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习近平
一部警醒苏联前途命运的经典之作
——读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你到底要什么？》
周力
一
“目前西方的优秀思想家正在研究及早瓦解共产主义的问题，特别是瓦解苏联现代社会问题……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在各个领域开展工作……我们十分巧妙地利用了对斯大林的揭露。随着斯大林被打倒，我们做到了……但是，先生们，这是我们动用了几百个广播电台、成千上万种出版物、无数的宣传家，花了成千万、成万万美元才做到的。随着斯大林声誉的一落千丈，我们就动摇了某些人对他领导下30年来所干事业的信心……斯大林被揭露，这是我们得以推翻共产主义世界的一个支点。俄国人当然也明白这一切。近年来，他们重新发动了共产主义的攻势。这是危险的。我们不能让他们重新征服人心。利用’铁幕’的倒塌，利用到处所谓’搭桥’这个条件，加紧进攻，这是当务之急。”（《你到底要什么？》，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9页。下同）
这番话，出自苏联一部长篇小说中的一个情节，是冷战时期西方情报部门负责人对即将派往苏联执行秘密任务的四人小组成员谈话的要点。这部小说，就是苏联著名作家柯切托夫1969年所写的《你到底要什么？》（Чего же ты хочешь?）。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此后，在一系列反斯大林政策的实施下，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有些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很大程度的混乱。斯大林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政策和方式方法，被扣上了“斯大林主义”的帽子。斯大林领导的抗击德国法西斯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伟大卫国战争，成了没有领导人指挥的战争。斯大林抓经济、抓生产、抓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大部分被抹煞了。这些都在苏联亿万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认为机会来了，缝隙、缺口已经打开，必须加快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的进程，加大对苏联各领域的渗透，特别要在青年人身上下功夫，为彻底搞垮苏联做准备。
《你到底要什么？》一书描绘了60年代西方情报机构严格挑选精干人员混入苏联，走近社会精英和普通百姓，不遗余力搞各种煽动、挑拨和拉拢，以期推进西方世界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些情景。
对外披着艺术专家外衣的四人小组（德国纳粹骨干、流亡在外的沙俄大臣之子、美国中情局特务），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名义下，以“英国新世纪出版公司”代表的身份，在苏联两代人之间极尽挑拨离间，给青年人灌输西方思想，怂恿他们崇洋媚外、从事犯罪活动，意在使他们陷入消极颓废、不思进取、前途迷茫的状态。
作者借小说中的正面人物大声疾呼，对苏联社会出现的一些极为危险的信号，如不重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缺乏进取精神、搞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思想消极沉闷、盲目推崇国外等等，必须努力加以纠正，要着力开展理论学习和传统教育，帮助青年一代牢固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否则，苏联社会的道德基础将被瓦解，是非标准将被颠覆，卫国战争的胜利成果将付之东流。
我们可以从作者在书中叙述的一些情节还有人物之间的对话、内心独白，看到当时苏联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以及西方世界对苏联社会的天然仇视，在表面平静、温和的气氛掩盖下，还是相当激烈的。
而在现实生活中，作者写作此书前后所处的境地，西方势力不断在苏联寻找和培植自己的代言人，也同样表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确是相当激烈的。
二
克劳贝格，60岁，前德国纳粹党冲锋队队长（1941年德国攻入苏联后抵达列宁格勒，受命将大批名贵艺术品装箱运往德国小组，期间曾多次残忍杀害苏联公民），现在的身份是英国新世界出版公司小组负责人。在此次前往苏联执行小组任务的前夜，他对俄罗斯人在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作了回顾和总结。
难堪的往事使他感到沮丧。他反思道：“俄国人的精神力量，是他们德国人在1941年所不了解的，所没有估计到的。俄罗斯人，即使似乎被击溃了，即使在战争爆发、几乎全线撤退的最艰苦的几个月里，他们连一小时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战败者。没有，一分钟也没有，一秒钟也没有，一刹那也没有。”“看来，1941年的时候德国人不大了解俄罗斯人，不大了解他们的共产主义制度。现在，这个世界最精锐的力量都团结起来反对他们了。研究和总结过去的全部经验，在四分之一世纪之前没有办到的事情，如今一定要办到，而且要在不太遥远的年月里把它办到。”（第17页）
