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在微博上发了一段长文，我的一位老师在朋友圈转发并明确表明支持态度。我在他朋友圈回复，有些观点恰恰相反。
读完胡锡进先生的小文，我首先想说：胡先生，您是老党员，老报人，您的焦虑我懂。这些年，从《我本是高山》到《人生之路》，再到今天的《生万物》，每一部试图用“人味儿”去触碰历史的作品，几乎都会在舆论场里被撕成两半。您担心“扣帽子”会窒息创作，我完全同意；但我也担心，如果我们把“反对扣帽子”变成另一顶帽子，可能会错过一次真正该进行的讨论。我们不妨把节奏放慢 0.5 倍速，再聊一次。
一、“央视播出”不是讨论的终点，而应是起点
您说：“央视都审过了，还能有多大问题？”——这句话在逻辑上成立，在情感上却可能把观众推开。
央视的把关确实严格，但“严格”不等于“完美”。从《武大头传奇》被剪成“武大头”，到《雷霆战将》下架重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播出之后被观众重新审视、甚至倒逼修改，本身就是中国电视剧生态的一部分。把“播出”当成免死金牌，等于把观众从合作伙伴推向对立面。观众不是来“找茬”，他们只是把“被剪掉的辫子”重新捡起来，问一句：“为什么剪掉？剪掉之后，我们失去了什么？”
以“央视播出”和“有关部门审批”作为作品政治正确的担保，这种逻辑是站不住脚的。审批机制是流程保障，但真理越辩越明，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应当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历史上不乏经过审批但仍存在问题的作品，这正是需要文艺批评的原因所在。把审批当作“免批评金牌”，实际上是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
二、“美化地主”是帽子，但“回避剥削”可能是漏洞
您说，一些观众指责《生万物》“给地主洗白”是上纲上线。我部分同意——如果这种指责只是喊口号、贴标签，确实伤人。但我也看到另一种声音：观众并非要求电视剧把地主都拍成青面獠牙，而是希望看到“土地制度对人的异化”被真正展开。
《生万物》里，男主角宁家少爷给长工送棉袄、和长工女儿谈恋爱，这些细节本身没问题；问题在于，当镜头一次次对准“少爷的善良”时，土地租金、高利贷、雇工的人身依附关系却被轻轻带过。这种“不对称的温柔”，才是观众不适感的来源——不是“不能有好人”，而是“好人的好，不能建立在结构的沉默上”。
换句话说，观众未必想看“阶级脸谱”，他们想看的是“制度如何把人变成脸谱”。当电视剧用偶像剧的柔光滤镜，把“地主家的儿子”拍成“民国版霸总”，却回避了“霸总的钱从哪儿来”，这种叙事就天然带着“美化”的风险——虽然不一定（也不好说）是创作者主观想美化，而是结构性的留白造成了美化。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文艺批评需兼顾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而政治标准的核心在于“是否利于团结群众、推动进步”。若作品以“人性复杂”为名消解阶级矛盾的历史本质，则构成对公共价值的消解。
三、警惕“极端”，但别误伤“较真”
您担心“扣帽子”会扼杀创作，我完全理解。但我也想提醒：在今天的中文互联网，“极端”和“较真”经常被混为一谈。
极端是：“这部剧就是给地主招魂，应该封杀！”
较真是：“这部剧对土地制度的呈现是否过于温柔？是否可以更复杂？”
前者是情绪，后者是问题。如果我们把所有“较真”都当成“极端”，结果就是创作者越来越不敢碰“土地”“宗教”“民族”这些硬题材，最后只能拍“甜宠+职场+轻喜剧”——那才是真正的创作萎缩。
真正的保护创作，不是消灭批评，而是让批评更具体、更有建设性。比如，与其指责“美化地主”，不如问：“如果下一部剧想拍‘地主家的好人’，该怎么拍才能让观众同时看到‘好人背后的坏制度’？”——这才是对创作者的帮助。
文艺作品的生命力，不仅在于传播，更在于与公众的良性互动。面对争议，与其强调“不被带节奏”，不如鼓励创作方、播出方以开放的态度回应质疑：若批评合理，便吸收意见完善创作；若存在误解，便通过解读厘清认知。这种互动不是“向激进妥协”，而是文艺作品扎根社会的必然要求。正如先生所说，“我们需要文艺批评”，但真正的文艺批评，既包括对极端言论的抵制，也包括对价值导向的坚守；既需要包容创作的“试错空间”，也需要明确批评的“底线原则”——这个底线，就是不能用“艺术想象”替代历史真实，不能用“娱乐化表达”消解价值重量。
我们期待宽阔的创作空间，更期待有担当的文艺作品。这种担当，不仅在于展现生活的美好，更在于正视历史的复杂、回应社会的关切。公众的理性审视，不是文艺创作的“敌人”，而是帮助作品更有深度、更有温度的“朋友”。
四、“政治正确”的另一面，是“市场正确”
