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你对一个吧——
从南阳到南洋根深叶茂；
以文笺至文奸魂失魄落。
横批：无骨何言。
1
就在去年年初，惊闻莫言先生曾在我辽沈战役纪念馆留言：
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
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经查阅，此事是由《北京日报》文艺周刊编辑李静，发表在2006年第19期的《红豆》杂志上的散文《名字的怨尤》一文中，寻迹并摘录片段：
去年底我和刘春、李浩吃饭，正值我批评《千里走单骑》被网友狂骂名字的时候。仨人面面相觑，然后笑喷：这不是滥名者的聚会吗？
我和刘春之名“滥”得最重，就都羡慕地看着李浩：“你的名字不俗多了，加把劲吧！”
然而不久我就看到《美文》杂志有个李浩开的专栏，一看就不是俺们的小说家李浩手笔。
耍笔杆的李静好像也是好几个。几年前，翻译家高兴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李静啊，不要太勤奋了，这样你会累坏的。”
我不知其意。有顷，他小心翼翼地问：“你是否编了一套革命家传记文丛？”
天！革命家！我梦游也不会干这事啊！得到了否定的回答，他才松了口气，犹如挽救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堕落。
名字一定对人有潜意识的塑造作用。我曾问画家陈丹青，他的名字是艺名，还是生下来父母所赐？他答，父亲起的，那时他并不知我后来学画。我呢，我叫了这名，便从小沉默，直到研究生毕业也没写一篇东西。
毕业后到《北京文学》作编辑，仍横下一条心沉默到底，便在责任编辑的冒号后，署名“静矣”。果然就“静矣”了。
后来到《北京日报》工作，一日同事孙郁、陈戎忽起雅兴，凑了个绝妙对联——上联：“静矣”，下联：“莫言”，横批：“舒芜”（书无）。
这事今年被莫言知道，此时我已多少打破沉默，用本名写了几篇文学评论被他瞧见，遂赠我一书，题词曰：“哪里静矣，何曾莫言！”
莫言是好笔名的范例，他的题词也是好范例。
去年，我们一干人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他被请求在纪念簿上留下墨宝。只见他挥毫写道：“炮火连天，只为改朝换代；尸横遍野，俱是农家子弟。” 题罢，他看见了——我们也看见了——馆长毫无表情的脸。
我不知道各位读者在今天读到这样的文字，胸中作何情绪。
在那样一个视革命为异物的「反革命」、「去革命化」年代里，一切革命的历史仿佛都成了可以去戏谑、泼污、抹黑、解构的尘烬一般。
伟大的解放战争是否是所谓“内战”这等反动概念，在2024年我想已不用重言烂语。
解放战争当然有民族（即民族解放）的成分，因为蒋府是美国人的法西斯爪牙；但是根本的战争性质，依然是工农阶级占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对依附于美帝国主义的蒋府买办反动政权这一封建军事集团的推翻战事。
即，这是一场阶级战争。
不明辨这个问题，就无法解释土改，无法解释淮海战役的民心所向，无法解释大大小小城市和平解放时的百姓簇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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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包括土改、解放战争等工农革命行为在内的阶级叙事史观，恰恰正是这位作家借所谓“民族”之口妄图去歪曲踩踏的无尚光辉。
当国民党军队在1946年5月23日攻占长春、推进到松花江畔时，老蒋十分兴奋，当天就飞往沈阳，并在25日的日记中写道：
共，应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蒋介石的注意力始终放在几个大城市上，在31日后的“上月反省录”又写道：
先锦州、次沈阳、驻长春之具体计划，整个实现矣。
至于北满农村，老蒋和他的幕僚们并不在意，认为农民不过是“战争的残渣”，对战争根本不会有任何参与性。
可以说，这也正是蒋记国民党为什么丢了江山、为什么被人民所抛弃之所在。
且事实上，从国共双方的军事力量来看：东北民主联军（1946年1月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改名）尽管已撤出长春，但主力仍保持着，并以大力在北满农村发动群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而国民党军队由于战线拉长，兵力分散，部队疲惫，在关内又难以抽出更多增援兵力，后勤补给也将面临困难，继续向松花江以北冒进实已力不从心，只是口嗨而已。
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的原东北军将领王铁汉就认为：
此时国军以有限之兵力，从事于海阔天空广泛无限之东北接收工作，因此，接收的地方愈大，兵力就愈分散。兵力分散，战斗力也随之减低(因国军并无机动兵力)。
但是这种言论，在国民党内部是没有那个不怕死的敢去同蒋介石“进谏”的。
毛主席对此看得更是清楚：
蒋占长春后兵力分散，补给线甚长，再要前进必感困难。
这确是一针见血之论，更重要的是当国民党军队进占这些大城市后，自身的种种问题加速暴露出来，严重丧失民心。
时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的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有描述：
大小官员贪污、受贿、营私、敲诈；地方豪绅欺压百姓、雄霸一方；各派系之间角逐激烈，排除异己；许多高级将领和中级军官竞相用贪污和克扣军饷赚来的钱购置房产土地，经营私人企业，甚至走私军火，买卖黄金；军队纪律日益废弛，一些部队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郑洞国不由悲愤感叹：
所有这些，使东北民众对我府大失所望，原来对国民党和中央军所抱的幻想随之破灭了。当时在东北国民党占领区流传着一句话:'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人民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现在我回顾起来，应该说，从那个时候起，国民党政权在东北就已开始走下坡路了，它在东北的最后失败，不是偶然的。
时任国民党政府沈阳市市长的董文琦以后在“东北失败检讨”中也有分析：
蒋精锐部队分散戍守于光复之县市，致使兵力分散，所谓'守者千里，攻者一点’，遂予共军以各个击破之机会，完全陷于被动挨打之局面。
且国军将领或贪骛外事，或专尚宣传，或追求享受，或兼营商业，其尤恶劣者，则吃空额之风十分盛行，军队不能核实发饷，弊窦丛生，当时国军号称五十万，实则不足三十万。在此情况下，国军锐气一挫，即由主动变为被动，终至江河日下，不可收拾。
在紧接而来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双方一度陷入拉锯状态。
客观说，这个阶段的初期，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上还保有一定的主动权。
但有一点需要明晰：自1946夏季蒋介石以悍然围攻李先念领导的中原根据地为起点、开始国共之间的全面战争，他对内战关注的重点一直放在关内的中原、苏北、平绥路一带，甚至因攻占淮阴、解围大同而兴高采烈——而始终没有把很多精力放在东北战场上。
当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而后，一份经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国防部批准的军事方案出炉：
首先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满主力，占领南满解放区，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阻隔东北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海上通道，解除后顾之忧，等待关内抽兵增援东北，再全力转兵北上，夺取北满解放区，占领全东北。
这个军事方案确立后，当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队倚仗兵力和技术装备的优势以八个师三路向南满进攻，开始实施“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作战计划，企图歼灭南满解放军主力，或迫使南满解放军主力北撤，然后集中力量进攻北满。
