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9月，两个“小人物”的批判文章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批判唯心主义运动。
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9月中旬，江青奉毛泽东之命来到《人民日报》社，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于1954年3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的。李希凡、蓝翎将文章写好后，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学报投稿。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号上。江青曾看过多遍《红楼梦》，她很有兴味地看了李希凡、蓝翎这篇批判文章，对此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江青的判断力的。这一次，他接受江青的建议，认真看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非常高兴，便让江青出面，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邓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过了两天，江青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就拿着《文史哲》第9期，来找周扬、林默涵和邓拓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说：
“主席十分欣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周扬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可以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有人说，《毛泽东大传》的内容不可靠，像小说。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全面而深入地进行，毛泽东又在学术思想领域，领导开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十月，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评文章开始，发动了一场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运动。
问题的提出，是从李希凡、蓝翎合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引起的。一九五四年三月，《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作者扼要地总结了自己对《红楼梦》研究的心得。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评论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他们便选择俞平伯这篇带有学术总结性的文章提出批评。
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是青年人向一位学术权威提出的批评。文章写出后，他们曾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又向自己的母校山东大学的学报《文史哲》投稿，《文史哲》在一九五四年九月号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九月中旬，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副处长的江青向《人民日报》提出是否可以转载，主持《人民日报》工作的邓拓等婉言回绝。后来商定由《文艺报》转载。
《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也记载：
【9月中旬，江青到人民日报社提出，要《人民日报》转载《文史哲》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经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研究，由党中央机关报刊登这样引起学术争论的文章不太适宜，商定由中国文联主办的《文艺报》转载。《文艺报》在转载时加了编者按语指出，文章作者是两个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同时指出，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
根据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新北大公社文艺批判战斗团的《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49-66) 》：
【9月 《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形式主义和烦琐考证的方法，把《红楼梦》说成是曹雪芹自传，抹煞这本书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9月 毛主席看到《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后，予以极大的重视和支持。九月中旬一天下午，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人，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她提出《人民日报》应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竟然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种种理由，拒绝在《人民日报》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竟敢公然抗拒毛主席指示，保护资产阶级“权威”。】
【9月 江青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之后，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阻挠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指责《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很粗糙，态度也不好”，林默涵、何其芳则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文艺报》转载，加了一个“编者按”，依然采取保护资产阶级“权威”，贬抑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的恶劣态度。这条按语是冯雪峰写的，经过旧中宣部批准，林默涵曾赞扬，“这样比较客观一些”。】
根据 《史学革命》编辑部主编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
【九月《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批判了俞平伯的资产阶级唯心论。
毛主席看了这篇文章后，非常重视。江青同志亲自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来周扬、邓拓、林默涵等，说明毛主席很重视这篇文章，要《人民日报》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胡适派反动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周扬、邓拓一伙仗着他们的后台XXX的支持，竟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指示，以“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理由，拒绝转载，只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文艺报》转载时加了一条编者按，极力贬抑新生力量，保护资产阶级“权威”，阻挠对胡适派反动思想的批判。】
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到，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学术权威俞伯平的著作进行了批判，但是周扬、邓拓等人对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的文章根本持反对态度，不予在人民日报发表，只是在冯雪峰主管的《文艺报》上进行了转载，而且还加了一个保护学术权威俞伯平、压制李希凡、蓝翎两个年轻人的编者按。
此次批判是由对《红楼梦》的研究引起，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红楼梦》研究的两大流派——旧红学与新红学。
