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员发动整风是为了解决矛盾，统一认识，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结果王实味一搅合，分歧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矛盾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是一段公案，也是一个悲剧，对今天依然很有现实警示意义。

　　1942年3月18日，为了响应教员整顿三风的倡导，中央研究院召开全员整风运动大会。

　　中央研究院是延安级别最高的学术机构，专门负责培养我党高级理论人才。从1938年5月5日成立之日起，院长一直由有“红色教授”之称的中宣部部长张闻天兼任。

　　但两个月前，张闻天化名张晋西，已经率农村调查团去晋西北农村下乡调查去了。洛甫在这节骨眼离开延安是有深意的。

　　后来在《整风笔记》中，张闻天讲了此次出行的原因：

　　为了不阻碍毛主席整风方针的贯彻。

　　“同时为了使自己多多少少同实际接触一番，所以决心出发，考察一时期”。

　　南方网：毛泽东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延安合影(1938)

　　张闻天走后，中宣部部长职务由凯丰代理。中研院的工作则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李维汉负责。在去年的九月会议上，李维汉跟张闻天一样，都是做了深刻自我批评的大员。

　　李维汉虽然跟教员是同学，从新民学会时期就共事了。但在历史上，李维汉走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道路。中央苏区时期，他是批评教员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一员。

　　而在九月会议上，李维汉差点没过关，发言被王明找到漏洞，有意借他把会议搞乱。

　　李维汉被王明当成软柿子捏，说他不是真心自我批评，紧追缺漏不放，场面一度弄得很难看。正因为有这一茬，李维汉很不想接中研院的烂摊子，曾多次找凯丰，让他自己管中研院。

　　但凯丰拒绝的理由很充分，洛甫临走前专门找到李维汉：

　　“中央研究院的事你照顾一下。”

　　中研院是整风试点单位，里面都是些专门研究马列理论的教授专家，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李维汉自知这个摊子不好管，所以在整风运动大会上，发表几点意见后，就借生病发烧，提前退场了。

　　尽管李维汉退场很快，但他的发言还是引起了极大争论。

　　尤其是负责编译工作的王实味，死追着李维汉关于检查委员会，和《矢与的》墙报署名还是匿名问题的意见，发起了极为凶猛的进攻。

　　开高级干部会议被老王当软柿子捏，开整风大会被小王当成活靶子。李维汉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得罪了王实味？非要死死纠缠自己。

　　多年后回忆，李维汉印象依旧深刻。

　　尤其是王实味，他把《矢与的》这张墙报当作有利工具：

　　“特别是攻击我的工具。”

　　1 王实味其人

　　王实味是延安有名的怪人。

　　他一不吸烟、二不喝酒、三不看电影，啥特殊嗜好都没有。工作之余，唯一的消遣就是散步。如果天气转冷不便外出时，则喜欢搬把椅子坐在门口晒太阳。

　　看起来是个很内敛的年轻人。

　　但人是复杂的，他要是真能养成一两个爱好，消遣一下过剩的精力和热情，反而没啥大事，也不会养成极其火爆的性格。

　　“他的血好象比别人的都热”这是好听的说法，不好听的说法是这个人有点愣，跟个炮仗式的一点就炸，而且心高气傲，大多数人他都看不上。他看中研所的同事和其他同志，用关二哥的话讲就是：

　　某观之，如土鸡瓦犬耳。

　　整个中研所，王实味几乎只跟三个人没有发生过口角，一个是师从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师河上肇的弟子——副院长王学文，一个是有新史学宗师之称的范文澜，最后一个则是张闻天。

　　王实味确实有狂傲的资本。

　　他古文功底非常好，从小就被老师夸赞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长大后还发掘了英语和写小说的天赋，18岁那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邮务生职务，英语特好的他，工作是服务洋人经理，薪酬高达30银元。