国民党军队在10月25日攻占安东(今丹东)，实质性基本切断南满和北满的联系。
蒋介石在26日的日记中写道：
收复安东后应即将南满各县从速进占，对通化、辑安铁路，尤应积极打通，切实掌握长、吉以南之南满各地以后，再与俄国交涉接收大连。
又在31日的“上星期反省录”中说：
辽吉线之清原占领后，小丰满之电力可直送沈阳，则工业经济亦易恢复矣。本月实为安定东北之最重要一时期也。
那时，南满解放区只剩下长白山麓的临江等四个县比较完整，两个纵队的兵力集中在这一狭小山区，粮食缺乏，回旋余地狭小，我军处境十分艰难，当地一些领导干部主张将主力北撤。
12月上旬，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军区政治委员陈云同志主持会议，作出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决策：
东北的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是向着北满去的，在南满留了一条尾巴，如果我们松开了这条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要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就危险。如果我们抓住了牛尾巴，那就了不得，敌人就进退两难。因此，抓牛尾巴是个关键。
陈云详细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统一了思想，使问题得到了解决。
1946年12月13日，毛主席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并东北局的电报称：
在目前情况下暂取守势，力求拖延敌对北满之进攻，并准备迎击敌之进攻部署甚妥。南满方面应集中主力各个歼敌，收复失地，于拖延敌对北满进攻必有帮助。
根据这个部署，从12月中旬起，东北解放军进行了规模浩大、闻名遐迩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就是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北密切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迫使国民党军队两面作战，以打破他们先南后北、各个击破的计划。
解放军这次作战从1946年12月到1947年4月，历时三个半月，收复县城十一座，使国民党军队连连受挫，被歼五万余人。
更重要的是，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停止进攻，在东北由攻势转为守势，解放军则由防御转向进攻，完全扭转了东北战局。
应当看到，如果没有包括被莫言用极其恶毒的用语攻击的辽沈战役在内的解放战争其推翻蒋家王朝的功绩，在饿殍遍野、国民平均寿命低到至今学界仍无法得出准确数字之程度的民国——这位作家的童年，是断不可能如1962年拍摄的这张照片所示，白白胖胖，衣着整洁。
然而，待他年长后拥有了话语权，他却说自己“15岁之前没穿过衣服”，说自己“一到夏天都是一丝不挂”，说自己“晒得黑黝黝的，像煤炭差不多”……
2
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徒的荣誉。
这句话，是法国著名作家萨特评价诺贝尔文学奖的。
可以给出一个无需争议的事实：西方世界是有一种文化傲慢的。
这种文化傲慢渗透进了经济、政治、科技、体育等领域，它的根源是种族傲慢。
潜意识中，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还依然把自己当成全球殖民地宗主国，无论在哪个行当。
面对这种境况，如果第三世界国家敢于反抗、敢于斗争、敢于崛起，那么就一定被打上“非文明国家”、“暴民主义”和“闭关锁国”的帽子——至于西方集团近五百年来自己的崛起史，是绝口不可提及的。
反之，如若第三世界有人率物垂范一般仆从归降、跪态融入，那么一定会得到名利双收的褒奖，并被授予「暴民落后国家中的先进知识分子」称号。
上世纪80年代耕耘成熟的苏联文坛，以及时年刚刚兴隆的中国文坛，都已经给出了历史案例。
三十余年前，反共反苏势力频繁发动报刊与书籍的威力，把批判矛头指向布尔什维克革命历史，十月革命、集体农庄、卫国战争甚至飞船上天都逃不过他们的笔锋。
他们污蔑卫国战争的胜利不过是“大法西斯打败了小法西斯”，典型如苏联作家格·弗拉基莫夫的作品《将军和他的部队》。
欧洲方面闻到臭味，立刻赏给这条狗一根大骨头：布克文学奖，加上狗粮一万英镑。
斯大林的烈士儿子雅科夫，被那帮苏联文人说成“上战场打纳粹，是为了镀金接班”；
用身体堵枪眼的战士马特洛索夫，被他们说成“其实是死于流弹”；
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著名的女后勤兵妮基季齐娜，90多岁右手残疾、住在简陋的平房里无人问津，被亲西方的苏联文人傲斥：“她活该”；
截肢后依然重上战机、与纳粹空军搏斗的苏军“无腿飞将军”阿列克谢•马拉斯耶夫，其受到攻击更令人发指，他的残疾缺陷被苏联的文化精英、自由派媒体编成段子，带领全苏社会哄然大笑——人们竟然质疑这位截去双腿的英雄的事迹是造假的…
此外，当然包括伟大的女英雄卓娅，她作为符号性的人物注定不可避免，被一些苏联三流作家说成“偷稻草的窃贼”、“被德国鬼子勾引、通奸私奔的叛徒”；
嗓门最大的就是著名作家安诺夫，一生致力于攻击苏共苏军、污蔑卓娅——对了，这货可不是什么野鸡文人，人家是响当当的苏联作协的成员。
体制内的作协不用笔杆子为国家人民而战，却干起了充当党的“掘墓人”之事…
中国这边，莫不如此。
2000年，长篇小说《酒国》法文版获得法国儒尔·巴泰庸外国文学奖；同年，长篇小说《红高粱》入选《亚洲周刊》评选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18位）；
2005年，长篇小说《檀香刑》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
2006年，获得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同年出版长篇小说《生死疲劳》，控诉中国土地改革；
2008年，《生死疲劳》获得香港浸会大学红楼梦奖以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
2011年7月，获得韩国万海文化大奖；同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官袍盖体；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
通过幻觉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其实真正的获奖原因正如很多评论所说的那样，并不在于艺术，而在于西方所需要的政治因素。
这一点，他们这部分人恨之入骨的毛主席，曾对他们有深刻揭露：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身上遗留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味，他们混在人民中间，用语言及其伪装欺骗着民众，却在笔杆子上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摇喊。
3
今天，一句“文学不是唱赞歌”，就可以为他们笼络人心、收获大批粉丝拥趸，似乎这句仿若风骨傲然的话就是这些「先进知识分子」的护身符。
然而，还是毛主席，早在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就撕下了他们的伪装：
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做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可以看一看，毛主席口中“站在敌人的立场上”的这种人，都写出了什么东西。
在他的小说中，可以很容易察觉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自己都曾有自白：
努力挣脱威廉·福克纳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意识流小说的内心独白、心理分析、感觉印象、幻觉梦境、时空颠倒等；也有魔幻现实主义的隐喻、象征、预言、神秘、魔幻；更有荒诞派戏剧的夸张、变形、荒诞；还有结构主义、感觉主义、象征主义等等。
从文学的角度，他的作品张力十足——但是从「政治」的角度——这个他本人一向对外宣称最痛恨排斥的维度而言，其作品的立意立论可谓极度狭隘。