旧红学：五四运动之前的红学，主流是索隐派（代表：蔡元培《石头记索隐》）；另有评点派。
新红学：五四之后，胡适开创、俞平伯继承的考证派（代表作胡适《红楼梦考证》、俞平伯《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
用豆包AI整理了旧红学与新红学的错误
【一、旧红学（索隐派为主）的错误
1. 研究方法主观唯心，牵强附会：抛弃文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主观臆测、牵强比附历史，将《红楼梦》当作隐藏明清秘史的谜语书籍，把文学虚构等同于真实历史，完全违背文学创作规律。
2. 曲解作品核心主旨：刻意附会民族恩怨、宫廷秘事，刻意遮蔽、抹杀小说揭露封建家族腐朽、批判封建制度与礼教的核心反封建主题。
3. 缺乏科学文学观：不懂文学典型塑造的艺术规律，无法认识《红楼梦》反映封建社会兴衰的宏大社会历史意义。
二、新红学（胡适、俞平伯考证派）核心错误
新红学是五四后兴起的考据派红学，有一定史料考据贡献，但指导思想与阐释逻辑存在根本谬误，是重点批判对象。
1. 核心谬误：坚持“自传说”：将《红楼梦》等同于曹雪芹个人家事自传，把宏大的封建社会悲剧，窄化为个人家庭的私人兴衰史，消解了作品的社会典型性与时代批判价值。
2. 歪曲作品思想主旨：宣扬“色空虚无”“情场忏悔”的消极观念，将社会制度、封建礼教造成的时代悲剧，归结为抽象的人生虚无，抽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批判内核。
3. 研究本末倒置：重琐碎的作者、版本、家世考据，轻思想内涵与社会历史分析，为考据而考据，忽视《红楼梦》作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历史价值。
4. 思想立场唯心主义：以资产阶级实验主义为根基，脱离历史唯物主义，不从阶级关系、封建制度本质解读作品，割裂文学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三、新旧红学共同根本错误
1. 指导思想错误：均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拒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古典文学。
2. 价值认知错误：都缩小、矮化了《红楼梦》的思想高度，抹杀其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反映封建末世必然崩溃的历史意义。
3. 研究方法错误：脱离社会历史背景解读文本，主观臆断或片面考据，割裂文学与社会现实的辩证关系。】
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正是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这篇文章批判俞平伯将《红楼梦》归结为 “色空” 与情场忏悔，抹杀作品反封建的现实主义主题；批判了 “钗黛合一” 论，指出其模糊钗黛的思想对立，歪曲作品思想倾向；批判新红学受 “自传说” 影响，偏重琐碎考据，脱离社会历史条件解读作品；主张运用马列主义为指导，结合封建社会背景认识《红楼梦》，认定它是反映封建贵族衰败、揭露封建制度危机的现实主义杰作。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4日第3版发表李希凡、蓝翎的《走什么样的路？——再评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研究的错误观点》：
【有很多研究著作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件时髦的外衣，骨子里仍然贩卖着旧货色，不触及作品的实际内容，割裂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通过极其隐蔽的方式，抹煞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向广大青年群众传播有毒的东西。这实质上是三十年前曾经发生过的一次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再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反映。一切旧有的反动的思想观点绝不甘心退出这一阵地，而是顽强地反抗着的。我们如果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不和它划清界限，不展开激烈的斗争，不彻底地肃清它，这将不仅毒害了年青一代的读者，同时也将戕害了古典文学遗产和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
文艺界的“大人物”们对于“学术权威”是袒护的，对他们的文艺批评，正如1966年《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言：
【少数所谓“文艺批评家”（即方向错误的和软弱无力的那些批评家）对文艺批评的垄断……无原则的庸俗捧场】
在五十七年后的2011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中依然能看到这种“无原则的庸俗捧场”的影子：
【俞平伯早年著有《红楼梦辨》，与胡适的名著《红楼梦考证》齐名。他们是“新红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俞平伯在“红学”研究中做出过贡献。他在《红楼梦简论》里，对近年来把《红楼梦》完全看成作者家事的新考证派进行了批评，这些批评带有积极意义。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
从这段描述中，能看到对俞平伯《红楼梦辨》、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有任何的批判吗？根本看不到。反而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但受一些条件的限制，他还不可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红楼梦》”。这就是《毛泽东传》阶级立场的反映。
而两个“小人物”的这篇批判文章正是在文艺界的潜规则“无原则的庸俗捧场”中扔了一颗“在文艺批评中，加强战斗性”的炸弹，再次揭开了马列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
但文艺界的把持者，比如周扬、邓拓、林默涵、冯雪峰等人对唯心主义“学术权威”的袒护，对代表了马列主义文艺路线新生力量的压制，引起了站在劳动人民立场的毛主席的强烈不满。
根据《毛泽东传》：
【《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为了转载这篇文章，他写了一个编者按，九月底出版的《文艺报》第十八期转载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
毛泽东看了这一期《文艺报》，并在编者按旁写下批语。毛泽东使用了一些尖锐的语言，显然对编者按、特别是它对青年人的态度很不满意。
编者按说：“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试着”二字旁画了两道线，批了两句话：“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地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毛泽东旁批：“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编者按还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在这些话的旁边画了两道线，打了一个问号，批了两句话：“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十月十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并加编者按以示重视。《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一九五二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说：“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地进行，而且也急待展开。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看了这个编者按，也很不满意，用质问的口气写了几句批注：“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李、蓝文章引用了俞平伯在《红楼梦辨》中的一段话：“原来批评文学底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即“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毛泽东在“甲是乙非了无标准”和“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旁边，批了一句话：“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在批注之外，毛主席还专门给政治局成员、中宣部、国务院等28人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传》：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专门写了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封上写了二十八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外，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附有李、蓝的两篇文章。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觉得还需要交代一下政策问题，便又补写了一段：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10月10日的批注以及10月16日的这封信，直接将批判指向了错误路线根源——“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在毛主席的严厉批判下，有关单位、部门有了动作，《毛泽东传》记载：
