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年底，有人将双石同志的《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推荐给我。
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最后遭致失败这段历史的成因，早在1937年3月31日，就已由党中央做出了结论。然而在近30多年以来，却又成为了党史研究中的一个沉重而又疑难的问题，而且为此产生延续了30多年的争论。这场争论被一些人或有意或无意地延伸扩展，甚至还衍生出了对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及其第一代领导集体政治品质的置疑：党在抗日救国历史大潮兴起之时的政治路线与战略方针选择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被人为地庸俗化，竟然演绎渲染成了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恩怨之争、权位之争的离奇故事，而且还膨胀到了要为早已成为叛徒的历史罪人张国焘“平反昭雪”的地步……
任何历史的结论都要随着时间的沉淀而接受后人的置疑与反复检验，依据新的史料从新的视角不断消除因各种复杂历史原因所带来的思维盲区，从而不断深化对复杂历史的更全面更深刻的认知，这本属情理中事，也有其客观必然之缘由。然而，如果出于某种心态某种目的而要对20世纪人民革命胜利的领导者和领导集团做出道义丑化和根本颠覆，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选择性采撷、屏蔽或曲解一些关键性史料，甚至还要无中生有地捏造史实，这就已然偏离了正常学术探讨的范畴。还有另一方面也很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拔高一些领导者的历史地位而编造历史史实，或歪曲历史史实，甚至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同样是不正之风，这就需要党史工作者予以重视并认真对待，鼓起勇气给出有理、有据、有分量的答案，以澄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从而达到揭示真相教育后人的目的。
当年，我们的老一代革命者——包括西路军幸存的将士们，都是毛泽东同志的追随者！他们怀抱着救国救民理想而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他们在经历过诸多挫折、失败和磨难后，逐渐认识并选择了毛泽东同志作为自己团队的领袖！他们的这种认知和选择来源于活生生的革命战争实践：只有毛泽东的旗帜，才是引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走向胜利的旗帜——他们这样的认识和选择早已为半个多世纪前革命取得胜利的历史事实所证实。而西路军的历史，也是我们英勇红军当年在经历且汲取血的历史教训后，取得“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这种团队共识的一个过程，这是最持本的历史事实！探讨西路军失败成因和总结其经验教训，不能脱离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历史事实，而尤其需要的是认真严肃和求实求真的态度：用事实说话，用证据说话；不唯书，不唯上，不唯亲，只唯实；不作诛心揣测，不作无端推论；言出有据，以理服人……
值得欣慰的是：双石同志为此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看得出来，作者为写作这本书花费了很大功夫倾注了很多心血：收集并认真判读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和文电，参考了诸多历史当事人的回忆资料，辨析了大量的地理要素并据此绘出诸多相关态势详图；立论皆有详尽的依据和出处，并且非常注意论据之间的逻辑相关性与互洽性；既能够立足于宏观大局对历史事件作全景考虑，又善于在容易被忽视的细枝未节处“见微知著”，以从宏观微观全方位多角度还原历史事件的本相；较之于一般来说很容易写得枯燥乏味的史学著作，语言生动，可读性也很强——诚如一些读过书稿的朋友所言：该书稿的确具有立足高远、视野开阔、考据严谨、阐释清晰的鲜明特点……
不能说双石同志的这些探讨都是完美无憾无懈可击的，但他那种“下笨功夫，做真学问”的治学态度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部论著中的论点、论据和论证过程或许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瑕疵和观察死角，但我也相信作者会欢迎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并且予以认真对待，以从中汲取趋于至臻至善之境的营养和动力。
我最后要对作者说的是：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请继续你的坚守！
双石同志的这本书即将由香港大风出版社付梓，谨以此文作为该书序言。
英勇、卓绝、奋战、牺牲的西路军将士们永垂不朽！
叶选基
2012年12月10日
附：
我所认识的叶选基先生
我与叶选基先生相识，完全出于一个偶然。
十多年前，有一位叫夏宇立的人，在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名为《史说长征》却实为颠覆长征的“史著”。该书有诸多惊世骇俗的“历史大发现”（实际上应为“历史大发明”），从论点到论据都是惨不忍睹，通篇大多是恶毒的揣测和诅咒，连起码的逻辑性都不讲，遑论学术价值。夏某在这本书中，就着“西路军”这个题目做了很大篇幅的文章，意在推翻1937年3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此前，笔者也在大量地收集和解析史料，准备用四五年时间，写一本正本清源的书，把这档历史公案说道个清楚明白。见到夏某的这本书后，笔者决定提前和加快进度，马上写一本这个主题的专著，把被人颠覆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因为准备了多年了，这本书完稿也没用多长时间，记得就半年多。完稿的时候，正好看见了叶选基先生在《香港传真》中发出的驳斥夏宇立《史说长征》的文章。笔者认为，叶先生不是专业人士，这篇驳文的杀伤力不不够，也没有把问题的要害说清楚。于是就请出版社将我的书稿转给叶选基先生一阅，供他参考并提供相应意见。