极度狭隘，是因为站位极其鲜明。
毕竟所谓「不讲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政治。
《檀香刑》为民国初期题材，《丰乳肥臀》则是从抗战时期一路写到新中国建国，《红高粱家族》重点在抗战，《生死疲劳》聚焦土地改革，《蛙》横管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天堂蒜薹之歌》、《红树林》、《酒国》、《四十一炮》都是描摹改革开放后。
试问：他和他的读者粉丝们管这叫“不沾政治”？这里面哪一个题材是脱离得了政治的呢？
要么自欺欺人，要么欲盖弥彰。
《檀香刑》以1899年高密县境内爆发的农民领袖孙文领导的大规模农民抗德阻路武装斗争为背景，打造了一个情节荒诞不经、场面暴力血腥、结局惨绝人寰的怪离故事。
德国入化侵略者及其所雇佣的中国洋奴，在修路过程中严重侵害了沿线群众的利益、扰乱了百姓的生活，引发了高密人民的阻路抗德斗争——结果，竟被作者写成起义领导者投奔义和团、自称岳飞附体并设立神坛、烧符喝香灰等荒诞不经的情节，完全看不到一丝丝痛陈殖民者侵略罪行的意味。
恰如毛主席曾有发问：
究竟是中国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在《檀香刑》中，时任山东巡抚袁世凯请出已经退休的资深刽子手赵甲，设计了无比残忍 “檀香刑”处死孙丙。
然作者笔下，却对此毫无情绪波动。
其实从这里就已然可以发觉：作者的立场始终站在对统治者尊重且服从的角度，不论这个“统治者”是中国的买办还是西洋的侵军，作者都不愿意给予半点控告和“笔墨得罪”。
至于对民间的反抗者，作者则保持了极大的心理距离和，并在字里行间为读者预设了巨大的否认空间。
毫无疑问，作者作为袁世凯、德国总督克洛德、侩子手赵甲的「笔墨同盟」而出现的叙事者。
而对于穷人，作者从无感情。
比如在《天堂蒜薹之歌》中，他大写特写农民的贫穷和愚昧，在金菊父母强迫金菊换亲的章节中，其笔下丝毫看不出任何亲情之味。
由此，反抗侵略者的起义民众在作者的笔下和心里，是粗鄙的暴民、是顽劣的破坏者、是愚昧不堪的落后群体，也就不那么奇怪了。
好巧不巧，还是毛主席，早在1940年时就对这类买办文人的姿态有过精准评述：
有人说，只要建设，不要破坏。那末，请问：汪精卫要不要破坏？日本帝国主义要不要破坏？封建制度要不要破坏？
不去破坏这些坏东西，你就休想建设。
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
4
既然说到日本帝国主义，那么不得不提抗日战争，这也是莫言先生浓墨重彩、着墨极深的部分。
他的成名作《红高粱家族》就是以抗日战争为重点的著名作品，包括《丰乳肥臀》也有大量篇幅描写抗日战争。
但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或许是受到西方普世价值——作者本人和他的粉丝都爱挂在嘴边的时髦靓辞的影响，在“普遍人性化”观点的渗透之下，他对侵华日军屡屡出现美化倾向。
《丰乳肥臀》中，作者借上官吕氏之口：
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高密东北乡，还不是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
他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和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
在《丰乳肥臀》中，作者还巧言设置了“日本军医救活上官鲁氏母婴三人”的情节，以证明“中日亲善”之存在。
这个案例，甚至后来还被日本社会的部分右翼学者当做“史实”所引用，与流传甚广的所谓“一颗糖果”的日军“善心小故事”并列而播。
对此，我斗胆评价一句“汉奸”，不过分吧？
除了《丰乳肥臀》，还有《红高粱家族》。
在《红高粱》中，作者多次将日本兵描写为“年轻漂亮的小伙子”、“面孔清癯”、“善良”。
乃至，在一名日本兵要强奸“恋儿”时，作者居然还借恋儿之口如是写道：
他面孔清瘦，鼻梁挺拔，尖陡，眼睛黑亮，很像个口齿伶俐、见多识广的读书人。
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特别是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性犯罪的侵华日军，在作者的心中竟是如韩国偶像剧中“欧巴”男主的存在，不禁让人倒吸凉气……
而对抗日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共产党人，作者便是素无好感、不堪提笔、三言而过了。
不过，作为读者，我倒是要“感谢”作者少有对我共产党人动笔，感谢其“放过一马”。
因为，凡是他触及我党我军的笔墨，往往都是不堪入目的野谣面貌。
比如《红高粱家族》中，我八路军游击队就被作者污蔑为“披着狗皮作战、学狗叫的一群狗”；
再比如《红树林》中，作者更是将打入敌人内部的共产党员马刚称之为“叛徒”。
再再比如《丰乳肥臀》中，鲁立人领导的抗日队伍“爆炸大队”被作者杜撰成不打日本人、经常和其他抗日队伍火拼；在转移行动中，作者还谣撰“军队干部殴打农民，强占运粮车”的情节；在作者笔下，八路军女干部把“丰乳肥臀”的寡妇们像分母鸡那样分配给光棍，称为“共产共妻”；八路军铁路爆炸大队的号手马童，认了二十多个干娘，淫乱乡里，而那些干娘们一见到马童就“双乳抖动”、恨不得将奶头塞到马童的嘴里；马童死后，马童的爷爷，一位清朝的举人，过来拍着马童的棺材板，嘲讽共产党八路军“抗日抗日，花天酒地” ………
这些文笔，都和作者对日本侵略者的亲善爱意、立场附和形成了鲜明对照。
除却抗日战争，我党的土地革命、土地改革也是作者写作生涯中最重要的单元之一。
对于我党解放亿万农民、取缔千百年欺侮压迫农民阶级的地主阶级的史诗级雄迹，作者向来不吝笔墨为地主翻案。
在其经典著作《生死疲劳》中，地主西门闹在土改时被枪毙，依次转世投生为驴、牛、猪等动物，跟随不愿加入集体化的主人“蓝脸”经历苦难。
小说称：
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
必须先科普强调：我党的土地改革运动所希望达到目标是多方面的，但从肉体上消灭地主阶级，却从来都不是我党的土改目标。
我客观地、历史唯物主义地说一句：地主，确实并不一定都是恶人，尤其许多仅是“富农”而非绝对意义的“地主”。
毛主席本人就是主张把地主和富农加以区分。
1946年，中共中央发出《五四指示》，提出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纠正了乱杀地主、乱斗富农等情况。
更早的，在1927年10月时，毛泽东见袁文才所在的林凤和家，这个林凤和就是一个“可团结对象”
林凤和当时是当地的一个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迎接毛泽东时，他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后来也积极迎合土改。
但是，“地主阶级”则不同，其作为一个反动阶级的存在，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讨论。
任何一个区域里一旦诞生地主阶级，或是领导集体“地主化”，那么一定会导致阶级压迫与生产力的停滞。
地主阶级之所以落后、且这种落后不仅是较之无产阶级也是较之资产阶级，就是因为其占有土地资源等生产资料的重复性。
资产阶级尚且会出于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考量而不断扩大再生产，但地主老财们会做的，就是守望着大片农田或是把金银财宝铸成无用的饰品。
同样是身为剥削阶级、同样是吸人血，资产阶级是“发展式的吸血”，但地主阶级则是“内卷式的吸血”。
地主想要生存，只有对下（内）欺压佃农，对上（外）依附更强大的军事与经济组织。
所以，蒋介石治下的国民党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敌人——唯一拥护这个政权的，只有江浙的买办财阀与海上的西方帝国主义。
这就是本文主角、包括武汉大妈等通过一系列作品去洗白地主阶级，同时西方社会拼命帮助这种中国文人进行去罪化创作的历史真相。
只有彻底打碎这层面目，也只有让千年来被小农思维束缚的农民被“阶级意识”凝聚起来、团结成为一股阶级力量——即：认识到自己并非是归属于某一主某一户的农民，而是归属于一个受到党领导的阶级整体——才能为之后的建立新中国（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业化奠定基础，
不掀翻地主阶级，几亿中国农民的自我意识永远无法被唤醒。
也正因为如此，我党更加不可能去“残害”地主，那样只会让公众心态走向反面、对地主产生“同情”。