西方情报机构一位负责人对即将启程赴苏联的四人小组组长克劳贝格约谈时，讲了这样一番话：“请您仔细听我说，将军们醉心于用原子弹和氢弹打击共产主义，但这个办法一年比一年更不可靠了。如果我们用这些东西打击他们，我们就会受到同样的、也许更沉重的打击；何况，在核大战中，不会有胜利者，只会产生死尸。更确切一些，只剩下灰烬。直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新的、更有威力和更具有破坏力的战争工具足以摧毁共产主义，首先是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但是不管有没有这种工具，消灭共产主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消灭它。不然它就会消灭我们。你们德国人，克劳贝格，为了要战胜俄国，一切手段都用过了。成批地杀人啦，焦土战术啦，残酷的恐怖行动啦，还有‘虎王’坦克、‘费迪南’大炮等等，但是，俄国人仍然没有被打败，而你们自己却垮了台。原因在哪里？原因就在于你们没有事先去动摇苏联的制度。这个方法不对头。”（第128页）
同是小组成员的沙皇俄国大臣的儿子萨布罗夫已经几十年没有回到自己原来的祖国。作为白俄的后代，他在卫国战争初期协助德国人抢夺苏联的艺术珍品，后脱离了党卫军队伍，先在德国居住，再后来隐姓埋名转到意大利都灵附近开了一家小旅馆并以此为生。他是地道的俄罗斯人。但身份早已没有了俄罗斯人的痕迹。他与四人小组的其他人不同，对返回苏联既兴奋又不安。满脑子都是各种各样的问题。
美国特务波契雅·布朗小姐看出他的迷茫与疑虑，不失时机地主动做他的工作。“看到您那么有兴趣，那么惊奇地瞧着要到俄国去的那群人，我多少能猜到您在想些什么。我们那些不是专门研究苏联的西方人，对苏俄有一种很错误的概念。告诉您，那里已经不是您所想象的样子了。我们已经把这堵墙打穿了！好不容易啊，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毕竟打穿了……缺口一打开，俄罗斯的防线也就削弱了。但还得扩大战果。我们有一套搞垮共产主义，搞垮苏联社会的十分完整的计划。首先从精神世界下手。用我们的一套去影响他们。一个人即使在青年时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坚持无神论，到了晚年也会感到前途茫茫，惶惶不安。这时候，他就很容易接受上帝的道理。现在信教的人越来越多了。第二条，对中年一代，我们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也就是通过我们的无线电，通过交流各种画报，特别是通过有上流社会生活镜头的电影，在他们身上唤起追求舒适、追求物质享受的愿望，千方百计使他们热衷于追求享受、购买东西和积累财富。我们相信，这样一来，他们就不会再考虑到社会问题和社会利益，就会丧失使他们能够强大和巩固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们就会感到挣的钱太少，他们就会要更多的钱，于是走上贪污盗窃的道路。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存在了。第三种途径，也就是最主要的一条途径，可以搞垮他们的社会。青年，这是供我们播种的最肥沃的土壤。青年人的思想是这样的，对于一切限制他们自由发展的东西，一概猛烈反抗，如果你能让他们从任何约束，譬如说，从任何对社会、对成年人、对父母承担的责任，从道德底下彻底解放出来，用这样的口号去号召他们，那么，他们就属于你了。”（第203-204页）
布朗小姐接着说，“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大学里人心动荡，出现了地下刊物和传单。从前的偶像和权威完全被推翻了。敢作敢为才称得上英雄好汉。还有我们在这里机场看到的那些关于在舞台上摆动大腿的宝货，也是我们的武器之一。他们在俄罗斯人那里制造纵欲的气氛，把青年人从公共利益问题吸引到完全是个人纵欲的色情世界。这样做是大有必要的。这一来，共青团就削弱了。他们的会议，他们的政治学习就徒有形式了。一切都是为了做给人家看的，都是表面文章。在它们的掩盖下过着个人的、纵欲的、不负责任的生活。到那个时候，在一批对社会问题漠不关心、不闻不问的人当中，那些喜欢西方制度超过喜欢苏维埃制度、共产主义制度的人，就会显露头角，逐步成为各种重要组织的领导。这个过程是缓慢的，需要耐心等待。但在目前是唯一能够实现我们计划的办法。我这里指的是俄国。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我想要好办一些。我们的试验在一些国家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未来的几年将表明这种试验会有什么结果。如果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把俄国解决掉。上帝，但愿快一点！”（第205-206页）
萨布罗夫：“那是不是说，西方在1919、1920年没有达到的目的，过了半个世纪，现在可以达到了？就是说，离这个目标很近了？”
布朗小姐：“不，不那么近。俄国现在还是充满了狂热的人。有老年人，中年人，甚至于还有青年人。他们一点也不让步。宗教也好，发财致富也好，什么都不能把他们拉过来。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广大群众面前，败坏他们的名誉。宣布他们是斯大林分子。我们用这个办法搞垮了很多人。这个名词是当年托洛斯基先生巧妙创造的，我们就加以利用了。”“这些名词可以用来加在那些著名的作家、画家、作曲家、科学、演员和戏剧家的导演头上，加在那些尽管已被视为斯大林分子，但是还在继续坚持和实行所谓艺术的党性原则，按照他们有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作的人们头上。他们现在还在支配广大群众的思想，他们还在控制人们的精神世界，因此凡是能够用来反对他们的手段，都是好的。”（第206-207页）
四人小组在荷兰和苏联边界接受苏联海关和边防人员检查时，都紧张地注视着这些手续，谁也不再吭声。他们都在想，“这就是苏维埃俄罗斯！不管纽约、伦敦、马德里、慕尼黑怎么嘲笑它，嘲笑它的制度，但是一旦面对着它，你就会感到它是一个威严的大国，它的道路你是不理解的，你在它面前就象一只小甲虫、小瓢虫，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且你无法战胜这种感觉。”（第217页）