【十月二十四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集六十多位古典文学研究者、作家、文艺评论家、编辑，举行《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会上，对在《红楼梦》研究上胡适派和俞平伯的研究方法进行批评。十月二十七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这次讨论会的情况上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他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同时也提出：对那些缺乏正确观点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仍应采取团结的、教育的态度，使他们在这次讨论中得到益处，改进他们的研究方法。当天，毛泽东就将这个报告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即使这样，文艺界对此还是不够重视，没有深刻认识到问题根本所在，比如周扬、冯雪峰。
根据《毛泽东传》：
【也在这一天，毛泽东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在文章列举《文艺报》压制青年作者的老爷态度后，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毛泽东将这篇文章批给邓拓在《人民日报》发表。
第二天，袁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分管文艺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打电话向袁水拍询问情况。袁告：是毛主席批发的。周扬便立即召开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两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批判《文艺报》的错误和《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周扬在得知“袁文”是毛主席批发的以后，才有所动作。可见，这是推一把，动一动，不推就不动。这也佐证了有些人是“假批判、真包庇”。这说明了什么？——两条路线的斗争。
《毛泽东传》：
【十一月十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署名黎之的文章，题为《〈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写了多处批注。
文章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地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边打了个问号，批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不是丧失锐敏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锐敏的感觉。”
文章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旁画了粗线，并指出：“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文艺报》编辑部和冯雪峰的问题，被提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是出乎人们意料的。
不久，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十一月十四日转载的冯雪峰的检讨。他对这篇检讨也写了一些批注。
检讨中讲道：“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批注：“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检讨中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旁批：“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检讨中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毛主席对冯雪峰检讨中的批示，指出了问题的性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此后，对胡适唯心主义进行了彻底批判与肃清。根据《中国共产党历史》：
【10月31日起，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合举行多次扩大会议，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批判。12月2日，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对批判胡适派唯心论思想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为此，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工作委员会，联合召开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内容包括批判胡适在哲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史、文学史等方面的思想观点。讨论会延续到翌年3月，共举行21次。在这期间，全国各报刊陆续登载大量文章，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并延伸到在教育学、政治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以肃清胡适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传》：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要批判他，必须作出一个周密的计划。为此，中宣部起草了一个计划草案，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不太满意，十二月一日晚找周扬来谈了他的意见。第二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计划草案作了根本的修改，并于当天下午召开的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上讨论通过。这个计划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讨论题目十分广泛，包括：胡适的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关于《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毛泽东看了周扬十二月二日的这个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这以后，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广泛地开展起来。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和社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教育界等，总之凡是过去受胡适学派影响较深的领域，都举行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讨论会和批判会。一时间，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
当然，在批判胡适唯心主义过程中难免有一些过火，毛主席也清楚地看到了。根据《毛泽东传》：
【毛泽东读了一些批判文章，也发现了批判中的一些偏差。其实，毛泽东对胡适也并不是全盘否定，对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考据方面的建树，还是肯定的。后来，他曾经说过：“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
