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谈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转换路径

　　各位下午好。这两年，“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很热——外卖员写诗，家政工写散文，快递员拍短视频，人人都可以是创作者。这当然是好事，技术终于让普通人有了发声的机会。今年5月，我在上海大学中文系同部分师生座谈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大众文艺与新人民文艺的可能性”。今天，我想接着追问一个问题：数字时代的文艺创作，到底是“大众的狂欢”，还是“人民的觉醒”？或者说，这些声音，真的如许多学者宣称的那样，是“大众自己的声音”甚至是人民文艺在数字化时代的传承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回溯一段历史——回到八十多年前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回到更早的左翼文学运动。

　　下面，我从阶级立场的确立、主体生成的条件、批判精神的维系三个层面来谈谈这个问题。

　　在进入讨论之前，先谈一个概念问题。

　　“新大众文艺”——这个“大众”是什么意思？在日常用语里，大众就是“很多人”，是中性的、包容的，不分你我他。但仔细想：资本平台口中的“大众”，其实是消费者，是流量的来源，是文化工业生产线上的一个环节。平台关心的是你的点击、你的停留时长、你能不能成为爆款内容的生产者。至于你写什么、站在谁的立场上写，它并不真的在意——只要不越界就行。

　　但“人民”不一样。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里，“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是有阶级归属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处在中心位置，他们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人民文艺”从来不是“所有人写的文艺”，而是“站在工农兵立场上、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这是一个有方向、有立场、有灵魂的概念。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大众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链条上作为消费主体而存在；人民则不同，人民是历史主体，是一个政治概念。把“新大众文艺”换成“新人民文艺”，远不是两个词语的调换，而是对我们如何想象数字时代文艺主体的深层追问——文艺到底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而作？

　　回顾左翼文学的历史。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开始，1930年左联成立，“文艺大众化”被列为核心任务。左翼作家们明确了一个原则：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立场问题，是第一问题。

　　《讲话》把这条原则升华了。毛泽东没有停留在“文艺要为大众”的模糊表述上，而是明确说：“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个“首先”和“工农兵”的界定，就是阶级立场的具体化。

　　所以，我们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首先要恢复阶级分析的眼光。站在谁的立场上写作？为谁服务？反映谁的利益？不追问这个问题，“大众”就只是一个空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什么也都不算数。

　　我们用几个具体事例来看看，“新大众文艺”和“新人民文艺”在实际创作中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先说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王计兵，苏州那位“外卖诗人”，2026年刚获得鲁迅文学奖。他有一句诗流传很广：“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如果按“新大众文艺”的滤镜来看，这是一个完美的“励志叙事”：外卖员在生存压力下坚持写诗，从底层逆袭，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平台推他，媒体赞他，他被塑造成“奋斗改变命运”的典型。在这个叙事里，他的苦难是被“审美化”的：那些送外卖途中的艰辛，最终凝结成诗，被消费、被感动、被点赞。但你看不到的是：为什么外卖员要被算法“赶”？为什么红灯前的焦虑、超时后的罚款会成为一种结构性的生存常态？这些问题被过滤掉了。

　　如果按“新人民文艺”的眼光来看，王计兵的诗恰恰提供了另一重解读的可能。他写“赶时间的人”，这不是单纯的个人抒情，而是一个群体被平台算法支配的劳动真相。苏州2026年7月首创将等红灯时间计入配送时长，这个制度变化的背后，正是对“算法看不见红灯”这一结构性矛盾的回应。王计兵的诗，在“励志叙事”之外，其实暗含着对劳动异化的文学呈现——这才是它真正的人民性所在。

　　区别在哪儿？“新大众文艺”消费苦难、过滤批判；“新人民文艺”揭示矛盾、追问根源。同一个王计兵，在两种框架里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再看范雨素。2017年《我是范雨素》刷屏，育儿嫂写自己的生活，看似是“平民自己开口”的典范。

　　但“新大众文艺”的叙事会怎么做？ 会把她塑造成“素人奇迹”——一个家政工居然会写作，文字还这么有灵气。媒体蜂拥而至，关心的是“红了以后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余秀华”。她的苦难被观赏，她的文字被品评，但她文中写的那些东西——被雇主辱骂殴打、尝试法律维权未果、“金字塔的底座”这个阶层的命运——反而退居其次了。

　　范雨素自己写得很清楚：“我运气真好，我做育儿嫂的人家是上了胡润富豪排行榜的土豪。”这种阶层差异不是抽象的，是每天在雇主家里亲身感受的。“金字塔的底座”这个比喻，来自一个劳动者对自身阶级处境的清醒认知。她不是“被代言”，她是在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话说。

　　而“新人民文艺”要做的，不是把范雨素变成“网红”，而是正视她文字中的阶级意识——她对“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的敏感，对“文明社会”的恐惧，以及对更弱势者“用拥抱传递爱”的自觉。这些不是“励志”元素，而是阶级关系的文学呈现。

