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有过三落三起。1966年、1975年的后两次，一般人都熟悉，对他30年代的第一次起落，许多人就不清楚了。我们接下来就讲述小平同志的第一次落和起。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是，他到底有没有参加过遵义会议。
小平同志的一落是在中央苏区，他是被博古等人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挨整的。这次被整之前，小平同志先后担任了瑞金、会昌、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的书记。正是在瑞金期间，一苏大在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定都瑞金，小平同志自然也就成了“京畿大员”。博古们把小平同志、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4人确定为推行“进攻路线”的障碍，“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 “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对于四中全会后的新的中央领导表示极端不信任”。其实，无论在福建，还是在江西，这些支持伟人路线的人之所以挨整，就是因为他们按伟人的政策、方针办事。整他们，矛头就是对着伟人去的，只不过伟人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红军的缔造者、中央苏区的创建者，地位超然，有极大威望，不好直接狠批，就只好在两省各找代表人物了。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里写得很清楚：“到这时，我才知道福建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与毛泽东有关系。”也是从这时起，小平同志就被认定为了所谓的毛派。这四个人，毛、古二人没能参加长征，在南方坚持游击斗争中牺牲，谢在长征结束后不久牺牲，唯一活下来的就只有邓。当然，这里所谓的“毛派”，是博古们所扣的帽子，指的是思想上的认同，不一定需要组织上的联系。1989年5月，地位超然的他不也说嘛，“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尽管最初挨批之后处境艰难，李富春，也是小平同志留法时的至交，还是把他调到了江西省委当宣传部长，批判还在继续，之后四人被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小平同志被下派到乐安县下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再往后，因为五次反围剿，前方吃紧后方缺人，在老友贺昌的推荐和王稼祥的同意下，小平同志担任了总政治部秘书长。在总部干了个把月后，他就到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具体负责主编《红星报》，这就是长征最初小平同志的具体职务。
既然被博古们认定为毛派分子，自然小平同志这一次大落之后真正的起，也是伴随着毛主席而起的。伟人这次大落之后大起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遵义会议，这是一次生死危亡之际的重大会议，堪称伟大转折。这就引申出一个历时长久的风波，小平同志究竟参加了遵义会议没有？
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首次开馆，当时展厅中的与会人员名单没有他，也没有李德。这个名单是由公认的工作作风严谨、记忆力超强的周总理审定的。画家邱瑞明、章德明根据这个名单，加上翻译伍修权，创作了油画《遵义会议》，画中共18人。由于原始档案丢失，这个名单与目前找到的最早记录是一致的，这个记录是陈云做的，他在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指林彪、聂荣臻）、彭杨（指彭德怀、杨尚昆）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指李富春）及刘参谋长（指刘伯承）都参加。”当时的正式委员有，伟人、朱德、周恩来、陈云、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候补委员有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按陈云的记录，正式参会的共有17人。明显，这个扩大会议级别是非常高的。
1958年11月，书记处总书记小平同志，中办主任杨尚昆到贵州视察期间，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他不停地向随行人员讲述当年的情景，对遵义会议在哪间房召开，他坐在什么位置，都说得很清楚。这时伟人已经退居二线，主持一线工作的正是刘和邓。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长叫孔宪权，长征时是红三军团侦察参谋，期间因负伤流落在贵州，建国后才恢复组织关系。刚好杨尚昆当时是红三军团的政委，因为事关重大，孔就私下询问杨，杨答：“回京去查查有关档案资料，再回答你们。”孔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在二人返京后约很长的时间里，遵义会议纪念馆曾数次致函中办，询问查阅结果。中办就委托中央档案馆查找遵义会议原始文献，最终只查到一份“未署名的文件”，就是刚刚提到的陈云那个“传达提纲“。
中央档案馆在1959年5月28日的复函中说，“关于参加遵义会议都是哪些人的问题，我们在中央档案中未找到正式可靠的文件”，至于这份未署名的文件，“只能供参考之用”。于是，遵义会议纪念馆按照陈云那个记录，没有挂小平同志的照片。这时，本来是弄清楚问题的最好时机，毕竟遵义会议的与会者，除了博古、邓发、凯丰，其他人都还活着呢。真这样做了，恐怕也没有后来的那些波折了。
可惜，参会者之一的杨尚昆主任没有做这件事。60年代初，原红二、六军团民运部长李立任贵州省省长，他对该馆负责人说：“他（指小平同志）本人都说参加了，还去哪里调查？他本人的谈话，不就是活档案！” 于是，纪念馆便在会议参加者的名单上，加上了小平同志。1965年，会址经大修后重新开放，当年11月，小平同志和李富春在贵州视察，他又一次到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不久，那场文化大运动爆发，小平同志被当作“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
随着邓小平政治地位的逆转，他是否参加过遵义会议又一次成为了问题。到遵义串联的外地学生抄出中央档案馆那份回复函，于是说小平同志“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是捞取政治资本”。之后，他的照片和名字被从陈列室的墙壁上摘掉。1973年，他再次复出，回到北京等待分配工作的小平同志感慨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已经够光荣的了，参加遵义会议也增添不了我一份光荣，没有参加遵义会议也抹杀不了我一份光荣。”
1980年代，第三次复出之后，经过有关部门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证明小平同志确实参加了遵义会议。最权威的说法，当数当事人之一的杨尚昆，1984年10月，杨尚昆宴请《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作者索尔兹伯里，他说：“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我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回到北京，我问周总理，总理说小平同志参加了，当时担任会议记录。”要知道，这个时候，周总理已经离世8年多了。1958年记不得谁是与会者的杨尚昆，到了80年代回忆起遵义会议期间，他曾看到小平同志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还记得他当时坐的位置。这样，与会者又由17人变成了18人，加上国际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20人。
关于小平同志长征途中的职务，还有个有铁证值得一说。据张闻天夫人刘英回忆，遵义会议后不久的4月，当时刘英收到一张李富春写的条子，上写：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小平同志工作。注意，是中央队而非其它。在就任中央队秘书长时，张闻天说得很清楚，工作不多，主要是做警卫队的思想工作，再有就是管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还有就是开会时做个记录。卸任中央队秘书长后，小平同志到红一军团政治部做了宣传部长。难怪陈云最初的记录没有他，恩来同志最初的审定名单里也没有他，作为工作人员的会议记录者和正式参会毕竟还是有差别的。
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小平同志传记说，他是以党的中央秘书长的身份参加的会议，并担任了会议记录。这就是小平同志的一落一起所引发的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