没多久，就接到叶先生的回话，说是要请史界的专业人士和中央档案馆的专家来京座谈一次，专门讨论笔者的这部书稿。笔者当然非常高兴，作为草根学者，笔者自己是请不动这些大V大腕儿们的，能与高档次的专家们现场讨论切蹉并得到指点，那当然是求之不得的。到了北京开会时，发现叶先生真是用心，不仅把笔者的书稿打印编辑成册，在会前发到了每一个与会者们的手中，还为座谈会找到场地，做好了相应的服务工作。这当然让笔者非常感动。
那次座谈会，与会的有关专家特别是中央档案馆的老馆员都开门见山，没有套话废话官话，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而且畅所欲言，没有客套话，更没有一般官家举办的座谈会的那些繁文絮节，交流的效率完全出乎笔者的预料。与会者除了对书稿给予了一致好评外，也提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修改意见。
经过作者的修订后，叶先生又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对作者的修改稿予以了一致肯定。
但出版的问题颇费周折，国内出版因种种原因难以付梓，只好在香港寻求自费出版。寻求的出版社正好是出版夏某人《史说长征》那家出版社。出版的费用显然超出了作者自费的范围，于是叶先生又找到了赞助商予以了解决。而且，叶先生还为拙作撰写了序言。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能够出版，叶先生的功莫大焉。
笔者感觉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与叶先生多年交往中，他从始至终，没有对笔者的写作提出过任何要求，设置过任何清规戒律——一个都没有！记得笔者有一次还问过他：俺是一史家，将来如果在写作时遇到叶帅有过的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他老回忆中的错讹，可不可以秉笔直书或置疑？叶先生正色道：这是写历史，要实事求是。叶帅是人，但也不是完人，肯定有缺点或错误，该写的时候就写。我们作为家属，不会对你提任何要求，干扰你的研究和写作。
他的话，迄今仍然历历在目，每每忆及，都让笔者动容。
总的来说，笔者心目中的叶选基先生，是个很有原则，很有大局观的长者。待人宽厚，但原则问题上，是非很分明。把党的事业，看得非常非常重。
对于这位长者，笔者一直拎不清如何称呼，曾经称呼他为“选基大哥”，后来感觉辈份上不大对——俺分明是晚辈嘛。后来干脆随着同龄人别人叫“基叔”——如同称呼王兴大哥为“毛叔”、称呼张延忠大姐为“九九阿姨”一样。
《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辨》是笔者下了多年功夫准备了很长时间的文字，当然不可避免的涉及了作为西路军问题前奏的“南下北上问题”，其中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被很多人纠结不休也不清的“密电事件”，这也是笔者一直在准备中的另一部专著《非常抉择——北出陕甘的前前后后》的议题。当时，这部专著当时已经基本脱稿，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审稿和出版方面遇到了很多障碍。而且笔者在网络交流中发现，在那些貌似有理的发难实际上是难以成理的谬说四处传播和泛滥的环境中，出版专著有重重困难不说，而书籍这种一对一的传播方式毕竟效率太低影响也太小，难以对大量的受众进行正本清源的“科普”。的确需要有人依据史料、参照相关的历史环境和地理要素，从“技术流”的角度，以证据更充分逻辑更严密因而更有说服力的方式，来向受众展示、审视和澄清这段历史。而影视表现方式可以充分利用视觉艺术的方式，用地图、现场实景和文献展示来向受众进行更有效率的传播。
于是笔者准备筹拍一部五集文献纪录片《北上——走出黑暗》。
叶选宁、叶选基先生知道了笔者的这个想法后，给予了肯定和支持。当然，一如既往地没有对作品内容予以任何干预。叶选宁先生只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不要弄成武断而又先入为主的一家之言，还是要吸纳众家之论，重视其他的不同意见并有所表达和展示，立论一定要公允客观。这样的态度让笔者深受鼓励，身心也很放松：可以心无挂碍且不受拘束地畅所欲言，尽情表达笔者的所学所思及所得，受众也可以自由地作出取舍和评判。
这部作品从酝酿到最后杀青，外拍和准备文献前后经过了好几年。叶选基先生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很大支持，而且从不参与创作的讨论，更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一切都让笔者自己作主。虽然这部作品完成后在史学圈内多有好评，但由于各种原因，迄今没有公映和播出。但笔者心中还是很欣慰和满足的；能不能收获鲜花和掌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了一部经得起各种盘诘的“坟典”，早晚会让越来越多的受众看到，后来的研究者和史家也会从中得到相应的参考和参照。
这已经让笔者足慰平生了。
键击至此，笔者对叶选宁、叶选基两位长者的感谢感怀之情，难以自抑！
如今，长者已逝，音容宛在。谨撰此文，以作纪念。
预告
如果公众号小编不为唯，笔者准备将《拂去历史的尘埃——西路军问题再考辩》在公众号连载。还是老规矩，不要谩骂，要讲理。对历史，对前辈，都要有敬重之心——包括犯过错误的前辈。政治洁癖症患者切忌点人头搞划线站队定罪过。毛粉们也请注意和节制，反对过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是罪过，如果不象张国焘那样走极端搞“组织对抗”，也就是认识层面的问题。如果要搞以某某人划线定罪过，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个团队就无人能够幸免——几乎就没人没反对过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毛泽东同志说过：
我们研究党史，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只看客观原因够不够呢？不够的，还必须看到领导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领导人物也是客观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么错误，都是有客观原因的，找到客观原因才能解释。
这段话，应为我们讨论的宗旨。
欢迎各位捧场。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