事实也确实，每次批斗大会都会专人看管下面的农民群众、以防群情激奋冲上台对地主报复施暴。
只有让农民永远从阶级的角度去记住对地主的恨，才能完成整个农民阶级的崛起。
简单粗暴地追求对地主进行肉体消灭，这种图一时爽快，从来不是我党的作风。
以《生死疲劳》中的西门闹为例，真如他自己所说“乐善好施”，那是不太可能被我党枪毙的（武汉大妈的谣书《车欠土里》遭到铺天盖地的批评，同样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通过丑化、曲解土地革命/土地改革，来否定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经济政策和农民解放运动，以撅掉党的根基，这是80年代后崛起的「蓝调文人」们热衷进行“去红色化”创作的政治初衷。
从历史看，党领导的土改运动有三次：
第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的1941年，实行减租减息；
第二次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按《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第三次是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6月30日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
对地主同样分给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劳动中改造成为新人。
以武汉大妈在《车欠土里》所描述的“川东土改”为例，发生在1952年春天，当时全国土改已经基本完成，且其时政策法律和经验已非常成熟，根本不可能如本文主角、武汉大妈等HS派文人的文字中所臆想的“滥杀无辜、惨无人道”。
再以历史视角审视，早在1933年的瑞金，中央政府为解决土地问题就颁布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两个法规性文件。
1947年9月，经中央修订为《中国土地法大纲》并在当时土地改革中作为法律依据。
新中国诞生后，党中央为了让土改有法可依， 1950年6月30日又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请看《土地改革法》第32条：
对于罪大恶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痛恨并要求惩办的恶霸分子及一切违抗或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犯罪，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严禁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武汉大妈笔下的“利川”，属于鄂西，历史上在1951年经历了土改，当年就有两个著名的大地主：担任伪乡长的陈忠武和担任伪保长的张金廷。
这两个在民国时期恶贯满盈、双手血迹累累的大地主，全部没有遭到枪毙，而是被送去参加了劳动和党的教育。
其中张金廷儿子张吉华，在父亲被批斗和教育时仍然在教书，生活完全没有受到影响。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但是后世的伤痕文人们却皆数罔顾。
出身农村的本文主角，对地主阶级追忆并“同情”，但对农民的感情却毫无落墨，实在让人愤懑。
可以看到，他笔下的农民多数是无情又卑鄙的，虽然他自己认为《丰乳肥臀》中的母亲可以称得上伟大，但是在其笔下“母亲”还是打死了自己的婆婆。
包括《天堂蒜薹之歌》当中，金菊的父母为了给儿子换亲，多次殴打自己的女儿，在金菊与高马相处并怀孕之后又要求高马拿出一万元的巨款，最终造成怀孕的金菊上吊自杀。
还有《枯河》中的父亲，因一件小事打死了儿子，在打之前还剥掉裤子、以免裤子被打破……
以及《罪过》中的哥哥，因为妒忌母亲偏爱弟弟（包粽子给弟弟吃），而将五岁的弟弟推进河里……
品读《生死疲劳》、《车欠土里》这类“文艺作品”，你不需要脑子，只需要情绪；不需要知识，只需要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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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比，这类文人似乎并不善于写改革开放之后的生活，比如本文的主角。
可能是因为他一直在军队工作的缘故——而这恰好证明了他在毛主席时代“军仕无忧”。
所以，我实在不清除他为什么总是对毛主席执政的年代那般深恶痛绝，是怪罪毛主席把他喂得太饱太胖了（有太多其幼时照片为证），还是怪罪毛主席可以让他、包括他的家人个个择业无忧？
在《红树林》中，作者描写改革开放后的一位女副市长枕着珍珠巾、全身抹珍珠霜、口含珍珠睡觉……
在《酒国》中，作者又设计了官员“吃婴儿”的情节……
说句实话，这种桥段非但不能在政治层面起到批评腐败的正面作用，反而只会在种族层面为外国人展现了一个变态中国的形象罢了。
在《红树林》中，通往豪华包厢的门前有一面哈哈镜——这就像是作者的极佳隐喻，它没能准确地反映现实，其反映的不过是经作者狭隘又吊诡的心灵过滤后的歪曲现实。
他的创作兴趣似乎永远集中在残忍、恶心、变态、低俗、冷酷等凄凉情感当中，甚至将这些负面情感作为作品的通篇主题，铺叙出华夏大地的“人间地狱”感。
《红高粱家族》中，作者让余占鳌爱上了奶奶，原因居然是奶奶的小脚——恋足癖也；而余占鳌很快又和奶奶的丫鬟恋儿通奸，且恋儿死后进了祖坟，又被作者称之为“二奶奶”……
《丰乳肥臀》中，以作者母亲为原型（作者自己这么说的）的上官鲁氏，和九个不同的男人生育了十个孩子——这样写，作者的母亲真的没意见吗？
《檀香刑》中，作者将三次酷刑详尽描写，又将“残忍”这一概念推到了常人可以忍受的顶峰。
尤其是在《杰作》一章，作者用极为冷静的笔调，详绘了刽子手赵甲对爱国壮士钱雄飞执行凌迟的全过程——仿佛是作者自身在进行自我满足，将自己代入了笔下的刽子手、对爱国志士痛下杀手……
他借刽子手赵甲之口说道：
起码是在这一刻，自已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之手！
《红高粱家族》中，作者“活灵活现”地写了活剥人皮的全过程；
《酒国》中，作者“痛快淋漓”地写了活杀男婴的全过程；
《蛙》中，作者“绘声绘色”地写了强制流产、并强调“冷静”和“置身事外”……
他对残忍的态度，从不是恐惧和疏离的，而是向往和亲近的。
他对变态的态度，也从不是鄙斥和反感的，而是钟情和“上瘾”的。
作者的每部小说几乎几乎都有撒尿、厕所、呕吐、喝尿、大便之类的恶俗内容，而这些桥段又被他的粉丝奉为“高高在上、庸人不懂”的艺术咖。
比如在《战友重逢》中，战士钱英豪与文艺女兵邂逅就是在厕所附近；
再比如《红高粱家族》中，向酒中撒尿的情节曾严重影响了中国白酒的海外销量；
再再比如《酒国》中，多次写到酒后呕吐、尿裤子，以及最后侦查员丁钩儿溺死在茅坑：
他却跌进了一个露天的大茅坑，那里边稀汤薄水地发酵着酒国人呕出来的酒肉和屙出来的肉酒，漂浮着一些鼓胀的避孕套等等一切可以想象的脏东西。
那里是各种病毒、细菌、微生物生长的沃土，是苍蝇的天国，蛆虫的乐园。
侦察员感到这里不应该是自己的归宿，在温暖的粥状物即将淹至他的嘴巴时，他抓紧时间喊叫着：“我抗议!我抗……”，脏物毫不客气地封了他的嘴……
通过对残忍的变态欣赏，以迎合某些读者的变态心理，将中国文化歪曲成一种残忍文化——最终，作者契合了西洋语境中对共产中国的“普遍认知”，从而在海外大批次获奖。
6
回到本文第二段的那张图，可以疑问：为什么本文主角——以及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众「蓝调文人」，为什么会那么仇恨毛主席呢？
理解这个问题，不妨看一看2005年10月31日他所写的短文《毛主席老那天》（老，在北方方言中为“死”之意，通常为客体用语，即使用时并无感情、并无伤悲之感）：
毛主席的死与我大有关系。不但与我有关系，甚至与我家的牛有关系。
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
毛主席怎么能死呢？谁都能死，毛主席也不能死啊！
两点还没到，收音机里就播放开了哀乐。这一年我们已经听了好几次哀乐，先是朱德死，接着是周恩来死，但他们死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没提前预告，看来毛主席真死了。
看战友们的神情，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毛主席死了。那个参谋双手捧着一个玻璃杯子，小脸肃穆得像纪念碑似的。我们的首长拉着长脸，一支接一支地吸烟。哀乐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男播音员用沉痛的声音说：……