您提到“不要让政治正确极化”，我想补一句：也要警惕“市场正确”的极化。
《生万物》收视率确实高，但高收视率不等于“无懈可击”。收视率是由“想看故事的人”撑起来的，而“对历史较真的人”可能恰好不是收视率贡献的主力。如果我们用“收视率”来反驳“历史争议”，就等于把“沉默的大多数”当成挡箭牌——这对观众不公平，对历史也不诚实。
文艺作品不是论文，不需要“无一字无出处”，但它必须面对“情感的诚实”：当长工的女儿爱上少爷时，她的内心有没有过挣扎？当少爷给长工送棉袄时，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棉袄来自地租？——这些细节不拍，观众就会觉得“假”；拍了，哪怕拍得笨拙，观众也会觉得“真”。
“真”不是政治正确，而是情感正确。况且，文艺作品从来都不是价值中立的，特别是在涉及重大历史题材时。中国农村的阶级斗争历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主阶级作为封建剥削阶级的代表，其对农民的压迫是客观历史事实。任何对这段历史的呈现，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维护社会主义文艺的创作方向。如果一部作品在呈现地主形象时确实存在美化倾向，那么提出批评不仅合理，而且必要。
五、最后，还想说几句话
老胡，您说“意见有就有，但《生万物》该播还得播”，我完全同意。但我也想补一句：播出之后，创作者不妨听听那些“不极端的较真”。
中国电视剧的黄金时代，从来不是“零差评”的时代，而是“差评能被听见”的时代。《雍正王朝》里，雍正杀刘王氏的桥段当年被骂“洗白暴君”，但创作者没有说“观众不懂历史”，而是把“刘王氏案”的来龙去脉拍得更细，最终让观众自己看到“制度吃人”——这才是真正的“用作品回应争议”。
《生万物》如果能拍第二季，不妨让宁家少爷在某个深夜，听到长工们算地租的算盘声，突然意识到自己送的棉袄不过是“从羊身上剪下的毛再织成布”。那一刻，他的善良才有了重量，观众也才能真正相信：这不是“民国偶像剧”，而是“人”的故事。
《生万物》作为央视主推剧目，其收视率背后是数亿观众的集体观看，若其叙事存在历史认知偏差，将直接影响公众对革命史观的集体记忆。您以“该播还得播”强推争议作品，实则是将商业利益凌驾于社会效益之上。近年影视作品中“小资产阶级情调泛滥”（如琼瑶作品被过度追捧）与“无产阶级叙事边缘化”（如童祥苓的坚守），已暴露出价值观的偏移。公众的警惕并非“极端”，而是对主流价值的自觉维护。
老胡，您说“社会需要宽阔的创作空间”，我举双手赞成。
但宽阔不是“没人说话”，而是“允许各种声音都有机会被听见”。所谓“包容”不等于无原则的放任。我们包容的是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是创作手法的探索创新，而不是在重大历史是非问题上的模糊态度。在阶级立场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文艺工作者必须保持清醒头脑。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已明确指出文艺为什么人服务这一根本问题，这一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停止争议”，而是“让争议更具体”。您将正当的意识形态批评指责为“极端”，本身就是一种极端化的言论。我们反对的是真正的极端化——即那些背离马克思主义立场、淡化阶级斗争、美化剥削阶级的创作倾向。健康的文艺批评是文艺繁荣的助推器，而不是什么“扼杀”。真正的文艺繁荣应当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是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立场上的繁荣。
毕竟，真正的强大，不是捂住别人的嘴，而是让自己的作品经得起别人张开嘴。所以，我觉得您当前的逻辑困境，折射出当前文艺批评的深层矛盾：当资本裹挟创作、流量异化审美时，若仅以“包容”消解批评，实则是为低质创作大开绿灯。健康的文艺生态，既需要央视的把关，更需要公众基于历史理性与公共价值的理性批评——这二者本非对立，而是文艺繁荣的一体两翼。
最后，我想对您说：《生万物》的争议绝非“互联网极化”的偶然事件，而是社会对历史叙事底线的一次集体校准。文艺创作可以探索人性复杂，但绝不能以牺牲历史真实性为代价；批评声音需要理性克制，但更需坚守阶级立场的历史自觉。唯有在尊重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创作自由与文艺繁荣——这无关“政治帽子”，而是关乎我们如何面对被鲜血与抗争写就的民族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