　　1925年，19岁的王实味考上北大文院预科，年底就创作出了中篇小说《休息》，随即被徐志摩看中编选入“新文艺丛书”，跟沈从文、徐志摩等业界大佬的作品并列。

　　1926年7月，20岁的王实味创作近两万字的小说《毁灭的精神》，他将文稿寄给《现代评论》杂志社。这可是当年最顶级的刊物，收稿子一向不给作者稿费。但王实味在附信中却声明

　　要求稿费30元，否则就请退稿。

　　杂志社领导们还专门开了会，小说写得实在太好，最后决定：破例给他30元稿费。

　　王实味不仅才华高，还有血性。

　　七七事变后，原本已经退党的王实味，决定拿着范文澜的介绍信前往延安，为抗日出一份力。可见，小王跟老王有本质区别，他本性其实不坏，就是人太犟。

　　他到了延安后，并没有因退党的过往被区别对待，兼编译室主任的张闻天，很欣赏他在翻译方面的才华，直接把他弄到了编译室，负责翻译马列经典。

　　后来陈伯达接任编译室主任一职，成了王实味的顶头上司。

　　除了张闻天，王实味看哪个领导都像饭桶，忍不住就要怼几句。陈伯达上任没多久，就成了王实味在中研院最大的几个“敌人”之一。

　　只要王实味参加他们那个党小组会，

　　“这个会是一定没有法子开下去。”

　　陈伯达来头其实也不小。

　　他跟张闻天在莫斯科是同期同学，理论水平不差的，一开始在中研院当老师，跟王实味是同事。

　　但陈伯达的口语表达有问题，对外语一知半解，还有很浓的闽南口音，他要是讲大课，还得专门给他配个方言翻译。

　　这样不是长久的事，陈伯达就去干出版工作，坐冷板凳了。

　　人还是要点机缘的，在一次关于孙中山思想性的辩论中，陈伯达的观点引起了教员的兴趣。

　　教员是大才子，但他并没有恃才傲物的坏毛病，反而很善于取长补短，看人也总是看人长处，不跟他人短处较劲。教员不在意陈伯达浓重的口音，只要他讲的东西有道理，

　　对自己有益，教员就去听。

　　后来二人逐渐熟悉，陈伯达就成了教员的政治秘书。

　　但王实味看人一定看人短处，他对这个外语不行、口音很浓的新领导不屑一顾，很是瞧不起。1941年，陈伯达从政治影响出发，跟王实味商榷，改了他一篇有关民族艺术分析文章的部分文字。

　　这让王实味非常生气。

　　据王实味妻子薄平回忆，她有个周末回家，正碰上王实味拍着桌子发火：“看！他怎么改我的文稿？动了一个字，前边的意思全变了。简直是无知！无知到了极点！”

　　愤怒的眼睛像在冒火。

　　王实味最反感才华压不住自己，还喜欢拿腔拿调的领导。碰到陈伯达这样领导，他一贯没有啥好态度，而且不分场合，不看问题性质，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丝毫不顾及领导的尊严和感受。

　　王实味是才子，而社会总是对有才华的人更包容一点，有点脾气是很正常的。有真本事的人，不要说桀骜不驯怼领导，哪怕殴打领导，都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事。

　　问题是，王实味这个人发飙是真不看场合，也不懂适可而止。

　　平常时候当出头鸟，也就是挨顿骂，大不了调整工作，但当教员发动整风，明显有政治动作的时候，还要拼了命地当出头鸟，哪怕教员后来亲自派胡乔木去沟通，劝他不要当出头鸟，都不领情。

　　人这辈子怎么说呢，性格决定命运，大概这就是他的命吧。

　　张闻天离开延安之前，在中研院做了一个公开讲话：“以庄重的口吻说毛泽东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始终是扎扎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号召中研院的青年研究员们一定要：

　　老老实实地向毛主席学习。

　　然而中研院的部分研究员，尤其是王实味，并没有认真参悟这句话的深意。

　　2 认识错误

　　整风是怎么展开的呢？

　　我们以中研院为例。

　　整顿三风，指的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各个单位响应号召后，在单位内部先开个动员大会，讲讲情况，随后成立一个整风领导小组。