　　鲁迅说“平民还没有开口”，在今天需要补充一句：即使开口了，资本和流量也会让他们重新“闭嘴”——用励志化包装、用消费化转化。范雨素被看见，但她真正想说的，未必被听见了。

　　更有意思的是，王计兵、范雨素们代表的“新业态劳动者写作”，在文学理论界成了一个独特的观察样本。有研究者注意到，它不同于传统的“打工文学”——后者的支撑力量是文学刊物，有地域性；前者依托新媒体平台，活动范围更广，具有更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

　　这种“自发性”就是“新大众文艺”的典型特征：技术赋权，人人可写，劳动者终于从“被塑造”变成“自我言说”。但问题来了：自发地写，和自觉地写，是一回事吗？

　　“新大众文艺”中的劳动者写作，很大程度上是“被算法筛选”的——平台喜欢什么样的内容？励志的、温情的、不触碰阶级矛盾的。那些真的写算法压迫、写克扣、写剥削的，上不了热搜。这就形成了一种无形的规训：你可以开口，但只能说我允许你说的话。

　　而“新人民文艺”要求的，是从“自发”到“自觉”的转变。什么叫自觉？鲁迅说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也就是说，你得知道自己是谁，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谁而写，反对什么，拥护什么。这不是贴标签，是一种清醒的阶级意识。

　　归结起来，“新大众文艺”和“新人民文艺”的差别，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视角看，就一句话：

　　“新大众文艺”把劳动者当成文化消费者——生产流量、消费情绪、被算法支配；“新人民文艺”把劳动者当成历史主体——他们不仅是文艺表现的对象，更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

　　我在上海大学的讲座中说过：在“新大众文艺”叙事中，“大众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遵循和受制于市场逻辑及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控制”，呈现出“价值缺位，阶级空场，批判失语”的特征。而“人民”不同——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位居中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

　　但不是所有“大众的创作”都能自动成为“人民的文艺”。只有那些揭示了社会矛盾、表达了阶级立场、不被资本逻辑收编的创作，才配得上“人民文艺”这个名称。

　　一个外卖员写诗，可以是“新大众文艺”的素材，也可以是“新人民文艺”的种子。区别在于：我们是只消费他的苦难，还是追问苦难的根源；是把他变成励志符号，还是把他当作劳动者的真实声音来倾听。

　　这正是左翼传统留给我们的第一把钥匙：文艺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服务，反映谁的利益——这个问题，在今天依然绕不过去。

　　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历史主体生成的条件，来自鲁迅，一个跨越八十多年依然精准的预言。

　　1930年代，左翼作家搞文艺大众化运动，知识分子写了很多以工人农民为题材的作品，叫做“平民文学”。但鲁迅不买账。他在《革命时代的文学》里说了一段非常深刻的话：

　　“现在的文学家都是读书人，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工人农民的思想，仍然是读书人的思想，必待工人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学。……现在有人以平民（工人、农民）为材料，做小说做诗，我们也称之为平民文学，其实这不是平民文学，因为平民还没有开口。这是另外的人从旁看见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说的。”

　　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咀嚼。鲁迅区分了两种“平民文学”：一种是“以平民为材料”的文学——知识分子下去采风、体验生活，然后替平民说话；另一种是平民“自己开口”的文学。前者，平民是被书写的对象，是被代言者；后者，平民才是真正的主体。而鲁迅认为，只要工人农民还没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得到真正的解放，他们就无法真正“开口”——即使开口，说的也是“读书人的思想”。

　　回到今天的“新大众文艺”。外卖员王计兵写诗，范雨素写散文，很多底层劳动者确实在写。但我们要问：他们真的“开口”了吗？还是“被开口”了？

　　你看平台的筛选机制：你写算法压迫，写配送费被克扣，写资本的剥削，这些内容能被推上热搜吗？很难。平台推送的是“励志”的故事——“外卖员在苦难中坚持写诗”“保洁员的诗与远方”——温情脉脉，催人泪下，但绝口不提阶级矛盾。也就是说，资本允许你“开口”，但必须在它划定的安全区内。超过这个区，你的“开口”就会被禁言、被限流、被边缘化。

　　再看阶层跃升的陷阱。一些底层写作者火了之后，被请进作协，被重点培养，从底层上升到中层，从社会边缘进入体制。这看似是个人成功，但他们的作品渐渐变得“安全”了——批判性弱了，异质性没了，成了“奋斗改变命运”的完美注脚。曾经的底层声音，一旦被体制和资本收编，就不再构成对体制的挑战。

　　鲁迅的警示告诉我们：真正的人民文艺，需要创作者阶级意识的自觉生成。不是说你是工人，你写的东西就天然是工人文学；你得知道自己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为谁而写，反对什么，拥护什么。从“自发”到“自觉”，是主体生成的关键一步。