入境苏联几天，萨布罗夫与当地青年人有了初步接触，深夜回想起布朗小姐对他说过的那些话，不禁感慨：“这么说，那些性感炸弹、头发不剪的吉他弹奏者、西方电影、以及别的‘搭桥’方法，目的只有一个：腐蚀苏俄青年纯洁的灵魂，拆共产主义的墙脚。我何必去干这种事呢？当年加入希特勒的军队，就拆过一次‘墙脚’了。他已经尝过滋味了。不，布朗小姐别在他身上打主意了。他不是她的同伙，也不想搞清她的底细。”（第204页）
令克劳贝格沮丧的是，按照新世界出版公司的决定，这个小组真正的领导人根本不是他，而是波契雅·布朗小姐。伦敦方面决定，在他们许多无比重要的活动中，今年夏天要在瓦解和挖掉苏联社会的思想和道德基础这个工作上花上几万英镑。英镑背后就是美元。企业是美国的。他和萨布罗夫只不过充当它的伪装网，好让小组不致在飞来的空中就被发现，被摧毁。根据基本计划行事的是波契雅·布朗和尤金·罗斯两人。他们两个也都有白俄血统，是反苏的垃圾。他们什么事都能做，他们没有良心，没有价格，没有祖国。他们听从主人差遣，在一切反苏的电台和报馆都有他们这种人。
入住宾馆一些时候，萨布罗夫告诉克劳贝格，波契雅·布朗每天都把一些俄国小伙子拉到自己房间。于是，克劳贝格同波契雅·布朗有了一次交锋。
克劳贝格：“我觉得您在莫斯科找到了更有趣的东西。”
波契雅·布朗：“我早就告诉您，不是您的事情不要去过问。”
克劳贝格：“因为您做的事，尊敬的小姐，俄国人非常不喜欢。他们不愿意让他们的旅馆变成幽会的场所，万一您的风流韵事暴露，就会大大出丑。您既损害了自己的名誉，也损害了我们小组和我们整个事业的名誉。”
波契雅·布朗：“哼哼，德国人过去一向是个有模范道德的民族，而结果呢，你们却从党卫军中挑选人才成立纯种公马研究所，专为你们那些德国寡妇以及丈夫在前线的女人服务。”
克劳贝格：“胡说八道。我看不起你们的道德。问题不在于道德。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顺利完成委托我们做的事情，不出任何事故。”（第321-331页）
三
费利科斯，机器制造工业部局长的儿子，人很聪明，兴趣爱好多，但学习考试往往不尽人意，换了几所大学，忙着恋爱、结婚又离婚，最后进入一家工厂当工程师。他到是很注意观察社会，观察人们的生活与工作，也有一些自己的感受。
首先，“他了解自己的父亲，了解父亲的许多同志，知道这些人都担负着过分繁重艰巨而局外人不会知道的工作。没有这样的工作，国家就不能存在，也不能顺利地发展了。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健康、他们的生活全都献给了这种工作，因此他们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致去追求什么时髦的东西，追求通常来自西方的流行服装。费利科斯觉得可笑的反而是这类人：他们生怕别人说他们是保守分子和教条主义者，就抢着赶时髦，把宽大的裤子改成窄窄的；过一两年，又完全按照阿飞或牛仔的服式，把膝盖以下那一段裤腿放得特别大；他们又在上装后边开一道衩，逐渐发展到在两侧开两道衩，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竟然不懂得他们已经不是青少年了，肥大的臀部是必然要突破外国模型工人和服装工人这些新产品的束缚的。”（第98页）
费利科斯经常和他的厂里伙伴就某些问题展开讨论。“大家思考着，争论着，希望弄清一些当代的问题。各种事情他们都要过问。因为他们是生活的真正主人，是国家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今天和明天的创造者。”不过，费利科斯同时认为，这些工人兄弟把某些事情看得太简单，对某些问题又判断得过于匆忙，当然总的方向是对的。他们也在议论：“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激动着厂里的工人、技术员和工程师。在这些似乎非常特殊、跟生产关系不大的问题背后，却有着很大的政治意义，反映了两个对立的世界的斗争。”（第100页）
费利科斯越是深入工厂的生活，对许多事情也就越是理解。“主要是他已经懂得，整个国家的基础是他们这些奋不顾身的劳动者，而不是艺术界和经济部门的一些颠倒是非的人。可惜的是，这类人的声音比勤勤恳恳、不声不响埋头劳动的人的声音要高，而且发表意见的机会也更多。要是能更多地听到工厂工人的声音，同时他们的声音也更加响亮的话，那些颠倒是非的人就不能那么随心所欲了。”（第102页）
对国家、对社会、对工作有了这样的理解，费利科斯自认为已经很不错，便要求父亲——机器制造工业部的局长萨马陵毫无保留地对他说一说，他对当今苏联的青年有些什么看法。
父亲把报纸一推说，“我的朋友，目前世界局势很紧张，象根绷紧的弦，一碰就响。敌人正在向我们进攻，这种进攻也许比1919年十四国对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进攻更加可怕。问题在于你们麻痹大意，你们对外国和我们本国的爱好和平的空谈过于轻信了。《圣经》里那只嘴里衔着橄榄枝的鸽子成了你们的标志。究竟是谁把它悄悄塞给你们，来代替镰刀和锤子的呢？鸽子是来自《圣经》，来自所谓的‘圣书’，却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啊，费利科斯，你们太轻信了……”（第110页）
父亲接着说道，“最近报上几乎每天都提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的法西斯政党，所谓的‘国家民主党’，虽然字数不多，而且是用小号字排的。但这是严重的威胁。多年来我一直说：只要法西斯主义在西德复活并且掌了权，就得想到新的世界大战了；不管法西斯主义玩弄什么花样，它依旧是腐朽、血腥的法西斯主义，依旧是帝国主义兽性的产物。我过去这样想，现在还是这样想……”（第110页）