用省略号，是因为我忘了广播词儿，去查当年的报纸又太麻烦，随便编几句又显得很不严肃，所以只好用了省略号。
毛主席死了！这句话、这个事实，像巨雷一样惊得我们目瞪口呆，连我这样的草民百姓，都为国家的命运担忧，都认为中国的日子过不下去了。
但后来的事情发展变化得有点天翻地覆的意思，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现在，连老百姓也知道毛主席生前犯了许多错误……
“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是啊，这确是事实，像《红岩》、《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回延安》、《雷锋之歌》、《龙须沟》、《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些为无产阶级、工农阶级谱写史诗的雄文，本文主角是当然写不出来的。
正如他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自始至终倾心苦难和悲凉，却从不去着墨上世纪末北方诸省的工人大下岗惨剧——他只会描写如地主阶级那般的统治阶级被推翻后的所谓“悲惨”，对于工农的悲壮，他了无兴趣。
金樽着尘惶跪拭，万锅无米不耳闻。
《凤凰网》在2022年6月曾有发文为他站台《攻讦xx的文学观，既不懂xx也不懂文学》，这种嘴脸和口令真乃一脉相承，仿佛文学已经成了务必被这部分人垄断和绑架的曲高和寡之物。
忍不住送上毛主席的教诲：
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
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三十多年来，本文主角热衷鼓吹“去政治化”和“扬人性论”，但是这等说辞不知不觉中就已哄骗了太多不明就里的人。
不得不说，对此，还得是毛主席的话精辟：
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
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
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
从动机而言，否认中国共产党带领工农阶级推翻三座大山，本质不过是要否定共产党人的革命史、中国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罢了。
进而，才可以达到此类文人阶层的真实诉求：拒绝承认新中国的建政合法性，拒绝接受党和人民对旧知识分子的人民化改造。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文人阶层在经过「去革命化」三十余年后，大抵是烂了，烂得透透的。
包括涌入了大批文人而形成自由化阵地的媒体群。
居庙堂之高的文人阶层、处江湖之远的媒体群魔、驭境外之炮的西方资本，这三股势力在上世纪80年代后逐渐合流，成为了在舆论场上重新压迫中国人民的“新·三座大山”。
毛主席早于1967年即一针见血：
容易出现修正主义的，第一个是中央里的人物，第二是新闻记者，第三就是文科大学的。都是在意识形态方面。
张雪峰对底层学子好心提点却遭到一群高校叫兽的集体围攻，恰得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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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知识阶层是社会结构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子群体，在新中国之前，他们由晚清封建士人进化，于封建除根未尽的国民党体系中如鱼得水。
得益于民国时代的知识分配不均，文人群体垄断着较多知识、也垄断着由知识消化所造就的所谓“思想”，成为所谓“大师阶层”。
这一阶层历来在社会运行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乃至某些朝代权倾庙堂。
不过，文人弄权的结果一定是政治走向幼稚化、保守化、法西斯化。
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中国历史上但凡较有作为的时代，无一不是求贤如渴与鄙视文人并存——有商鞅、张良、孔明、刘伯温，亦有许攸、祢衡和杨修。
社会想要前进则必然开动车轮，而车轮滚滚就必然产生震荡。
那么这种震荡，一定会在文人阶层中进行着严格残酷的遴选与改造。
其兴衰胜败的标准在于：文人们能否在实践中体现价值、能否对社会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而不是四体不勤、不事劳动、亦或是攀附旧权贵或外族势力。
一旦与时代、民众和实践相脱节，那些孤傲的文人必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
也就是毛主席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的：
知识分子如果不把自己头脑里的不恰当的东西去掉，就不能担负起教育别人的任务。我们当然只能是一面教，一面学，一面当先生，一面当学生。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
藉此探究，“花钱买太平”、“中美夫妻论”、“全球化”、“和平与发展”……会成为中国当代文人阶层的最爱倒也可以理解。
抱团集中+扬文抑武+近亲繁殖+圈子文化，体制内文人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各地“作协”开始金碧辉煌，恰似宋朝文人当政。
这部分饱食皇粮的红袍文腐是向来鄙斥群众的，不论是周百义的“我是厅级干部，你是个什么东西”，还是以下半身文学“不负父望”的贾浅浅，包括倾心西洋政治而蔑视中国群众文化的本文主角本人，居高临下的文殿仿佛是他们刀枪不入的象牙塔。
在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中，赵匡胤轻而易举的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对武将自有天生的猜防，因此才有了杯酒释兵权。
他曾对赵普感慨：
选择一百个文官派到全国各地去当地方大吏，哪怕他们全都变成贪官污吏，都赶不上一个武将可能带来的祸害。
在赵匡胤看来，文官贪污不是什么事情，武官的贤能却是大问题。
因而，军队经商、军工下马……
从银河号到台海危机、从南联盟被炸到南海撞机………蒙古和大金肆意凌辱大宋的同时，是文人阶层及其麾下的新闻团体在朝野与民间的趾高气扬、平步青云。
就说去年这位媒体文人对莫言的声援，非常有趣——
实在无法理解胡锡进替莫言站台的话术逻辑内理。
第一、胡锡进称起诉者行为乃所谓“自我炒作的闹剧”，其理由是“该起诉能不能被正式立案都很难讲”，这能说得过去吗？意思是世间凡不被立案的起诉行为就有“炒作”、“闹剧”之嫌？百姓群众网友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起诉的权力吗？在起诉之前还要掂量掂量“能不能被立案”、否则一旦不能立案那就要被定性为“炒作”、“闹剧”？这太不符合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第二、胡锡进使用“歪招”一词形容起诉行为，用“稀奇古怪的东西”这一说法描述广大网民对起诉者的庞大舆论支持——我实在不知道胡先生哪里来的勇气和资格去污名化群众意见与群众力量。合着，只要与您胡先生意见不一致就是“歪招”、就是“稀奇古怪的东西”？这种姿态着实有点纳粹了。而且，根据我多年的网络舆情观察，貌似您胡先生长久以来在网络民众认知中才更像是一个奇葩乐子人的存在，您心里没点数吗；
第三、胡锡进再次将矛头指向“民粹”，这就更加奇怪：一个鼓吹叫嚣“击落佩洛西专机”、“增加扩张核弹头数量”的人，怎好意思天天把“拒绝民粹主义”挂嘴边的？
第四、胡锡进称起诉者行为是在对莫言先生“扣帽子”…在我看，所谓“扣帽子”，通常应当是指“不谈事实，只谈立场；没有依据，只有情绪”，而起诉者起诉莫言的论据相当充分，完全是逐篇逐章逐字逐句的以莫言先生的文字作为起诉凭证，具体的不能再具体，清晰的不能再清晰；反观胡锡进指责起诉者的话语，倒更像是极为典型的扣帽子行为——即“不谈事实，只谈立场；没有依据，只有情绪”，就因为起诉者的起诉行为让胡先生不爽了、让胡先生看不惯了，于是就要戴上一顶胡氏特制政治大帽，且既不谈法治规章、也不论程序流程（因为在这些层面，起诉者均无可指摘，胡先生找不到漏洞）……无论从那个角度，胡先生自己似乎才更配得上他一直抵触的所谓“极左”形象；