　　在中研院这个小组叫检查委员会。

　　检查什么呢？

　　主要检查谁有以上三种问题。以前写过什么文章，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这些就反映了这个人有没有三风的问题。

　　具体流程是先讨论，充分讨论后，所有人的思想路线就有总暴露，随后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最后如何才算通过检查呢？

　　检查委员会评审，认为认错态度诚恳，改正有效，就算过关了。

　　整风大致就是这么个流程。

　　王实味不是在检查阶段出问题的，他在讨论流程时，就成了出头鸟。

　　1942年3月23日，为配合整风检查工作，展开讨论，中研院设置了墙报，取名为《矢与的》。

　　墙报就好比是公司内网，大家可以在上面畅所欲言。

　　办墙报主要是为了听取不同的声音，充分展开讨论，但还是有一点纪律，李维汉当时在大会上讲了一点：“关于出墙报和匿名问题，我赞成有墙报，但须有组织地进行，共产党员在党内不应匿名，否则会变成无政府状态。”

　　这个意见并没有问题，但王实味则主张墙报文章可以匿名。

　　因为在主张“彻底民主”、“绝对民主”的小王看来，墙报主要作用是举报箱，是专门用来检举批评领导用的，但一般人讲领导坏话有心理负担，所以应该允许用匿名方式发表文章，解除负担。

　　小王还是吃了年纪的亏，没有搞清楚问题，就着急行动。

　　不要急着出发，你就当什么都没看就得了，人这辈子也不是什么事儿都不可错过的。

　　李维汉在大会明确讲了，检查工作主要是从两方面展开：“着重领导作风和个人思想两个方面”。

　　但王实味对整风的认识存在很大偏差，认为整风单纯就是整领导的作风，是要批斗那几个人，并坚持这条方向不动摇。

　　而且他还把检查个人思想，理解为检查自己对第一条的坚持牢不牢固。

　　理论闭环了。

　　张闻天临走前告诫，要认真学习教员的学习态度和学习方法。

　　王实味是一句都没听进去。

　　应当说，不是王实味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

　　以王实味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里早就憋着一股气了。

　　教员没有发动整风运动前，就有不少知识分子发表各种影射文章。甚至还有公然宣称小资产阶级作家是正统的观点。发动整风后，这群人认为找到了一个绝好机会，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诉求。

　　颇有点借戏台演自己的戏的感觉。

　　3 第一枪

　　脾气暴烈的人，通常都没有什么边界感。

　　事情闹小了，不过瘾，事情闹大了，他兜不住。

　　李维汉作为中宣部负责指导中研院整风的领导，结果第一天就被王实味打成了整风对象。

　　在墙报《矢与的》的最初三期，王实味连发三篇文章，第一篇标题就叫《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罗迈就是李维汉）。

　　李维汉_360百科

　　右一为李维汉

　　王实味觉得只在大会上辩论不过瘾：“我曾对罗迈同志的发言有所批评，当时言未尽意；兹再用书面提出我的意见，请罗迈同志考虑。”

　　请李维汉考虑什么？

　　让他考虑放弃领导权，不要让中研院参加领导，把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彻底下放给基层研究员。

　　王实味给出的理由是：各研究室研究员都是文化上、政治上很有基础的同志，有的可能比主任在某一点上更高明。

　　李维汉对组织的态度是一定要有领导，不接受没有党领导的状态。

　　王实味针锋相对：从墙报可以不记名投稿问题，他就联系到“无政府状态”这样使人害怕的词类。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

　　王实味这种厌恶领导，想要极端民主的要求不是什么新鲜事。

　　只要闹革命，不管国内外，都会发生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苏联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早在十几年前的井冈山时期就闹过一次。

