的年代，被忽视的韩国工人阶级的悲惨处境与艰苦战斗，同样值得全世界无产者为之默哀和颂扬！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后，本是韩国进入民主政治的历史良机，但是这个半殖民地半资本国家背后的主人——美国，却主导了此后韩国政坛的走向。

　　“法西斯支援法西斯”，在全斗焕联合一众“一心会”成员卢泰愚、郑镐溶、车圭宪、俞圣学、黄永时、白云泽等控制住了军部大佬郑升和之后，原本对“轻举妄动”的全斗焕大为不满（担心朝鲜趁虚而入）的美国人，转而全力支持这位当时的陆军保安司令（相当于苏联的克格勃头子）。

　　学生与市民以道厅为中心，到光州火车站、高速巴士总站等地阻拦戒严军进城。

　　5月20日晚，二十万人在道厅集会、示威，市民组织了两百多辆出租车、公共巴士突破戒严军封锁线到道厅助威。

　　而戒严军切断了光州与外界的联系，因担心失控，21日凌晨，军队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五十四人死亡……

　　21日，多达三十万的老百姓来到道厅，广场及周围的锦南街、忠壮路都挤得水泄不通。

　　愤怒的光州市民成立了“民众抗争本部”，进行长达一周的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抗活动。

　　他们组织市民军，与戒严军武装对抗；他们从警察局和军队那里抢夺了部分武器，与军队开展了街垒战，占领了道厅；市民军迫使戒严军一度撤回到郊外。

　　时任美韩联军总司令约翰·威克姆在急电向华盛顿请示之后，准许全斗焕从“三八线”调回韩国国防军第20师，极其残酷的扑灭了光州的民主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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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校园里，受到“汉城之春”的启蒙，韩国大学生们的思潮也纷纷倒向左翼，组建起了独立的学生会，试图争取校园民主化。

　　这些，才是此后光州热浪的情绪沉积。

　　1980年4月14日下午，韩国各大媒体都报道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崔圭夏总统今天任命保安司令官全斗焕，为空缺中的中央情报部代理部长。

　　从政客们好听的话说，这些韩国的新工人都是“汉江奇迹”的创造者，然而盛世之下的蝼蚁，命运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1960年，朴正熙下令解散了韩国所有工会，污蔑其是“北边传来的东西”。

　　2020年，全泰壹逝世五十周年之际，左翼总统文在寅还曾追授他国民勋章。

　　在全泰壹生前，他是给身为总统的朴正熙写过一封信的，但杳无音信，这沉痛打击了他对政府的信心。

　　信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总统阁下：

　　您身体安康吗？我是一名从事产品（成衣）工作的裁缝。

　　您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我们高度尊敬您在 5·16 革命后成就的一切，此后也会一直尊敬下去。关于「三选改宪」，您做出了我们难以体会的牺牲，我们深深感激您。您有耐心、智慧和勇气，我们国民将以尊敬和信赖，把大韩民国的十字架交给您。

　　我是住在首尔特别市城北区双门洞208号2通5班的22岁青年，职业是成衣系统的裁缝，有5年的经验。我的单位是市里东大门区和平市场，是亚洲最大的成衣企业之一，有将近2万名职工。我们被分到4栋大楼里做工，每个厂大约有30个人。

　　我们都很清楚这是适用劳动法的企业，但我们根本得不到劳动法的照顾。况且，超过2万的职工里，90%以上是女性，她们的平均年龄是18岁。

　　就算没有劳动法，作为人，怎么可以要求女性每天工作15个小时呢？缝纫的活是最苦的劳动之一，女性难以忍受。并且，在两万多人中占40%的见习工，是平均年龄15岁的孩子，对发育期的他们，是不可恢复的致命伤害。

　　他们全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为了战胜饥饿和贫穷，领着90至100韩元的日薪，每天工作16个小时。

　　面对善良的他们，社会实在太冷漠了，我不得不在这里恳求您！

　　在受更多伤害之前，请保护这些纯净善良的孩子。在劳动法里有对儿童的保护，但为什么不能遵守？

　　也许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面貌，但等这些孩子长大了，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呢？劳动法是我国的法律。是对应我国现实来做的，是我们的法律。我认为，在不合身的时候，应该努力适应它。