父亲继续告诫儿子：“费利科斯，当年我们做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我们的工业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能够大规模生产最现代化的武器去应对战争；提供粮食的农业完全实现了集体化，因而非常稳固。由于及时消灭了富农，击溃了党内各式各样的反对派，‘第五纵队’也不存在了，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情，谁也没有忽视过。”（第112页）
儿子反问：“你说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父亲：“我的意思是这样：希望你们行动起来，努力使我国今后在经济异常强大，在思想上远远胜过敌人，对正义怀有坚定的信心，对我们的事业无比忠诚；同时，要和那些企图动摇、破坏和削弱我们信念的人展开毫不调和的斗争。”（第113页）
四
在大学期间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苏联姑娘嫁给了意大利留学生斯巴达，并随丈夫来到意大利都灵工作和生活。列拉搞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上街游行示威，反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意大利建立众多大规模的设施。
有位意大利共产党人向列拉详细讲述了当前的形势：“意大利人，指的是全国劳动人民，对政府越来越深地把意大利拖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计划极为不满。法国人摆脱了这个罗网，戴高乐将军是个十分坚强的人物。而我们国家就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执政者不爱国，唯命是从，就象家兔落进了蟒蛇的嘴，乖乖地迎合美国人的计划，而美国人一心要甘愿效劳的意大利去填补顽固的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空缺。可我们也不是听人摆布的小卒，我们反对这种肮脏的勾当。”（第256页）
列拉回家向丈夫斯巴达问询这一看法，不料遭到丈夫的猛烈抨击。“好漂亮的苏联式的蛊惑人心的宣传呀。你们总是拿工人和集体农民的利益去衡量一切。听腻啦！人类在前进，马克思那种探索和理论已经过时了。这是一百年或者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你们常常挂在口头上的工人，早已不再是唯一的革命阶级了。如今，到处都在闹革命：非洲和亚洲，连美洲各国也都在闹革命。列宁讲到社会主义革命时，说过社会主义革命万岁！对，我知道，但是说什么在我们意大利，在这个有高度艺术欣赏力的国家里，在这个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国家里，政权可以掌握在工人们手里，掌握在西西里和撒丁岛的雇农们手里，这就未免太荒唐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已经过时了，你们已经把它取消了，亲爱的。我们根本就不打算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这种专政我们还是过得去的。”（第257-258页）
列拉：“我的观点跟你不同。你心目中净是曼捷耳施塔姆、茨韦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巴别利（苏联不同时期持自由主义观点和主张去斯大林化的文学家），可我有生以来碰也没碰过他们的书，就算碰到，这些书也没有打动过我的心。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的世界观是受到跟他们截然不同的作家的作品影响而形成的。”
斯巴达：“你们受到你们的富曼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兼作家）这些人的影响，结果就被蒙住了眼睛！”斯巴达从桌子边跳起来，把书架上的几本书一抽，扔到沙发床上。喏，这就是你们看的书，喏！……《真正的人》、《莫斯科性格》、《克里姆林宫的钟声》……你们，你们，你们，只有你们才喜欢这样的书！可你们犯了最大的错误。”(第148页)
列拉和斯巴达这对夫妻，最终因意识形态分歧难以调和，感情破裂，列拉回到昼思夜想的祖国。对意大利和苏联的切身感受以及两相对比，使她坚定了积极投身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并且很快找到了与她志同道合的爱人。斯巴达则沿着西方的道路越走越远。
从事翻译工作的伊娅小姐头脑清醒，她在同四人小组成员萨布罗夫接触中，萨布罗夫不解地问起诸如苏联禁止本国人同外国人接触、政府对待宗教和教堂的态度等问题以及一些文化现象。伊娅回答说，外国人要是用西方宣传所提供的现成看法来看待苏联现实的话，总会把自己弄得狼狈不堪。
“我们这里绝不是样样都妥帖，但也绝不是象您所想的那样一塌糊涂。我们的问题是另一种性质。我们希望我们这里搞得更好些。可是我们根本不希望我们这里搞得和你们那里一样。当然，您会遇到一些想法不同的人，也会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但我所说的是大多数人，是人民。您在我们这里还会碰到这样一些人，他们觉得我们社会的框框太狭隘了。一种是很有钱的人；另一种是由于革命，不再有可能弄到很多钱的人。对很有钱的人来说，在我们这里使用这些钱受到一定的限制。汽车、别墅、磁带录音机、电冰箱、花瓶、首饰盒子、地毯和水貂皮大衣，就到此为止！太平洋的岛屿不能买，情妇不能养，牛不能斗，‘法本工业公司’的股票不能收购。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这些东西。那么什么地方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呢？在西方。至于第二种人，他们把国际上任何紧张局势都看成是一种希望：一切可能还会来个大变化，苏维埃政权可能会自由化，自由到这个政权根本不再存在，于是议会制时代就会到来，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指日可待了。也就是说，他们将有可能提出继承他们父母和祖父母遗产的法定权利。”（第287页）