　　最后的结果是差点把井冈山根据地提前整夭折，谁都知道民主很重要，但只有民主却没有集中，结果就是七嘴八舌。

　　谁都要发表一下意见，都要按照自己的要求办，这不是干革命，也不是抗日，这是一群人玩游戏。

　　所以列宁说这种狂热性是一种幼稚病。

　　教员在十几年前，就把极端民主化的危害讲的很透彻了：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

　　但中研院的第一波斗争，王实味还是胜利了。

　　当时中央研究院成员112人中，知识分子出身的占82%，20至30岁的占79%，抗战以后入党的占74%，大多数属于新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人。

　　所以王实味的意见赢得了很多人支持，最终按照王实味的要求进行了普选。

　　而李维汉的工作经验确实丰富一点，他在选举结果的基础上，提议以入选的党委成员为核心，成立特别小组。其实就是组成一致行动人，形成比票优势。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经验。

　　这才把局势稍微控制住了一点。

　　按理说，小王得到了满意结果，接下来应该可以继续推进整风了吧？

　　不，他克制不住自己，一定要把事情闹大。

　　4 第二枪

　　在第一篇文章取得效果后，他迫不及待发表了第二篇题为《零感两则》：

　　“我们底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到全延安以至全党”。

　　他为啥要把中研院内部的分歧，上升到全党的高度，要推广到全延安呢？

　　王实味给出的理由是：

　　邪气必须消灭，否则亡国亡党亡头的危险，仍不能免。

　　“我们决不能让邪气更大的人得势。”

　　小王口中有如此大危害的邪气是什么呢？

　　他在第三篇文章会提到。

　　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追求，最后一定是要反映在政治上的。

　　有了王实味的号召，中研院《矢与的》前几期墙报被粘在红布上，走出中研院的范围，拿到闹市区的延安南门口悬挂起来，观看者川流不息。这一越界的举动，直接把中研院动员会上的分歧，扩散到了全延安。

　　类似的事，井冈山时期也发生过。

　　有人故意把朱毛矛盾扩散到基层，就连士兵也开始讨论谁对说错，开始选边站。直接导致湘赣边界党委失去了领导权威，朱毛很难再领导部队。最后是上级给出指示，明确支持教员立场，明确必须维护朱毛领导权威，才刹住车。

　　而王实味不是简单扩散分歧，他还有明确的号召：“在这个斗争中首先检查自己的骨头，是不是对‘大人物’有话不敢说？”

　　检查个人思想是否实事求是，被王实味引导成了，检查自己有没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

　　整顿三风，被王实味引导成了单纯整顿领导作风。

　　他的观点扩散出去后，有人指责他是

　　“闭上眼睛只凭冲动发言”。

　　王实味此时沉浸在反对权威的情绪中，听不进任何意见。

　　于是，写了第三篇《答李宇超、梅洛两同志》。

　　他承认自己有情绪过激的问题：我决不否认我那天发言之尖刻和过头。罗迈同志威势逼人的家长武断作风，确使我十分激动，因而联想到那不（知）断送了多少同志性命的

　　“比猪还蠢”的领导。

　　小王所知的党史，是从王明出版的《两条路线》中得知的。王明把立三路线时期的事添油加醋讲了一遍，却对中央苏区时期，对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事闭口不谈。

　　但王实味绝对想不到，那些“比猪还蠢”的领导，当年在中央苏区，正如他一样情绪激动地批评教员。当年博古、项英他们，正如王实味坚定自己是正确的，却不做调查，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仅凭最炽热的热情做事。

　　王实味事件很好说明了一个道理：

　　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学到任何教训。

　　因为人是一茬一茬生出来的，思想也是一点一点深刻起来的。

　　而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来不是以粘贴复制的方式传给下一代，而是用以小见大的方式。让你从小挫折小错误中，看到大挫折大代价。

　　王实味承认自己情绪激动下骂了李维汉，但他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任何错误，可是具体正确在哪他也说不上来，总之就是对领导不满，最后还是绕回了骨头问题上：