　　所以，技术赋权不是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人民会自动成为历史的主体。“平民还没有开口”的结构性困境，在数字时代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历史主体的确立，需要创作者在“为谁写、反对什么”的问题上做出自觉的选择。

　　第三个问题关乎现实主义传统和批判精神。

　　左翼文学最可贵的品质是什么？是它直面社会矛盾、不粉饰现实的勇气。蒋光慈写工人斗争，茅盾剖析民族资本困境，鲁迅用杂文做“对于旧社会的暴露和攻击”。他们的基本精神是：文艺应当揭示真实的社会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作家艺术家反映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不是掩饰或美化现实。

　　《讲话》继承了这一传统。毛泽东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同时批评了“空洞的大作品”和“公式主义”，要求文艺工作者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真正地熟悉工农兵群众的生活”。人民文艺的核心特征，就是“写人民、为人民写”——而且是以批判的眼光写。

　　但今天的“新大众文艺”一个显著的问题是：劳动者的苦难被“无害化”了。

　　怎么无害化？

　　第一，励志化叙事。 外卖员诗人被塑造成“逆袭”典型，作品中的社会批判被过滤，留下的只是“奋斗改变命运”的个人成功。你为一个外卖诗人的诗感动落泪，但这眼泪不会转化为你对平台算法的反思，也不会让你去声援劳动权益——它只是一次情感消费。

　　第二，消费化转换。 劳动者的苦难被转化为可供消费的情感商品。观众为“外卖诗人的艰辛”感动，为“范雨素的坚韧”点赞，但这种感动和点赞，并不转化为对社会问题的追问。资本从劳动者的苦难叙事中获利，而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并未改善。

　　第三，技术化消解。 有些网络文学触及现实矛盾，但它处理冲突的方式，是把一切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人技术问题——“你穷是因为你不够努力”“你被欺负是因为你情商不高”——系统性的剥削被消解为个人能力的不足，体制本身不受质疑，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总体理论”的支持，也就失去了认识现实和想象未来的能力。

　　左翼的现实主义精神告诉我们：人民文艺不能是安全的、无害的、可以被消费的标签。真正的人民文艺，应当揭示矛盾而非遮蔽矛盾，表达立场而非所谓价值中立，追求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把握而非碎片化记录。

　　鲁迅说得痛快：文艺应当是“对于旧社会的暴露和攻击”。因此，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转换，要求文艺不仅是“大众的生产”，更是“人民的批判”——揭示社会真相，反思现实困境，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发出声音。

　　讲到这里，做一下总结。

　　八十多年前，左翼文学和《讲话》在书写-印刷媒介条件下，试图解决文艺“走向人民”的问题。今天，数字技术使“人民写”在形式上成为现实，但“大众”取代“人民”的概念置换，却可能使文艺失去阶级立场和批判锋芒。

　　左翼传统给我们的三个启示其实是一个整体——

　　第一，概念的阶级斗争。 “大众”和“人民”不是同义词。追问“谁的大众”“谁的文艺”，是文艺人民性的第一问题。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转换，首先是概念的自觉——认识到“大众”的去政治化陷阱，重新确认“人民”的阶级内涵。

　　第二，主体的自觉生成。 技术赋权不等于主体生成。鲁迅“平民还没有开口”的警示至今有效——真正的人民文艺，需要创作者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不是要回到左翼的组织化形式，而是要在数字时代重新激活创作者“为谁而作”的问题意识。

　　第三，批判的不可放弃。 在资本逻辑支配文艺生产的当下，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尤为珍贵。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转换，要求文艺不仅是“大众的生产”，更是“人民的批判”——揭示矛盾、表达立场、追求总体性。

　　我们不可能回到左翼文艺的历史形态。但左翼传统所开辟的“文艺与人民”的核心命题——阶级立场、主体生成、批判精神——并未过时。在算法支配、资本收编、流量逻辑主导文艺生产的今天，恰恰是这些“过时”的传统，构成了我们审视和践行“新人民文艺”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

　　从“新大众文艺”到“新人民文艺”的转换，本质上是数字时代对左翼文学和《讲话》所开创的文艺人民性传统的回归与激活——不是回到历史，而是提取其核心问题意识，在新的媒介条件下重建文艺的人民立场和阶级立场。

　　正如我在上海大学讲座上所言：“新的时代必然产生新的大众，新的大众必然有新的文艺，新的大众文艺，也应该是新的人民文艺。”而左翼传统，正是照亮这条道路的一盏历史明灯。

　　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附：刘继明诗作《有感》

　　（一）

　　秋气动京华，鸿鸣忽铩羽。预知弓影在，其奈霜威举。鄂渚曾诳语，黉门竟锁拒。苍黄论坛事，掩卷听檐雨。

　　（二）

　　议坛何肃肃，秋雨暗燕台。已许南音婉，孰料北调衰。霜严摧木叶，风飓折蒿莱。独坐虚窗下，寒云久不开。

　　2026年9月19日于北大勺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