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文章《莫言不配给肖洛霍夫提鞋》的留言区有网友贴出了一段莫言对中日战争的评论，大概是想让笔者来解剖一下这段文字。

　　这段话出自1999年10月莫言在日本大阪关西日中关系学会的演讲，为了避免莫言粉骂我断章取义，这里截取莫言自己审校的正式出版物的整段内容：

　　即便是一母同胞的亲兄弟，为了争夺家产，有时候也会刀枪相见。这是上帝造人时留下的缺陷，我愿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本世纪前叶中日之间那场战争。我之所以选择这样的角度，基于这样的认识:一旦战争爆发，倒霉的首先是老百姓，不单是中国的老百姓，也包括日本的老百姓。我1955年出生，没见过真正的日本人。我在中国的电影里和连环画里见到的日本人一个个都面目狰狞，非常可怕。本世纪八十年代我开始创作小说，因为小说，我与很多日本人有了接触。我发现日本人礼貌周全、态度诚恳，而且有的还很漂亮，与我在中国电影里看到的大不一样。这时，我才意识到，日本人跟中国人一样，是人而不是鬼。

　　对于这段话，以前在网络上已经有很多人进行了抨击，辩护者声称莫言以官方背景访问日本，表达的是官方主流态度，且当时正值中日蜜月期。

　　即便如此，莫言在这段话以及上下文代入了大量的个人视角，个人观点的分量远远大于官方背书。

　　莫言说他到80年代接触日本人之后，才发现日本人“是人而不是鬼”，指责80年代以前的电影、连环画故意丑化“日本人”，这显然是一个严重的误读或者歪曲。

　　回顾1949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大致可以分成几个历史分期：

　　1949-1972年，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紧跟美国，承认台湾国民党政权，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中日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却并未中断，且越来越频繁，中国甚至在原子弹伤害无辜平民问题上帮日本人民说过话，笔者之前的文章《胡小石逝世，说说被删了“毛主席”的《乌苏里船歌》》提到《乌苏里船歌》正是在日本民间演出而闻名全世界，红色中国更是在60年代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社会，为日本左翼的短暂辉煌提供过精神食粮。

　　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中日两国人民的民间交流为主。直到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官方才实现邦交正常化，“亲中国”的田中角荣后来还被中情局操纵的东京特搜捕搞掉了。

　　1978-2000年算是中日关系的所谓“蜜月期”，“蜜月期”的纽带就是中日经贸往来以及日本对华投资，日本的资产阶级在对华投资中赚取了大量的利润，日本商品大量倾销中国。

　　2001年以后，随着右翼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上台，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岛等问题导致中日关系逐渐降至冰点。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中日两国资本的竞争越演愈烈，民间的敌对情绪才逐渐加强。

　　所以，莫言对80年代以前中国电影和连环画故意丑化“日本人”的指责是很不客观的。唯一的分野，那就是80年代以前团结的主要是日本人民，而80年代以后“团结”的则是日本政府和资本家。

　　即便说80年代以前的电影和连环画真有所谓“丑化”，那“丑化”的也是日本侵略者，而不是普通的日本人民。况且所谓的“丑化”只是将日本侵略者作为日本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军事集团进行彻底否定。

　　莫言大概并不认可80年代以前对侵略者的“丑化”和彻底否定，于是一面在他的小说里去挖掘人性的复杂，写日本军官文质彬彬，写日本军医救治产妇和婴儿（即便是为了展现亲善），为日本士兵杀害平民找借口（报复游击队），一面又极力刻画中国人的“劣根性”，抨击“流氓无产者”，讲革命和抗日对老百姓的伤害。

　　这与他在大阪演讲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兄弟争家产→人性天生有缺陷→日本侵华战争。

　　这套话语的谬误之一是歪曲了矛盾根源。日本侵华战争本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日本统治集团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掠夺殖民地原料与市场、扩张海外势力发动的侵略战争，和所谓 “人类先天缺陷” 毫无关系。莫言拿“人性天生恶、上帝造物缺陷”来否定阶级战争，回避了侵略战争背后统治阶级的经济、政治动机，客观上为日本军国主义统治集团推卸了历史罪责。

　　这套话语的谬误之二是混淆侵略战争的责任主体。莫言用 “两国百姓都受难” 模糊“侵略与被侵略的根本对立”，消解了战争的帝国主义侵略本质。中国人民是遭受外来侵略的一方，国土沦陷、数千万人惨死，苦难是外敌侵略强加的；而日本底层民众的苦难只是本国对外扩张政策带来的次生代价；日本统治阶级才是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与获取战争红利的既得利益者。莫言只强调 “双方百姓都倒霉”，刻意抹平侵略国与被侵略国、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的界限，回避最核心问题：是谁主动发动侵略、谁从中获利、谁该承担历史罪责。

　　这套话语的谬误之三是犯了抽象人性论的典型错误。“日本人”不是单一、无差别的抽象整体，必须做阶级区分。莫言在80年代接触的不过是战后脱离军国主义体制的工人、作家、普通市民，是和平环境下的被统治民众，这些人的状态不能代表当年发动侵略的军部、财阀和被军国主义国家机器武装、思想洗脑的日本士兵。同一个民族的人，身处军国主义扩张体制下，会成为施暴的侵略工具；身处战后和平资本主义体制下，则是温和普通劳动者。人性表现完全由所处社会关系、国家制度决定，不存在永恒不变、脱离社会的统一 “人的本性”。莫言暗含了一种误导：既然日本人本质都是好人，当年战争只是人性缺陷造成的“误会”；这在客观上淡化了军国主义制度和日本统治阶级的历史原罪，消解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性。

　　至于80年代以前的连环画、老电影里残暴日军形象，绝不是凭空丑化、主观偏见，而是对真实历史存在的日本军国主义士兵暴行的客观艺术概括。侵华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活体实验、扫荡屠村，无数真实历史证据都能证明：执行屠杀、掠夺、压迫的日军士兵，是日本军国主义体制规训、洗脑的工具。新中国的文艺作品反映的是军国主义制度塑造出的侵略机器的集体恶行，针对的是作为侵略工具的普通日军以及日本统治集团，而非全体日本人民。

　　莫言一面在自己的小说中，通过魔幻现实主义的编造去努力挖掘日本士兵的“人性”，一面却在大阪演讲时，将80年代以前的电影、连环画对日本军国主义士兵暴行的客观艺术概括，指责为一种“偏见”和误导。这无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更无助于日本人民去充分检讨、反思其国度的侵略史，无助于帮助日本人民摆脱在下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到来时再次充当杀戮机器和炮灰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