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的涉台言论将日本人民重新绑上了战车，这对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而言，都将是巨大的灾难。

　　尽管中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对高市早苗表达了深度的厌恶情绪，但奇怪的是，高市早苗却在日本获得了极高的民意支持率。

　　难道大多数“日本人民”真的支持发动一场新的法西斯战争，支持高市早苗这样一个战争贩子？

　　1、对“高支持率”的民调数据分析

　　2025年10月21日，高市早苗当选日本第104任首相，成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而真正令人瞩目的是，她上任初期便获得了惊人的民意支持率。

　　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东京电视台10月24日~26日的民调显示其支持率达到74%，与过去的鸠山由纪夫内阁和菅义伟内阁处于同等水准；日本共同社的紧急电话舆论调查进一步证实，高市内阁支持率高达64.4%，明显超过此前石破茂内阁的34.5%和岸田文雄内阁初期的支持率；日本东京广播公司11月3日发布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进一步攀升至惊人的82%！

　　对于高市内阁的支持理由，不同媒体发布的民调选项中，均有超过7成的日本民众是基于“首位女性首相”所带来的新鲜感，特别是高市早苗在国际场合展现出独特的“关西大婶”式“亲密外交”风格赢得了日本民众的好感；在82%支持率的问卷中，只有23%的受访者明确支持自卫队介入；此外，各个媒体民调的调查方法、样本选择和提问方式也受到了不同程度质疑。

　　尽管如此，高市内阁在竞选过程以及当选之后表达出来的内政、外交主张，仍然获得了相当高的民意支持率。例如，经济新闻社的民调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政策好”；共同社的调查也显示，22.5%的受访者认为“经济政策可期”。

　　2、高市早苗政治主张的“吸引力”

　　作为“温和保守派”的日本前首相石破茂的内阁支持率曾一度跌破22%，不支持率高达62%。对比石破茂与高市早苗政策主张的差异，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高市内阁的“高支持率”。

　　虽然石破茂与高市早苗同属自民党阵营，但自民党内部却是派系林立，高市早苗是麻生派鼎立培养的极端保守主义者，而石破茂则是“无派系”政客（这决定了石破茂内阁的短命格局）。政客的主张背后，反映的则是真正掌控日本政权的门阀派系的政治诉求。

　　石破茂曾经多次不点名批评高市早苗，在诸多议题上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

　　高市早苗上任后将“放宽劳动时间限制”列为企业改革首要议题，她在多个场合表示，延长工作时间是重振日本经济的重要手段，动员日本民众“要像拉车的马一样拼命工作、工作、再工作”。对此，石破茂抨击说，“绝不能允许那种无视劳动者人权的所谓‘黑心企业’现象死灰复燃”，“若继续忽视工作与生活平衡，当前少子化结构和低结婚率的现状将难以扭转”，石破茂还呼吁关注“过劳死”问题。

　　高市早苗推动发展远程打击能力，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甚至威胁要针对个案出动自卫队。而石破茂反对把日本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内部问题绑定在一起，尽管石破茂也支持和美国共享核武、建立“亚洲版北约”，但石破茂的原则是反对日本在其他国家对日没有敌意的情况下盲目卷入其他战争。

　　此外，在性别议题上，高市早苗与石破茂相比也表现出了极端的保守主义倾向，与“女首相”的性别身份形成巨大反差。除了掩盖侵略历史、否认“慰安妇”问题，高市早苗反对女性结婚后保留自己的姓氏（夫妇别姓），而石破茂对此颇有微词；高市早苗坚决反对同性婚姻，而石破茂则表示这是“他们应有的权利”，与“我不太能接受”的偏好无关。

　　由上对比可以看出，石破茂更像是一个传统的资产阶级政治精英，主张“宽容性”，平衡左右派，缓和阶级矛盾，以维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而高市早苗则表现出鲜明的极端保守的右翼民粹主义特征。前者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上行期或稳定期，还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响应；但是，到了危机日益加重、阶级固化、底层民众看不到前途和希望的资本主义下行期，越极端的主张越能获得民众的响应，至少能为绝望的民众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