五
看得出来，《你到底要什么？》这部小说里出现的作家布拉托夫，很大程度反映的是作者本人的经历。
作者感概地说，布拉托夫和那些跟他志同道合的人，多少年来每出版一本新书，每在报上发表一篇文章，每在电台作一次演讲，都会使另外一些人感觉不舒服。这些人企图埋葬共产主义理想，丑化十月革命和最初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的英雄，甚至怀疑革命本身，怀疑它的正确性和必然性。
布拉托夫早就懂得是谁在对他开枪，而且清楚地看到，这枪不是本国货，而是外国产品。经常在被射击的状态下生活和工作是不容易、不简单的，但同时又有意义，有它的乐趣。对方狡猾，灵活，会随机应变，能利用各种机会对他进行攻击。
如果布拉托夫在作品中刻画劳动人民，反映他们的劳作进程，表现他们劳动的美，那么，对方就把他这样的作品贬为“生产小说”；如果他集中注意力描写英雄人物的家庭生活，对方又会给他贴上另一个标签，叫做“日常生活小说”，甚至说它很“拙劣”；如果他提出社会问题，人家又说这是“政论小说”，还会加上个“赤裸裸”的形容词；“如果写出了“故事”，他们就质问他：“你的故事细节呢？”而如果有了“细节”，他们又大叫大嚷：“您的故事在哪儿呢？”
布拉托夫来到30多年前工作的车间，那里还有一些战前他就认识的老工人。一位老装配工对他说：“根据最新的历史事例来看，我们现在越来越可以肯定，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革命改造。不管你朝哪一个国家看，如果那里忘掉了工人阶级，就不会有任何好结果。可是有人却对我们说：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根本不在于工人阶级。他们说，问题在于阶级斗争一般来说开始熄灭了，阶级本身已经不再存在。”（第297-298页）
布拉托夫表示赞同并补充道：“讨论工人阶级的命运问题，不正确的宣传可以歪曲一切。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工人阶级被抛到一边，弄得人们对工人阶级产生了错误的看法。有人开始大发宏论，说什么这个阶级总的说来会不会逐渐消亡，变成技术员和工程师的阶级，也就是不再成为一个阶级了。”（第301页）
布拉托夫继续说道：“工人们想装作办事员，事务员，随便装作什么人都可以。只要不是工人。这是谁的过错呢？这是谁造成的呢？是那些害怕工人阶级的人。他们知道工人阶级是资本家的掘墓人。资本家开足他们的宣传机器，一天又一天地影响年轻人的思想，翻来复去尽唠叨这几句话：马克思关于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学说过时了，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已经没有了，有的只是生产全过程中的伙伴。有些老板甚至出售一定数额的股票给工人，后者好象就变成合股者，也成了企业的老板。这一来，当然就不是工人了。这种手法巧妙吗？工人阶级的作用问题是今天世界上头等重要的问题之一。有一些革命政党失去了现实感和远大理想，忘记了它们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于是溶合在平庸的群众之中，不知不觉地渐渐变成小资产阶级的政党，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行，朋友们，没有工人阶级，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任何革命行动和革命改造都是不可能的。”（第302页）
作者继续借布拉托夫这位作家之嘴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严禁敌人的破坏活动，也造成惩罚从事这类活动的人，我主张禁止各种各样欺诈舞弊行为，也赞成强迫这些流氓骗子去从事正当的劳动。这类螺丝我深信应当拧紧。不拧紧螺丝，机器就会松开来，停止转动。不过，这不是斯大林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这是斗争的方法，想出些恫吓人的专门名词，在什么‘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等等名词上投机。使用这种手段从臭虫藏身的缝隙里爬到光天化日之下来的各种败类不知道有多少！”（第407-408页）
六
有一段时间，萨布罗夫晚上的安排，都是到剧院或去听音乐会。夏天正是巡回演出的时候。音乐会是由各民族共和国的乐园演出的。萨布罗夫感觉，它们的艺术是乐观主义的，具有深刻的人民性，丰富多彩，内容充实。而且1917年以前俄国没有这种艺术。他暗自思忖，“新俄罗斯的力量就在于，新政权给予了全国各民族自由发展的可能性。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先例，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国家制度。过去有些帝国虽然强大，却是建立在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的基础之上的，这就促成了它们的垮台和覆灭。”（第383-384页）
剧院里的人们休息时一会儿对他谈到钻石产地的生活情况，一会儿又谈到新近发现大油田的那些地方的生活情况。有些人一生都是在莫斯科度过的；有些人一生漂洋过海，到过各种不同国家；有些人搞技术，另外一些人从事科学研究；有工人也有脑子劳动者。萨布罗夫了解到，并不是所有人生活都得到同样的保障，有些人收入微薄，另一些人则生活阔绰。但没有乞丐，也没有特别的贫困。国内绝没有失业现象。房租之低闻所未闻，和工资相比，简直微乎其微。而最重要的是人们有最广阔的天地。人人都可以向某方面不断前进、发展，而且这种前进和发展是没有止境的。