第五、胡锡进真可谓图穷匕见，最后还是要扯到「改革开放」上，那么我就谈谈改革开放。想要维护改革开放，说实话用不着您胡先生，不必上杆子献媚，因为早在四十余年前的1979年3月30日，用来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一道“神符”——“四项基本原则”就已然出炉，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敢问胡锡进拥护的莫言先生的书籍文字，有哪一篇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试问胡锡进反对的起诉者其起诉书内容及价值观，有哪一句不符合四项基本原则？胡锡进您能说得明白吗？
7
其实回溯莫言文学生涯的起步、发展、开花、结果，一个回避不掉的事实是：并不是莫言自己推动了什么、改变了什么、塑造了什么，而是莫言所处的时代诞生了莫言，以及那一堆污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与新中国建设史的“文学作品”——
1986年《透明的萝卜》，1988年《红高粱家族》，1989年《十三步》，1993年《酒国》，1995年《白狗秋千架》，1995年《食草家族》，1996年《丰乳肥臀》，1998年《会唱歌的墙》……
一切始于80年代，一切育于80年代。
如果说莫言文学的政治内涵是在于否定一段革命的历程，那么80年代一夜之间所谓“万物春来”其席卷社会的合法性，本就是建立在「否定」的基础上。
因而诞生莫言，又有什么奇怪呢。
1978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完整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文章是根据一位大人物在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座谈会上的讲话写的。
他在这次讲话中系统地谈到了党对知识分子的问题，谈到“团结、教育、改造”方针形成的历史原因，谈到知识分子经历的历史变化，最后说明：
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已经不再适用于新情况下的知识分子，而应该采取‘信任、依靠、放手使用’的方针。
不到两年后的1980年2月，他出席首都出版界迎春茶话会，有同志提出请他讲讲国家形势，于是他从当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大有希望的八十年代》讲起。
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辛弃疾《汉宫春·立春日》中的个别句子形容当时局势，但他觉得不够完整，因此即兴现场发挥，将这首词重新编排组合，以新词来道形势。
辛弃疾的名作《汉宫春·立春日》原词是：
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浑未办、黄柑荐酒，更传青韭堆盘？却笑东风从此，便薰梅染柳，更没些闲。闲时又来镜里，转变朱颜。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生怕见、花开花落，朝来塞雁先还。
该词以立春为题，虽是写春已归来的欢乐时节，但通篇更多流露的是岁月易逝英雄无用的悲凉愁绪。
而八百年后，这位并非诗人的大人物将辛弃疾的原词改编，其意境、格调“焕然一新”：
春已归来，东风从此，染柳薰梅。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
他所改编的新词第一句是“春已归来”，与辛词无异，但其所写的“春天”，显然是指那个阶段力推的所谓“意识形态领域解冻”的象征。
第二句是“东风从此，染柳薰梅”，他随即解释道：
春天回来以后，东风吹得柳树绿油油的，吹得梅花开放起来，香香地扑鼻，东风从此把祖国的山河好好地打扮起来。
第三句是“年时燕子，料今宵、梦到西园”，这是直接引用了辛词，他说：
春天到来以前，料想那个经历了风风雨雨的燕子，在立春这天晚上，连做梦都梦到百花盛开的园林里去了。我们在座的同志，也是经过多少风雨的燕子啊，我们这些同人民、同党共命运同患难的时代的燕子，在立春那天，做梦也梦到我们国家的‘四化’建设，进入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境界里面去了。
他把上面三句作为上阕，而下面两句是下阕。
第一句是“无端风雨，未肯收尽余寒”，他解读：
引到我们的形势上面来说就是，现在还有消极因素干扰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无端风雨，一种干扰破坏的因素。‘未肯收尽余寒’，即还有‘XX帮’的余毒，也就是邓副主席讲的‘XX帮’在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余毒也是一种余寒嘛。
随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便引用此句大声疾呼：
我们还要继续克服干扰四化建设的消极因素，如ji左思潮之类。
最后一句是“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这是化用了辛词，“解连环”典故出自《战国策·齐策》：“秦昭王尝遣使者遗君王后玉连环，曰：‘齐多智，而解此环否？’君王后以示群臣，群臣不知解，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谢秦使曰：‘谨以解矣！’”秦国用玉连环向齐国示威，齐王后一锤砸碎破解了玉连环，向秦国暗示齐国不会示弱。辛弃疾以玉连环比喻忧愁难解。
但是这位大人物则不同，他从君王后解连环的故事隐喻所谓“打破教条束缚，推进改革开放”，他说：
我们解连环的办法很多，君王后的魄力是值得学习的，方法不一定好，不一定都用砸的办法，要因事而异，实事求是。辛幼安是爱国诗人，因为有余寒，有些信心不足了，他发出感慨：‘清愁不断，问何人会解连环？’君王后已经学会解连环，就是把它砸开嘛！辛幼安为什么还要问，何人会解连环呢？我们绝大多数同志，没有什么‘清愁不断’。我不知在座的同志对国家的形势，有没有清愁不断、忧心忡忡的人，我看，可能有。全国可能有一点，也不会太多。
所以他把辛词改为“欲问清愁客，何时学会解连环？”认为这么一改就“把忧虑解除了，解放掉了”……
8
莫言公开发表作品是在80年代中叶，而那正是一个巨大转折的节点。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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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
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四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六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
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
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就像席卷90年代的一部小说《人啊，人》后记中的一段话：
我走出角色，发现了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憎，有七情六欲和思维能力的人。我应该有自己的人的价值，而不应该被贬抑为或自甘堕落为‘驯服的工具’。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9
9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学创作中的“欲望化”叙事逐渐成为新风尚，文人们开始迫切追求利用人体器官、失序伦理、泄淫纵情来表现自己的卓尔不群。
一夜之间，本是个个自称文学家的人，通通成了生物老师，是文明的象征、开化的代表。
莫言作品《丰乳肥臀》
“躯体语言”书写和“下半身”写作在90年代末的兴起，使得一部分人关于人性的解读，走向了一种极端。
《2000年中国新诗年鉴》曾刊载一奇文《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宣称：