　　但现在的企业主怎么样？把法律当作什么奢侈品，不让员工靠近。

　　作为热血的青年、身处此境的裁缝，我实在不能接受残酷的现状。我为了改变这个现状，曾找到劳动厅和市政府的劳动主管，口头要求他们监督。劳动厅也派人来调查，但没有任何对策。

　　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各休息一天。公务员每周工作45个小时，而15岁的见习工被每周98个小时的苦工摧残。熟练女工平均年龄20岁，工作经历6年左右，大部分有眼疾、神经痛、胃病。因为呼吸道疾病、肺结核，许多熟练女工感受不到生活的改善。

　　按照劳动法，企业应当给员工检查身体，但企业主违法而行！一个厂的30多个员工，只有2—3人在和平市场有限公司指定的医院里接受形式上的诊断。

　　在拍 X 片时，里面根本不放胶卷，事后也没有任何处方。是因为企业主需要负担每人 300 韩元的体检费吗？还是因为大家都健康？为了国家经济发展，这是没法改变的现实吗？

　　请速速保护身体精神上弱小的女工，这些纯真的孩子，只要能到「不严重影响他们健康」的程度，就很满意了。

　　您是国父，就是我们的父亲。作为儿女，我们告诉您痛处。如果不告知痛处还埋怨父亲，就违背道理了。

　　我们的要求是：缩短每天 14 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希望减至每天10—12个小时，每个星期天休息；认真给职工做体检；对见习工每天70—100韩元的工资，至少涨薪 50%。

　　我发誓，这绝对不是无理的要求，这是作为人最小限度的要求，企业一方也充分可行！

　　全泰壹上一次映入中国网络的眼帘，是在2021年1月11日，47岁的外卖员刘进，点燃了浇在身上的汽油。

　　众人劝他去医院，他却声音微弱：

　　不去，我要我的血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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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前，朴槿惠打算以弹性、按表现计算的薪酬制度，取代按年资计算的制度，并将这些改革包装为解决“青年失业率”的方案，一方面安抚青年，一方面保证选票。

　　此外，朴槿惠的智囊团还提出“300人以上企业员工的退休年龄延长到60岁”，这种延迟退休的手法不但令年轻人就业形势难上加难，也让在职工人的退休权益遭到侵蚀。

　　朴小姐为的就是迎合美韩贸易协定的劳动量，这与四五十年前其父亲为了打造“汉江奇迹”而碾压韩国工人的暴君手段，别无二致。

　　由此其实也可以看出，尽管韩国的工人如今在世界范围具有较为先头性的反抗意识和相对包容的罢工权力，但诸多历史遗留困境（美国的控制、财阀的坐大）都使得韩国工人运动整体依旧趋于保守。

　　从“汉江奇迹”下的斗争，到“汉城之春”前后的反抗，韩国的工人从来谋求过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更没有谋求过无产阶级专政。

　　在韩国工人的眼里，权益的保证一定是来自于资本的出手；如若不然，便上街罢工，循环往复。

　　这固然一定程度上可以在某些时刻达到短期目的，但从长远和深层角度论，自朴正熙时代就选择“与资本对话”而不是“打倒资本”的韩国工人运动，必然会永远带着根除不尽的局限性。

　　这也是我一直评述韩国（以及日本）的：这个国家最大的悲哀，就是没有经历一场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那样的彻底的灵魂剧变。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

　　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存在的时候，企图解决任何同工人命运有关的社会问题都是愚蠢的。真正的解决办法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工人阶级自己占有全部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

　　工人从来不是单纯为谋一份生计而流血流汗的，它应当是统治阶级的一份子，是国家政权的掌舵者。

　　当然了，中国自身也在此后的历史长河变化颇巨……

　　今天韩国工人的罢工虽往往收效甚微，但仍能够走上街头呐喊，这已经是践行了属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

　　依然，向韩国的工人运动致以敬意！

　　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