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对萨布罗夫说，“说实在的，如果按庸俗的观点看，也没有什么。我们都是凡人，都是血肉做成的，体温三十六度六。但是叫人心里不好受——我们奋斗了50年，忍受过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啊，是自愿忍受的，甚至是乐于忍受的……在战场上牺牲生命，在工地上双手受伤流血，新人的品格，出色的苏联人的品格，已经渐渐形成了，他们彼此的关系不是如狼似虎，而是兄弟，同志……可没有想到，五十年前在各种各样的游艺场和滑稽戏园里的舞台上流行的扭屁股，还有形形色色的花样游戏又出现了。各种文化管理机关、青年组织应当制止这种现象，但他们却不闻不问。所以我说：漠不关心是很可怕的。”（第385页）
看来，苏联人最大的忧虑是如今的年轻人太轻浮，太不懂事了一些。不是人人都了解，危险在于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阵营构成经常性的威胁。年轻人对待生活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是萨布罗夫许多交谈者甚感忧虑的原因。
对苏联，对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进行近距离观察并同苏联各界人士密切接触之后，萨布罗夫这位沙皇俄国大臣的儿子、流亡国外的白俄，一个手上沾满俄罗斯同胞鲜血的人，内心出现了深深的自责、忏悔。他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祖国。不是因为祖国抛弃了他，而是因为他自己曾犯下不可挽救的致命错误。他穿上一身德军制服，就把回到祖国的可能性一笔勾销了。正因为他内心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他对整日无聊闲逛、没有进取精神的苏联青年甘卡直接了当地说：“你要学会做主人，做伟大国家的主人！做伟大事业的主人！做俄罗斯的主人！今天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民族不受到苏俄这样那样的影响！有些人羡慕它，有些人模仿它，还有些人学习它，甚至不肯承认这一点。未来是属于那些走俄罗斯道路的人的。”（545页）
面对甘卡惶然不知、麻木不仁的表情，萨布罗夫愤然提出问题：“那么，你回答我，你到底要什么？你要叫构成苏联人民的俄罗斯人和一切其他民族的人都变成灰烬，去给欧洲或者美国的土地做肥料吗？你要让俄罗斯仅仅局限在乌拉尔以东，而在乌拉尔以西，让你们的整个民族都被消灭干净，以便征服者住到你们的国土上来吗？西方宣传员用来引诱俄罗斯青年的西方‘民主’的到来，绝不是要给你们带来琳琅满目的日用必需品，却是要你们各民族毁灭，要你们国家灭亡，要俄罗斯灭亡。所以，首先要自己回答这个问题：你到底要什么？要么做刚才我讲的事情，要么做你的人民号召你去做的事情。第三种选择是没有的。”（第546-547页）
时间不长，四人小组中的两名成员，克劳贝格和波契雅·布朗都被迫离开了苏联。前者是因为被几十年前一个曾经的俄国同伙认了出来，他害怕被苏联当局抓捕，即刻飞往巴黎，逃出苏联。后者则是由于行为放浪，在普通民宅与苏联青年大搞脱衣舞酒会而被举报，被美国驻苏使馆下令立即辙离苏联。故事到此告一段落。
七
现在再来谈谈小说作者的情况。弗谢沃洛德·阿尼西莫维奇·柯切托夫（Всеволод Анисимович Кочетов）是苏联著名作家（1912-1973）。他的一生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对苏联的热爱，始终保持着依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创作文学作品的激情，对人民群众特别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勤劳勇敢的形象和集体主义精神大加赞美和弘扬，对一切他认为不符合时代潮流的说法和做法提出批评。为此，他受到许多持自由派观点、主张去斯大林化的人的猛烈攻击，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对待。
柯切托夫出生在俄罗斯诺夫哥罗德一个普通家庭，是家中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从小就对阅读、写作和历史有兴趣。19岁毕业于列宁格勒一所农业技校，先当农艺师，后到造船厂做工。1934年，他发表了第一部诗歌集《守望》。1938年，柯切托夫在《列宁格勒真理报》找到一份工作，做通讯员。
1941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他转为该报战地记者。这期间，他根据实际情况写信给报社负责人，要求报纸告知读者战争的残酷性质。“我们不能让人民麻木。无论这些真相多么艰难，都必须公开勇敢地告诉他们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必须记牢记，我们是前线报纸，不是一般的平民报纸。我们不能把一些不仅敌人知道、而且全体人民都知道的事情再当作秘密来遮掩。”（https://ostkraft.ru/ru/articles/2143）
柯切托夫的鲜明个性和他的意见没有被报社所接受，他被编辑部除名，并开除出联共（布）队伍。
在战火纷飞、城市被围困之际，失去工作的科切托夫甚至连口粮配给卡都领不到。困顿了一段时间，柯切托夫于1943年10月进入列宁格勒的另一家报社《保卫祖国报》，依然以战地记者身份写稿，日夜奔走在前线。为表彰他的工作业绩，他被授予红星勋章。
授勋词中写道：“科切托夫中尉是列宁格勒最有经验的记者之一，在卡累利阿地峡的冬季战役中表现出色。他担任报社前线部门负责人，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他写的文章生动、深刻和真实。得益于柯切托夫同志一丝不苟的工作，报社获得了准确报道军事行动进程且军事方面无可挑剔的新闻素材。”在前线，柯切托夫被重新吸收为联共（布）党员。（https://ostkraft.ru/ru/articles/2143）
战后，柯切托夫成为专业作家。1946年到1950年间，他的几部中篇小说相继出版。其中一部《涅瓦河平原》，讲述了卫国战争期间苏联民兵英勇奋战，用生命打退纳粹军队进攻的故事。