　　“王实味充分自信，他底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

　　在国家危难之际，需要骨头硬不怕死的人。

　　但在不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你来告诉我怎么解决问题？

　　举办一场硬骨头大赛，选出最硬的那根骨头，然后把敌人吓死？

　　一味追求骨头硬，是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5 悲剧的代名词

　　接下来的剧情，就是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

　　我们在此前一篇文章里详细聊过后续的事。党史105 | 延安整风第一个大案，王实味到底说了啥？

　　这里简单讲一下。

　　整风初期最亮眼的人就是王实味，抗日后才来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很认同王实味的观点，于是形成了一股风气，事情越闹越大。

　　负责保卫边区的军事大佬王震，听了后，决定亲自去看看。

　　3月底的一天，王震随范文澜去看中研院的墙报，当即表示不满，说：

　　“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王震不仅只是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跑到教员那里反映问题，并说《野百合花》的思想极端错误，手法也很恶劣，这样的文章能够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上，还受到不少人的称赞，说明延安文艺界一些同志的思想混乱。

　　一天晚上，教员提着马灯打着火把，去看了《矢与的》墙报。随后读了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野百合花》，说：

　　“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

　　高层对王实味的问题有了认识后，总结了经验，就由中研院主管单位中宣部出头，做出了“四三决定”，明确指出了三点：

　　1、整风是改正干部及党员思想作风，而不是对付几个领导人。

　　2、整风应由各部门负责人领导，要把错误意见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

　　3、讨论与批评应是严正的，又是与人为善的，不能冷嘲暗箭，诬蔑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

　　这个决定基本理清了整风初期的混乱和方向问题。

　　问题其实很清楚，并不是王实味真的反革命，而是他迫不及待要借整风去声明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成功把整风方向带偏了。

　　教员发动整风是为了解决矛盾，统一认识，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

　　结果王实味一搅合，分歧没有消除反而扩大了，矛盾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就是他的问题所在，也是他成为典型的原因。

　　1945年，在“七大”会议上，教员对王实味问题透了底：“党要统一思想才能前进，否则意见分歧。王实味称王称霸，就不能前进。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

　　四三决定出台之后的2个月时间，是决定王实味命运走向的关键期。

　　王实味造成了极大负面影响，只能通过从思想上打倒他来解决。

　　否则整风就甭想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能救王实味的只有他自己。

　　形势要求他必须让步，但王实味的内心并不愿意这样做。这就是矛盾。

　　王实味一路走来，虽然有波折，但始终能靠才华混上一口饭吃。所以性格桀骜不驯，碰到矛盾通常都是直接莽上去，不讲策略，也不用方法。

　　硬脾气碰到更硬的形势，就是悲剧的代名词。

　　6 错误处决

　　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到，王实味再不转向，结局会很不好。

　　中研院的党委多次找王实味谈话。

　　范文澜也亲自找他谈过几次，最后又找了几位同事去同他谈话，帮助他改正错误。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

　　这期间，还有不少人主动找他谈话。他仍旧不反省。

　　中研院每次学习讨论座谈会，他也不肯参加。会后有人将会上意见转告他，态度一直是不接受。

　　完全是一副不配合、抵抗到底的姿态。

　　王明当初也不配合，但老王好歹还做做样子，以患病为借口，躲在医院里不参加高级干部会议。

　　小王没有政治经验，摆出一副正面抵抗，油盐不进的姿态。

　　哪能硬碰硬呢？

　　当成本高到一个你自己都承受不了的地步，是没法硬碰硬的。

　　胡乔木作为教员的秘书，曾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首先是批评其立场，其次是具体意见，第三是写作技巧。并转达教员意见，希望他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此时问题还局限在思想问题、认识问题和表达方式错误上。

