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四十多年来，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谣言，那就是大跃进期间我国饿死了3000多万人。谣言又是如何出炉的呢？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
可以说，直到1980年代初，国内外都没有那三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说法。一切肇始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49-1982我国每年的户籍统计数据。
美国人口学家的科尔，据此很快计算出1958-1963年我国的超线性死亡为2700万，约等于3000万，这正是3000万的最初源头。之后杨继绳用伪造市县志的办法，在《墓碑》一书中，说饿死了3600万。比如杨继绳说，江苏常熟市志记载饿死11000多人，但常熟市志并无相关记载。同样可笑的是，利用不同的数学模型，得出的差异竟然可达1000万。1985年我国一个课题组，通过所谓“严谨”的数学模型计算，给出的数字是1700万。
事实上，1983年的公布的户籍统计数字是有严重漏洞的，因为这张统计表上，“某年岁末人口数”-“上年岁末人口数”竟然不等于“当年出生人口数”-“当年死亡人口数”，这就违反常识。山东大学数学系的孙经先教授用了大量详实的调研，和严谨的数学模型，系统驳斥了上述谣言，揭示了真相。
实际情况是，这一户籍统计数字只记录了纸面上户籍数据，真实的户籍变动数据比这复杂得多：1.1956-1959年我国往城镇迁移了3000万人以上，其中1192万在城镇落了户，农村户籍却没被注销；2.1959年以前的死亡人口，约有750万没有被注销户籍。3.综合以上两点，1959年底，我国的实际总人口数要比户籍统计数少1942万，在1960-1964期间，这批虚假户籍人口被注销，造成人口统计数据直接减少1942万；4.由于经济出现重大困难，1960-1963年，3000万以上的城镇人口被精简到了农村，这期间漏报户籍人数1482万，原因是这部分人担心以后无法从农村户口迁回城市户口，干脆就不要户口，成了黑户；5.综上，就造成了1960-1964年间，我国户籍统计人数减少了3424万。但这些数字仅仅是统计数字的减少，并不是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
真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多少呢？如果以1955-1957的死亡情况为基准，结合三年困难时期的户籍统计死亡人数，可以得到那三年的“过量死亡”人数约为400万。
这400万人，一部分是“营养性”死亡之外的，包括传染病流行、农田水利建设中的意外死亡等；另一部分是营养性死亡，以河南信阳为代表的少数地区，甚至还比较严重，这批人全国约为250万。这才是真实的历史！
当然，立马有人会说，饿死250万就不是事情了？当然不能这么认，因为哪怕饿死几千个也不应该。由于政策失误，加上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三年困难时期的确饿死了人，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我们要批驳的，是80年代后有人故意夸大数字，以此抹黑毛主席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何看待三年困难时期数百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呢？
新中国建立在100年屈辱的旧中国基础上，建立在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上，起点非常低。建国初期，中国人均粮食产量只有208公斤。尽管1949年到1957年，人均粮食产量及粮食总产量有了大幅度增长（1957年为303公斤），然而远低于400公斤这个温饱线。直到1996年，我国经过多年奋斗，人均粮食产量才稳稳超过400公斤，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截止目前，我国自产粮食人均为500公斤。也就是说，即便是现代社会，即便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为起点太低，粮食问题的解决需要一个过程。
横向比较，1949-1976年中国人均粮食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印度等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印度直到80年代，每年因为饥饿死亡人口依然高达100万级。根据世界粮食计划署网站，截至2007年，全球每年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的人高达1000万，有9.25亿人饱受饥荒。
纵向比较，晚清、北洋时期和国民党时期，哪怕无战争、无灾荒，中国每年饿死的人都有几百万。正因为这样，晚清至新中国成立前，100年间中国人口几乎没有增加；而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由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76年的9.4亿，人均寿命也由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8岁。
所以，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新中国粮食和人口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放到全世界都是奇迹。用1959~1961年的局部、短时间的失误来否定新中国前30年的成就，就是以偏概全、居心不良。某些人只强调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口，不讲前三十年人口和粮食成就，是别有用心的。
以上信息，整理自这本书《毛主席史实热点释疑》上收录的一篇文章，作者孙经先。该书用了66篇文章，系统的澄清了80年代以来针对毛主席的那些恶毒的、卑劣的、广为流传的谣言，还清白于毛主席，还历史于真实，堪称谣言粉碎机；同时，该书还展现了毛主席的世界影响，及他老人家离世之后，那些曾经受过委屈的人，如彭真、黄克诚、罗瑞卿等，是如何站在历史的高度，公正的评价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的，堪称缅怀纪念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