1952年，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茹尔宾一家》问世。书中讴歌了造船工人茹尔宾一家三代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和生活，从而奠定了他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从事文学创作的基础。小说在苏联国内引起轰动，并被翻译成包括中文版在内的多种语言出版。
苏联科学院院士、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体会议的发言中，大声批评作家们不贴近生活，说20年时间只出版了几本好书，平庸之作却比比皆是。他以小说《茹尔宾一家》为例说道：“我们有哪个作家能像柯切托夫那样，与工人家庭、工程师家庭、生产革新者家庭、工厂党员家庭成为亲朋好友呢？屈指可数！不然的话，《茹尔宾一家》早就在莫斯科，而不是在列宁格勒才被挖掘出来。”（https://sholohov.lit-info.ru/sholohov/public/na-xx-sezde-kpss.htm）
这之后，《茹尔宾一家》被改编成电影，取名《大家庭》。凭借《茹尔宾一家》的成功，科切托夫成为列宁格勒作家协会书记。1954年，他成为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会员。他还是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50年代中期，科切托夫迁往莫斯科，并被任命为苏联主要文学刊物《文学报》的编辑。1961年，科切托夫成为苏联文学月刊《十月》的主编，直至1973年去世。
1956至1966年，他一直担任苏共中央委员。柯切托夫一生两次获得列宁勋章（1962年、1967年），还获得过十月革命勋章、红星勋章、“列宁格勒保卫战”奖章以及“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战胜德国”奖章、“英勇劳动”奖章。
1958年到1962年，柯切托夫撰写的两部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和《州委书记》相继问世。小说坚持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热烈地赞扬苏维埃国家的劳动者，延续并强化了工人阶级在社会上依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反映出他对赫鲁晓夫上台后全盘否定斯大林、大幅调整政策给苏联社会带来深刻变化的不解和保留。他的这两部小说以及他对苏联文学界的看法，在社会上引发激烈的争论。最后，苏共中央文化部作了表态，认为科切托夫的小说生动而深刻地刻画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形象，而技术人员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卫士，是苏联社会的主要凝聚力之一。仅这一点就值得支持。（https://ru.wikipedia.org/wiki/Кочетов,_Всеволод_Анисимович）
进入60年代中期，为了更好地创作，柯切托夫不断走访各地，与学生、工人、农民和地方领导人进行广泛交流，了解苏联社会出现的新现象（包括苏共领导人开始谈论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的成就、苏联开始实行五天工作制、普通公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和人们在新形势下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态度。另一方面，国际形势日趋紧张，美苏竞赛日渐激烈，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柯切托夫两部新的长篇小说——《落角》和《你到底要什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问世的。《落角》弘扬了布尔什维克和彼得格勒工人阶级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为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意在向人们表明，苏联还是要沿着列宁和斯大林开创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你到底要什么？》最初发表于1969年《十月》杂志的第9-11期。这实际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作者本人在其中以历史学家布拉托夫的名字和面貌出现。小说中的其他几个人物，如美国特务波契雅·布朗小姐和白俄分子萨布罗夫等，都有现实生活中的原型做基础。由于小说题材和其中的一些情景对话十分犀利、直逼和真实，随即在苏联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反对者和支持者大都来自文化界、科学界的高层及名人。
例如，同为作家并且担任苏联情报官员的恩斯特·亨利率先发起了反对正式出版《你到底要什么？》一书的活动。他起草了一封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联名请愿书，包括多名科学院院士在内的20位重量级学者、作家和老党员在请愿书上签了字。请愿书罗列了一大堆罪名，如“丑化苏联青年、诋毁我国社会、挑拨社会各阶层关系、煽动体力劳动者反对知识分子、美化斯大林、反对党在新时期的路线”。（https://regenta.livejournal.com/1293967.html；https://kprf.ru/history/soviet/186885.html）不仅如此，他们还组织撰写批判文章，召开“研讨会”予以声讨。气氛变得骤然紧张。