　　但王实味是软硬不吃，谁给台阶他都不下。

　　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升级事情性质。

　　两个月后，康生主持的中央社会部介入了。

　　王实味来延安前跟托派分子有交往，负责政治保卫的康生怀疑他是托派分子，从中研院调走了王实味的言论和平日表现材料。

　　如果内部矛盾转变成了敌我矛盾，性质就完全变了。

　　直到这个时候，王实味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服软。

　　社会部介入后，中研院宣传干事温济泽还想尝试挽回局面，再一次去王实味的窑洞谈心：

　　“你千里迢迢跑到延安，肯定不是为自己。不过以后言语行动要注意立场、方法。你想想，今天哪里能那么平等？”

　　这话讲的情真意切，你是来抗日的，不是来阻碍抗日的。大家都知道你的心意，但不讲方法做事，只能适得其反。这次王实味听进去了说：“我认错，但我对党确实出于好心……”

　　6月1日，中研院开会讨论王实味的问题。当初制造声势反对李维汉的时候，他不觉得有啥，当舆论反噬到他身上时，他才晓得压力有多大。

　　在第二天休会时，顶不住压力的王实味要求再次退党，声明要走：

　　“自己所要走的路”。

　　王实味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对政治，对革命的认识也未免太过天真了一点。想一出是一出，以为政治是过家家呢。今天高兴了就入党，明天不高兴了就退党，把党当成什么了？

　　对什么都随意，只会害了自己。

　　这也间接说明，他此前为啥要采取正面抵抗到底的办法。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政治的狂热性过了之后，就全是消极了。

　　王实味前后的言行，是很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心态。

　　列宁曾分析过这个阶级的特点：生活往往陡然下降，以至于破产，所以容易激发一种极端的革命狂热，而缺乏坚韧性、组织性、纪律性和坚定精神。

　　所以才需要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

　　而小资产阶级要想融入这场革命，也得主动做这样的改造，否则是干不了革命的。

　　此后王实味被认定是托派分子，被开除党籍。

　　1943年4月1日晚，王实味在“抢救运动”中被康生下令逮捕，关押在枣园后沟的西北公学。

　　1947年6月12日，国军进攻延安，敌军飞机炸毁了王实味被关押的看守所。

　　晋绥公安总局负责人向社会部请示：“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为了方便，想要就地将他处决。

　　得到批准后，王实味于7月初被错误处决。

　　7 历史的悲剧

　　王实味要当出头鸟，挨批斗是免不了的。

　　或者说整风要起到效果，没有王实味当出头鸟，也会有张实味，胡实味。

　　但他的死原本是可以避免的，处决他是战争时期下的错误。

　　如果轻描淡写的说王实味是活该，这绝不是正确的历史态度。人在历史进程中是非常渺小的，每朵微不足道的浪花背后，都有一个鲜活具体的人。

　　为了避免出现更多像王实味这样的悲剧，我们能做的，唯有坚定继续朝前走。

　　因为王实味的死，并不是延安容不下王实味，而是当时的世界容不下中国。

　　在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在列强长期压榨掠夺的历史背景下，在小鬼子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之中，留给延安、留给教员的容错空间实在是太小了。

　　小到，实在无法忽视王实味造成的负面影响。

　　小到，多一点分歧都无法前进，少一点团结就无法打败敌人。

　　新中国的建立，不能忘记牺牲的烈士，也不能忘记像王实味这样的人。他们的死，本质上是民族生存空间被压缩后连锁反应。

　　现在空间大了，许多专门揭露黑暗一面的作家、导演们不仅活得好好的，还到处拿奖。但希望他们记得，他们如今的空间，不是谁喊出来骂出来的，是中国人用双手创造出来的。

　　人活着就要解决问题，就要继续朝前走。

　　党内斗争任何时期都是不可避免，有斗争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事，就会有人被斗错，就会有人受委屈被冤枉。

　　如果有谁妄想一点错不犯，一点弯路不走，一点成本都不负担，谁也不得罪，谁也不受气，和和气气握握手就把矛盾解决了。

　　那他一定要跌更大的跟头！

　　直到现在，国内外不是还有许多知识分子，打着民主的旗号，打着各种各样的旗号，用王实味事件和各种事件来否定教员吗？否定新中国的成就吗？

　　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

　　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