我们的身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传统、文化、知识等外在之物异化了，污染了，已经不纯粹了。太多的人，他们没有肉体，只有一具绵软的文化躯体，他们没有作为动物性存在的下半身，只有一具可怜的叫做‘人’的东西的上半身。
我们只要下半身，它真实、具体、可把握、有意思、野蛮、性感、无遮拦。
只有肉体本身，只有下半身，才能给予诗歌乃至所有艺术以第一次的推动。这种推动是惟一的、最后的、永远崭新的、不会重复和陈旧的。因为它干脆回到了本质。
这在当时被一帮早就憋着淫欲的臭笔杆，欣喜若狂地奉为圭臬：
这是21实际中国民间文学的‘启蒙宣言’！
同年7月，这篇文章的作者沈浩波创办《下半身》诗刊，并收录了那篇惊为天人的《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
一年后，谢有顺在《花城》杂志中发表的文章《文学身体学》，则表达的更加赤裸裸：
‘文革’结束，如果仅仅只是结束阶级斗争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我们还要追求从冷漠的政治社会回到人性的身体社会，因为只有身体社会是适合于人生活的。
以前的作品写的可能是政治人，集体人，概念人，现在作品写的可能是文化人，社会人，历史人，后者无疑是一种进步，但和前者一样，都还是在同一个文化视野的序列中。我要继续追问的是，那个卑微的、个性的、生理意义上的有物质外壳的人，以及他的身体究竟在哪里？……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
这是在谈文学吗？这是十足的政治。
当闸门被放开，饥渴难耐的“文学家”们就立刻撒开了欢，“三陪”题材日渐火热，如巴乔《一起走过的日子》、张者《朝着鲜花去》等。
个个张着血盆大口、流着瘟臭的哈喇子，用键盘飞速敲击着对“下半身”极其病态的描摹与欣赏。
你敢对这样的作品评论一句“恶心”？马上就有乌央乌央的“学者”、“文学专家”们蜂拥而至，一边擦着口水，一边怒目圆睁得诘难你是“土掉渣”、“老保守”、“不开化”、“不懂潮流与艺术”………
任何消费作为欲望的的表达和满足，无疑没有身体本身的表达来得直接而彻底。
这是2003年《河南大学学报》第３期的文章《无法深化的自我与现实》的文字。
一句“消费欲望”就解构了卖淫嫖娼的全部社会意义：这是人性的解放。
不到十年后，2014年东莞扫黄风波爆发，“知名性学家”李银河当众大放厥词，认为：
卖淫嫖娼应该非罪化，性服务完全是个人行为，政府不用管，相互之间是否给钱也是出于自愿，这实际上最符合人类性活动的基本逻辑！
伴着这位性学老妪的呐喊逻辑，《钱江晚报》亦公然发表所谓《钱江晚报时评》，大喊：
东莞挺住！
同时还在《钱报网》2014-02-11 19:38 刊登了源于《新闻晨报》的文章，引用东莞出租车司机采访，称不觉得“小姐”被逼无奈，因为她们对司机小哥出手阔绰……
随后，广东省政府官方微博账号更是雷霆发博：
力挺东莞！
这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公开反击中央扫黄的叫板动作……
在微博中，粵府大力为东莞“鼓劲”，称：
东莞你好，不要害怕嘲笑…不要害怕质疑…不要害怕污蔑…不要害怕批判…不要害怕轻视…
最后一句最受关注、引人遐想：
东莞你好，不要害怕诋毁。请告诉他，因为挚爱，我们不会出卖灵魂。
根据粵府设置，那条微博彼时不允许回复和评论。
必须看到，三十余年的历程，从文学变迁的角度，这是一场制度性的文化滑坡。
2018年11月30日，在“价值重建论坛暨《文化纵横》杂志创刊十周年”活动上，韩少功先生在演讲中曾有过精准而辛辣的评述：
从全球范围来看，文学正遭受以市场化为主的制度性冲击，还有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性冲击，正在进入重组和再生的艰难过程。与此同时，思想动力不足，也明显成为当下文学发展的一大制约。
‘文青’及高龄‘文青’那种自恋、自闭、自大的文字，无论是幽闭式的、狗血式的、还是杂耍炫技式的，无论是沉默的（布朗肖语）、零度的（罗曼﹒罗兰语）、还是无意义的（昆德拉语）写作，都让文学中的‘自我’越来越面目雷同，离个性更远，离复制和流行倒是更近，很快成为另一款神话，另一种心理传染病。
以至'文青’‘文艺腔’‘文科生’‘中文系的’这些词，眼下早已在互联网上声名狼藉，总是成为舆论场上嘲讽和同情的对象。
晚近三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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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看1993到1994年间发生的所谓“人文精神大讨论”，其实质是一场政治大讨论，不过是为了呼应1992年的南巡讲话精神。
从鸳鸯蝴蝶派到张恨水，从还珠楼主到港台新武侠，笼子彻底被打开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不争的后果：市场经济风潮里的文学环境，人民大众彻底失语，农民彻底失语，工人彻底失语。
渐渐垄断了创作权的，是拔地而起的两类人：
一、市场中奉行小资产阶级路线的青春派写手们；
二、 捧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的通行证，重新端坐体制内高位——尤以各地作家协会和所谓文学研究会为主要阵地的“官帽文人”们，吸食着百姓的血汗纳税，却处处脱离群众的腥臭作态。
除却作协，包括今天的书协、艺协等官办协会在内，享用着顶级的皇粮、生产着低劣的作品、摆弄着高傲的做派、筑固着淫腥的圈子……
台上道貌岸然，床上男盗女娼，百姓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更有甚者，吃皇粮而反皇粮、扛着红旗骂红旗，此等油腻之尊都大有人在。
作协的乌纱帽下，孵化出了如武汉大妈、莫言等反gong文人；市场经济的报摊亭里，以郭比特人为代表，更是孕育出了如今连同人文、人兽文都大行其道的文学局面。
在失去合理的文化利益分配的底层面前，这两大群体可谓高高在上的两座大山，仿若随性两三笔，即成挥斥方遒指点江山的大作。
文艺的台上是牛鬼蛇神，那么牛鬼蛇神的背后——文艺的幕后呢？
已然太多年，张斌、赵忠祥、周玄毅、方方……以及文艺界、知识界、媒体界、高校界数不胜数的“叫兽”“老湿”、“大湿”………
这三四十年来，还少吗？
和他们比，吴x凡、李x迪、王x宏、x爽、x冰冰、李x峰……似乎也可以“理解”。
管虎电影《金刚川》暗辱毛主席、岸英同志
曾经文艺人士、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今天的文艺人士，或早就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
还记得前两年红极一时的贾浅浅吗？以屎为墨，以尿为酒，执器官之笔，道闲诗之咸湿。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闺秀，为人民群众打造的诗歌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作者却淡定不乱，她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现代派诗歌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贾浅浅其人，头衔的多得吓死人，恐怕唯有勃列日涅夫同志胸前的勋章可以一比：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现当代在读博士，鲁迅文学院32届高研班学员，第35届青春诗会参与人，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副主席，《诗刊》《作家》《十月》《钟山》《星星》《山花》等期刊作品的作者，诗集《第一百个夜晚》《行走的海》的作者，第八次全国青创会的出席人，第二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获得者……
以及一个最重要的身份：贾平凹的女儿。
某种程度上，这位“贾诗人”其让人作呕的“下半身文学、屎尿屁诗歌”的创作及展示，完全是在进行权力的炫耀。
这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动作，而是一个政治动作，是一种让人非常不适的、来自精英阶层的傲慢。
这就是为什么主席会对“老爷”“官僚”们恨之入骨：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的对象，革命的对象。
主席当年会不断追问有没有“睡在自己身边的赫鲁晓夫”，因为苏联文艺界的乱象他看的一清二楚，擅于随风舞动的苏联“艺术家”、“知识分子”们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写出中篇小说《大学生》歌颂斯大林、又在1976年将其改写（主角与反派全数调个）为《滨河街公寓》的特里丰诺夫；