　　3、日本右翼民粹主义的空前高涨

　　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本质上反映了右翼民粹主义在日本的空前高涨。

　　冷战结束后，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传统政治精英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日益拉大，政治势力巧妙地将国内矛盾转移到“外国人”身上，从而催生了右翼民粹主义的土壤。

　　日本右翼媒体时常过度聚焦并放大外国人涉及的犯罪、交通事故等问题，导致民众不信任感增强；

　　网络上广泛流传着政府在外国人奖学金、社保补助等方面给予“特殊优待”的不实言论，不断挑拨着民众的情绪；

　　在热门旅游城市如京都、东京，当地居民在右翼媒体和政客的引导下，抱怨大量游客挤占了生活空间，并推高了物价和房租；

　　外国的富人群体展现出的强劲消费力与日本民众的生活压力形成对比，使得面临日元大幅贬值和物价上涨压力的民众越来越将不满情绪转向外国人；

　　因为严峻的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劳动力缺口持续扩大，日本的经济与社会运行不得不依赖外国劳动力，这种经济需求与社会接纳度之间的巨大落差，同样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和焦虑；

　　日本在国际产业竞争格局中日益落入下风，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为是中国在产业链方面的优势冲击了日本传统强势产业，是中国人抢了日本人的饭碗，从而对中国产生敌视……

　　高市早苗正是在这种右翼民粹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背景下上台的。她通过强调民族自豪感、排外主义和反精英情绪，成功地动员了那些感觉被全球化抛在后面、对现状不满的民众；她的“日本人优先”策略，与全球右翼民粹主义的排外叙事如出一辙，为经济困境中的民众提供了简单易懂的解释和情感宣泄的出口；她针对中国的“加强经济安全审查”的主张以及涉台言论、推动发展远程打击能力、提高军费开支等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行为，更是刺激了中青年群体的极端民族主义兴奋点。

　　当然，日本门阀对右翼民粹主义情绪的挑动，短期内并非直接指向对外战争，而是服务于其转嫁国内阶级矛盾、让民众安于做牛马的经济诉求：

　　“早苗经济学”主张扩张财政和货币宽松，提出减税等措施来刺激消费，这些措施短期内确实给予了民众经济改善的期待，但长期而言无疑将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赤字并推动日元贬值、物价上涨。货币宽松和减税政策根本而言是损害日本广大无产阶级利益而服务于垄断资本利益。

　　高市早苗取消工作时间限制的政策主张以及强调“工作、工作、工作、再工作”的言论更是直接地损害了日本广大劳工利益，却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迎合了日本传统的勤劳价值观、部分民众对经济复苏的迫切渴望以及虚幻的“民族自豪感”，是日本版的“苦一苦劳动人民，让国家再次伟大”，因而出现了民调支持多于反对的奇怪现象。

　　4、右翼民粹主义的全球图景

　　日本的右翼民粹主义高涨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不断深化背景下的一种普遍趋势。近年来，以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为显著特征的右翼民粹主义思潮，正在深刻影响多国政治生态。在美国，右翼民粹主义呈现“体系化、意识形态化、政治纲领化”的发展态势，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为核心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与政治运动日益成熟。

　　这一全球趋势的根源深深植根于资本全球化带来的发展不均衡和分配不平等。过去数十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全球资源配置的同时，也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跨国公司和大资本通过产业外迁、金融投机等方式获取巨额利润，而本土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阶层却面临失业风险加剧、收入水平下降的困境。这种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动荡，为右翼民粹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社会土壤。