勃列日涅夫总书记的助理维克多·戈利科夫随后向总书记作了汇报。他写道，“请愿书是由某些惯于从事类似活动的团体策划的，他们在用“斯大林主义”的帽子恐吓所有人。柯切托夫的小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困扰我们社会的某些丑恶现象。我们的社会存在瑕疵和污点，而且数量不少。如果我们掩盖它们，瑕疵就会滋生蔓延。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报刊、文学和艺术领域与之展开斗争，那么这种弊端就会蔓延到更广泛的人群。勇于同社会各种瑕疵进行斗争，才是保护人民的最佳途径。与这些不良现象作斗争必须巧妙而谨慎。我们绝不能让这场斗争演变成对整个社会的抹黑运动。但我们也不能保持沉默，因为沉默会滋生危险的自满、不作为等等。总的看，我认为这部小说的目的在于提高苏联人民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干扰破坏我们社会的警惕。它要苏联人民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阶级斗争激烈的世界，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都在以前所未有的强度加剧着。”（https://litrossia.ru/item/8387-kto-ostanovil-travlyu-vsevoloda-kochetova/）
《静静的顿河》一书的作者肖洛霍夫，也对柯切托夫给予了有力支持。他在1969年11月11日写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写道：“目前围绕《你到底要什么？》的小说存在着争议和分歧。柯切托夫在小说中揭露意识形态战线上的敌对分子对我们社会的渗透，应该说是一项重要而且很必要的任务。他的写作水平并非尽善尽美，但现在对他进行有组织的攻击，对我们的事业并没有好处。有人甚至急于指责柯切托夫犯有各种罪行，在我看来并不公平。”（https://litrossia.ru/item/8387-kto-ostanovil-travlyu-vsevoloda-kochetova/）
请愿书和信件在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之间传阅，但勃列日涅夫未置可否。但随后被下令此事不得在报刊上讨论，小说也不得出版，无论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不得再发声。1970年，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一家出版社印出了这部小说，但随后全部（6万册）被收回。与此同时，这部小说却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并在国外出版。1972年，中文译本也在中国出版发行。难怪当时有评论说，“这位反对资本主义国家扩张和西方价值观的作家所写的小说在西方随处可见，但在他的祖国却居然很难找到，岂非咄咄怪事。显然是它的发行受到了限制”。（https://ostkraft.ru/ru/articles/2143）
柯切托夫后来患上癌症，多次接受手术，最终因不堪忍受病痛折磨，于1973年11月4日在家中开枪自杀。他被安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去世后，他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闪电击中山峰》，经过编辑后在《莫斯科》杂志上发表。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你到底要什么？》一书于次年得以正式出版，发行量10万册。以后又多次再版。
柯切托夫不在了，但人们并未忘记他，更没有忘记他写的小说。半个世纪过去，俄罗斯经历了苏联解体、乌克兰危机等重大事件，国内外形势可说是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俄罗斯再也回不到苏联时期。遗憾、怀念和反思越来越多。
有人说，科切托夫始终坚持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写作，他的一系列作品构成20世纪下半叶苏维埃文学（苏联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人说，科切托夫用手中的笔纪录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描绘了苏联红军战士和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光辉形象，为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发出了警醒与忠告。
有人说，柯切托夫反对去斯大林化，认为动輒给人扣上“斯大林分子”的帽子，不过是为了掩盖西方自由主义对苏联社会的大举渗透，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远见的。柯切托夫的一生，是充满创造力的一生，是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奋斗的一生。
还有人说，多少年来，西方打着“民主”和“普世价值”的旗号，面带微笑地向我们承诺友谊和合作，结果呢，在这些笑容背后，苏联解体了，之后北约又从四面八方包围了俄罗斯，并且至今仍在这样做。如果苏联领导人早一点接受柯切托夫等人发出的警告，是不是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https://litrossia.ru/item/8370-chto-napugalo-nomenklaturu/）
（作者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文库”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