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被宣传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坐标。40多年前，中国的改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78年，安徽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农田布满裂缝，土地撂荒，农民外出乞讨者不计其数。而在当时“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年代，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这种生产方式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一年挣的工分只能分到百把斤粮食。饿怕了的小岗人心里明白，想吃饱饭，必须分田单干！于是，1978年冬夜，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位庄稼汉托孤求生、立誓为盟，签订“秘密协议”，按下鲜红手印。十八户农民签订的“秘密协定”是：“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据说，实行“大包干”后，1979年小岗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于是，18枚红手印催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最终上升为中国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彻底打破“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我国农业发展越过长期短缺状态，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这些都是教科书中的表述。我想，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自然会挫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部分人干活出工不出力，只有少数人真正老实干活，结果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却是大家同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这样的制度也许真的会让那些老实干活的人也失去了生产的动力，导致群体性的沉沦。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分田单干，一来原来农业社时期老实干活的人能更多享受到自己劳动的果实，生产积极性固然提高了；二来那些集体时期不肯好好干的人现在如果不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原来还可以讨一点集体的便宜，沾一点集体的光，现在则没了巴头，自己一家就得饿肚子讨饭，这也就逼着他们不得不老实干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会被逼提高。如此看来，实行所谓的“大包干”也许确实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是，明眼人一看便知，分田单干不过就是小农经济的恢复。而小农经济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模式，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有以下三点：一是很难推行农业机械化，大面积的集体农田被分割成零星的小块，无法实行机械耕作。二是抗自然风险能力很低，小农耕作各自为政，施肥、防虫治虫都很难协调。三是不利于农田水利实施的利用，各家的田地都被田埂分开，原来为集体农田所建的水利实施灌溉农田作用的发挥要受很大限制。小农经济都是靠天吃饭，一旦遇到天灾人祸，没有及时有力的赈济，农民家庭就难免家破人亡。

　　不过，小农经济虽然落后，倒还能保持大体上的公平；如果农村中最后残留的一点集体因素也被消灭，地主经济在农村完全恢复或者蜕变为资本主义式的农场经济，那对劳动人民来说就真的是灾难临头了。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无需多言，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封建王朝的倒台原因以及西方国家农民阶级在工业革命时期的悲惨遭遇就是证明。

　　仔细想一想，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私”字在作怪。而且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不是少数人私心作祟，而是大多数人都私心浓重。如果只有少数人私心很重是影响不了大局的，只有集团成员中的大部分都不觉悟，都精致利己，才会形成干活“大呼隆”的局面。那么，要解决“私”的问题，除了化“假公济私”的“干活‘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为“合法为私”的“大包干”的途径之外，还有没有其它的道路可走？还有没有其它的模式可循？

二

　　山西昔阳县的大寨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另一块里程碑。

　　大寨的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属太行山土石山区，由于长期风蚀水切，地域形成了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形貌。这里穷山恶水，群众生活十分艰苦。解放以后，在大寨村支部书记、大寨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陈永贵的领导下，大寨人决心组织起来改变山村落后的面貌。从1953年开始，治山治水，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使用最原始的生产工具，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用了十年的工夫修成了亩产千斤的高产、稳产海绵田。

　　可是，当大寨人的生活刚开始有了好转，1963年，大寨又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洪涝灾害，山流、地冲、房倒、窑塌，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十年心血付之东流。严重的灾情下，陈永贵同志不灰心、不气馁，在他的带领下开展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重建家园的热潮。从1963年到1965年，大寨村进入了最艰难的重建期。白天全体社员下地干活，晚上回来盖房。有人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冬天早饭做好了送到地里时已经结冰，大家称这种饭为“冰碴饭”。吃完，接着干。春秋冬三季中午都不回家吃饭。晚上干到八九点，才回屋歇脚。村里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年轻人抬石垒墙，老人孩子一块拾柴运土。不少妇女干完地里的活还要回家和泥、做饭、照看孩子。谁家墙砌好了，邻居就一起帮他上梁。

　　1963年底，大寨粮食产量达到42万斤，亩产745斤，向国家售粮24万斤，社员人均口粮400斤，跟上年基本持平。而这一年，是大灾之年。大寨人硬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了这个奇迹！

三

　　在同样面对贫穷的问题上，与小岗村的解决方法根本不同，大寨村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同样是遇到自然灾害，小岗村是变公为私，实行所谓的“大包干”，似乎真的一时解决了温饱问题，可是此后很长一段时期，这个村的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长期仅仅处在温饱线上。小岗村长时期没有真正的实体经济，到2020年，全村60%的土地已经流转给外地人经营。而大寨村的情况则恰恰相反，面对自然灾害，村民们不是想着各顾自己，而是在领头羊的带领下，大家齐心协力，披荆斩棘，真正做到了“不等，不靠，不要”，凭借集体的力量开辟出了一条集体主义的金光大道。

　　即使在“大寨精神”被冷落的改开之后，大寨人仍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奇迹。大寨村在稳步发展农业的同时，工、副、商贸业也同时发展。1992年成立了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建起了年产10万吨的水泥厂，酒业公司、制衣公司、煤炭发运站、煤矿、毛衣厂、贸易公司、吃住行一体化的森林公园。1999年-2000年，实现上缴国家税收分别为300万元、350万元。在农业方面，大寨村实行五统一，即：统一实施新品种试验和新技术推广；统一购买种子、化肥；统一实施机耕、机播、秸秆还田；统一实施水利灌溉和水利实施的应用；统一规划农田基本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寨村农民实现了三有三不。三有是：小有教（从幼儿到小学免费上学）；老有靠（实行了养老保险金制度，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月可领到60元，70岁以上月领100元，共产党员月领150元，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战的月领120元）；考有奖（凡考入大学、大专、中专的学生集体年发给奖学金，本科大学生年1000元；专科大学生年800元；中专生年500元）。“三不”是：吃水不用吊（自来水）、运输不用挑（汽车、拖拉机）、看病不用跑（村办医疗保健站服务上门）。大寨村在93年投资80多万元建起了三层楼的新办学校，94年自己投资120万元修筑了3.8华里的盘山公路，96年投资160万元打深井引水，井深742米，彻底解决了全村吃水的问题。95年开始建设大寨森林公园，共投资1000多万元，公园里有周恩来纪念亭、墓碑、展览馆、农民文化艺术馆、陈永贵墓地等景点。而大寨村的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在2001年就已经实现。

　　一条是越走越窄的小农经济老路，如果不是为了千方百计地维持政策表面上的“正确”，因而国家大量输血，恐怕在这样的所谓经济模式下的人们依然过着贫困、闭塞的生活；而另一条集体主义的经济发展道路，可以说只是带着毛泽东时代精神的余威，仅仅如此，即便在被冷落，被漠视的今天，却依然迸发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创造了骄人的经济奇迹，这两条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孰是孰非，究竟哪种模式应该被时代所淘汰，究竟哪条道路才是真正的人间正道，不是非常清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