　　更令人担忧的是，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极大地增加了国际冲突和战争的风险。历史经验表明，当民粹主义者将国内矛盾转向外部敌人时，国际紧张局势就会升级。高市早苗推动发展远程打击能力，以及美国右翼民粹主义驱动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单边外交，都在破坏国际秩序，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在资本主义危机深化的背景下，各国右翼民粹政府可能通过制造外部冲突来转移国内矛盾，世界大战的威胁确实近在眼前。

　　5、“人民”为何支持法西斯？

　　面对日本民众对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一个历史问题再次浮现：为何人民会支持那些最终可能损害自身利益甚至导致战争的政治力量？这一现象在20世纪30年的日本和德国已经发生过一遍。当时，在严重经济危机下，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预计德国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然而事实相反，纳粹党却从1928年不足3%的选票一跃在1929年赢得了42%的选票。

　　从历史经验看，法西斯主义能够获得大众支持的原因有多重：一是民族主义情绪受到创伤后的恶性发展，如德国一战战败后套上的《凡尔赛条约》沉重枷锁；二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失效以及危机背景下垄断资产阶级对于他们自我标榜的民主制度的主动破坏，如魏玛共和国时期议会内政党林立、内阁频繁更换，引发民众“民主疲劳”，反过来拥护垄断资产积极在背后悄悄推出的一个强权者，换句话说是垄断资产阶级选择了法西斯主义并将其灌输给民众；三是法西斯本身具有外在迷惑性，它以具有战斗性的变革者面貌出现，对困境中的民众具有吸引力。

　　在今天的日本，类似的机制正在运作。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压力增大、传统政治失灵，使得民众渴望强有力的领导者承诺改变现状。高市早苗的民族主义言论和简单化的政策方案，为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看似明确的答案，满足了许多民众的心理需求。然而，这种支持背后是一种政治错觉——民众认为右翼民粹主义者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实际上这些政策最终服务的是大资本的利益。

　　尽管我们认同“人民创造历史”这个本体论命题，但是在特定社会条件、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下，这股巨大的力量也有可能被误导和利用，从而走向历史的歧途。

　　历史唯物主义从未将人民神化为永不犯错的“上帝”，而是在历史的实践中学习、反思和成长。人民是由一个个活生生的、有其历史局限性的个体组成的。在特定条件下，他们可能被欺骗、被裹挟、被胁迫，从而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悲剧性的角色。这恰恰说明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对人民主体性的巨大反作用。

　　历史的进步，不仅依赖于人民的伟大力量，更依赖于这股力量能否被真理和正义所引导。

　　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同形形色色的右翼民粹主义争夺群众，将成为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面临的紧迫任务。

　　6、世界人民的唯一出路

　　面对迫在眉睫的“三战”风险，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推出的“身份政治”搞成一盘散沙，更在同右翼民粹主义争夺群众的斗争中处在了绝对的下风。

　　面对右翼民粹主义全球崛起的严峻形势，重拾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才是世界人民的唯一出路。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根源的学说深刻揭示，阶级社会的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利益冲突。当代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危机深化的表现，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转移阶级矛盾而采取的政治策略。

　　右翼民粹主义者鼓吹民族认同、国家利益，但实质上是为了掩盖阶级对立和剥削关系。当他们宣扬“美国优先”、“日本优先”时，是在用民族矛盾掩盖阶级矛盾；当他们打击外来移民时，是在分化工人阶级的团结；当他们推动军国主义政策时，是在为军火资本和垄断集团创造利润。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了认清这一现实的工具——不是民族之间对抗，而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决定了历史发展方向。当日本民众支持高市早苗的右翼政策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那些最终会损害自身阶级利益的力量。真正的出路在于打破民族主义的迷惑，认识到日本工人阶级与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利益一致性，共同反对制造战争、贫困和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制度。

　　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二战前，德国和日本民众对法西斯主义的支持最终给本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今天，面对高市早苗的高支持率和右翼民粹主义的全球崛起，世界人民必须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认清形势，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构建国际主义的团结，才能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真正实现人类的解放与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