比如在卫国战争期间大写各种抒情诗赞美斯大林和苏联红军、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担任《新世界》杂志主编时大骂斯大林的特瓦尔多夫斯基；
比如一边自称“列宁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准则”，一边又在小说中大骂列宁与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亚科夫；
比如一边在苏联国营电影制片厂中领巨额公务薪金，一边又大骂苏共“残酷迫害”的维索斯基………
文艺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苏修当局都输门清儿。
而文学家、艺术家们的创作更是舆论战中或雷霆万钧、或润物无声的重弹。
他们向来都是「无冕之王」。
纵使是以“屎”为落笔喻物，谈话行文向来不拘一格的毛主席，同样使用过，且用得生动明快、一针见血：
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跋
1967年，毛主席有过这样的判断：
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
知识分子之投机是无需争论也难以避免的，所以，或许真正应当去评辩的，是知识分子笔墨纸砚身后的花翎……
90年代时，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主办的《红旗文稿》曾有撰文批判《丰乳肥臀》污蔑中国共产党：
过去国民党反动派诬蔑共产党是共产共妻，灭绝人伦，也只是流于空洞的叫嚣，难以有文学作品具体地描述，想不到几十年后，却有xx的《丰乳肥臀》横空出世，填补了这一空白！
在《丰乳肥臀》一书中，共产党一无是处……而国民党却好处不少。国共两党几十年的斗争，谁是谁非谁得到人民的拥护，谁给人民带来灾难早有定论，xx却不顾历史事实，把人民的苦难全都推给共产党，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
再创新，也不能捏造事实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政权，如果真像xx所写的，没完没了地折磨人民，还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并取得胜利？
只是，这样的愤怒在那样的岁月里被无声掩埋。
1997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大家文学奖”，刊架无数……
「无产阶级专政」的时代一旦过去，「无产阶级被专政」的时代必然到来。
下游的活水在上游，文风的背后是世风。
苏联短短七十年的国家历史，诞生了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分别是：蒲宁、帕斯捷尔纳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
但是苏联解体后，号称“文学解冻”、“政治解禁”、“管制解体”的新俄罗斯，再也没有一位作家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赏赐。
因为已经不需要再用诺奖去诱降一个已经失败并死去的对手了。
以2012年12月10日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帕·瓦斯特伯格的颁奖词作为本文结尾吧：
莫言是个诗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传海报，让个人在芸芸众生中凸显而出。莫言用讥讽和嘲弄的手法向历史及其谎言、向政治虚伪和被剥夺后的贫瘠发起攻击。他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形象。
高密东北乡体现了中国的民间故事和历史。很少的旅程能超越这些故事和历史进入一个这样的国度，那里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爱与邪恶呈现了超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翱越了整个人类。他是了不起的自然描述者；他知道饥饿的所有含意。20世纪中国的残酷无情从来没有像他笔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强盗以及坚强、不屈不挠的母亲们那样得以如此赤裸裸地描述。他给我们展示的世界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那里的人们都鲁莽、无助和荒谬。
这一苦痛的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的吃人肉的风俗。
在莫言的笔下，吃人肉象征着毫无节制的消费、铺张、垃圾、肉欲和无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够跨越种种禁忌界限试图加以阐释。
莫言的小说《酒国》中，最美味的佳肴是烤三岁童子肉。男童成为很难享受到的食品。而女童，因无人问津反而得以生存。这一讥讽的对象正是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因为这一政策女婴被流产，规模之众多达天文数字：女孩子不够好，都没人愿意吃她们。莫言就此话题还写了一部完整的小说《蛙》。
莫言的故事都伪装成神话和寓言，将所有的价值观置于故事的主题中。
在莫言笔下的中国，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理想具有合乎标准特征的公民。莫言描写的人物都充满了活力，不惜用非常规的步骤和方法来实现他们的人生理想，打破被命运和政治所规划的牢笼。
莫言所描述的过去，不是共产主义宣传画中的快乐历史，而是他用夸张、模仿以及神话和民间故事的变体重现五十年的宣传，令人信服、深入细致。
在他最杰出的小说《丰乳肥臀》中，女性角度一直占据主导位置。莫言描述了大跃进和1960年代的大饥荒。他嘲笑试图用兔子精液让母羊受孕的伪科学革命派，他们把所有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斥为右派分子。这部小说的结局是90年代的新资本主义，所有的骗子因为兜售美容产品而致富，仍在试图通过异体受精孵化出凤凰。
在莫言的作品中，一个被人遗忘的农民世界在我们的眼前崛起、生机勃勃，即便是最刺鼻的气体也让人心旷神怡，虽然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冷酷无情却充满了快乐的无私。他的笔下从来没有一刻枯燥乏味。这个作家知道所有的一切，并能描述所有的一切，各种手工艺、铁匠活、建筑、开沟、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诡计。他的笔尖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他是继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之后，也是继我们这个时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之后比很多人都更为滑稽和震撼人心的作家。
他的辛辣是胡椒式的。在他描写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宏大如挂毯的故事中，既没有跳舞的独角兽，也没有跳绳的少女。但他所描写的猪圈般的生活如此独特以致我们觉得已经在那里呆了太久。
意识形态和改革运动来来去去，但是人类的自我中心和贪婪却永存。
所以莫言为个体反抗所有的不公，无论是日本侵略还是毛主义的恐怖以及今天的狂热生产至上。
莫言的家乡是一个无数美德与最卑鄙冷酷交战的地方。那些敢于去的人，等待你们的将是一次踉跄的文学冒险。中国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诗般的春潮所吞噬？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学发出的巨吼淹没了很多同代人的声音。
瑞典文学院祝贺你。请你从国王手中接过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莫言获奖后接受外媒采访，声援某异见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