改革开放以后，有人对此次批判进行翻案。有的人说，批判唯心主义，为什么批判胡适？胡适在台湾，招谁惹谁了？
实际上，为什么开展对胡适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传》的记载中就有答案：
【胡适的学术思想在中国文化界有重要影响。】
【会议认为，胡适是五四运动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位，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代表者；全面彻底地揭露和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是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要的战斗任务。】
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起到了非常大的进步作用。但他的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影响力特别巨大，如果不对这种反人民的思想进行批判，劳苦大众翻身当家做主就会被最终推翻。
胡适的影响力特别巨大，到底有多巨大呢？
毛主席在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前，也曾经推崇胡适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可见胡适唯心主义影响之大。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个人思想上发生剧变，常常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蜕变过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泽东在这时选择的仍是温和的改良道路，觉得“这派人的意思更广、更深些”。】
【毛泽东听过胡适关于实验主义的讲演，曾把实验主义列为近代思想变革的标志之一。】
胡适的影响力特别巨大，1954 年 12 月 8 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郭沫若的发言《三点建议》与周扬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说得非常清晰：
【中国近三十年来，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这是一般所公认的。胡适在解放前曾经被人称为“圣人”，称为“当今孔子”。他受着美帝国主义的扶植，成为了买办资产阶级第一号的代言人。他由学术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蒋介石两人一文一武，难兄难弟，倒真是有点像“两峰对峙，双水分流”。胡适这个头等战争罪犯的政治生命是死亡了，但他的思想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潜在势力是怎样呢？电影“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思想立场都和胡适的反动思想有密切的关联。把反封建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杰作“红楼梦”说成为个人忏悔的是胡适，把宣扬改良主义的封建社会的忠实奴才武训崇拜得五体投地的也正是胡适。胡适的影响，胡适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依然有不容忽视的潜在势力，在这两次的揭发中不就很具体地表露了出来吗？】
1954年12月10日第3版周扬《我们必须战斗》：
【胡适在政治上的反动，是人人皆知的。但他在学术思想上的反动性却不是人人都认识的。从“五四”以来他所长期宣传的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知识界还有它的影响。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人物当然不只胡适一人，但他却是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的最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他涉猎的方面包括文学、哲学、 历史、语言各个方面。而他从美国资产阶级贩来的唯心论实用主义哲学则是他的思想的根本。资产阶级唯心论是有各式各样表现的，它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还占有很大的地盘。】
胡适被文人吹捧为“圣人”、“当代孔子”，可见其影响力有多大。
被批判的《红楼梦简论》作者俞平伯就是胡适的学术传人，对红楼梦的考证虽然有一些新观点，也有一点贡献，并没有什么根本突破，实质上还是胡适的那套。
人民日报1955你1月17日第3版，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新红学派”的功过在哪里？》在肯定了新红学派的一些成绩，但指出了新红学派的传人俞平伯的成绩没有什么独创：
【尤其是俞平伯的所谓考证上的成绩，实质上都是胡适唾余的扩大和充实，自己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问题来。以曹雪芹的家世而论，胡适仅从“扬州画舫录”、“丙辰剳记”、“雪桥诗话”等书中，考证出曹雪芹是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另一说曹頫为曹寅的继子，并非己出，此二说究竟孰是孰非，在此处暂且勿论）。俞平伯只是单纯地继承了这说法，丝毫未增加什么。
……
细细考察起来，俞平伯对于胡适所考证出的结论，并没有丰富什么，而是善于拾取胡适的唾余，加以扩充，吹涨，变成自己的文章。】
不仅仅是俞平伯，在新中国，还有很多“学术权威”是胡适的徒子徒孙（受胡适学术范式深刻影响的学人、胡适派学人、新考据派学人）：顾颉刚（古史辨学派领军人物）、吴晗（明史专家）、罗尔纲（太平天国史权威，公认胡适最亲近私淑弟子）、童书业（古史辨核心学者，顾颉刚弟子，再传一脉）、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周汝昌（红学专家）、邓广铭（宋史泰斗）、郑天挺（明清史大家）、陈恭禄（近代史学者）、赵俪生（思想史、土地制度史）、游国恩（楚辞研究权威）、陆侃如（古典文学、楚辞、文学史）、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奠基人）、朱光潜（美学大家）、容肇祖（中国思想史、民俗学）、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开创者）、吴恩裕（红学）等。
将一部伟大的反映经济、社会问题的著作《红楼梦》搞成了风花雪月、自传等等，就像将vvg搞成了宫斗，没有任何历史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是几千年来套在劳苦大众脖子上的枷锁，如果不能铲除这个社会本源的根本问题，翻身当家做主的劳苦大众就会重新沦为被压迫的奴隶，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1978年后，被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徒子徒孙，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被批判的唯心主义重新取得了主流地位，以服务于它的经济基础。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批判扩大化为政治批判。《中国共产党历史》与《毛泽东传》都是这个说法。
2011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其中很有影响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有助于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并经过他们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学会在实际生活中去辨别和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好地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但是，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势必流于片面和简单化，使思想、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虽然党提出对俞平伯这类知识分子应当采取团结的态度，但是围绕《红楼梦》学术研究思想的批判实际上演变为一种政治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一派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清理和批判，是当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批判中有“全盘否定”的缺点，存在着把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当作政治斗争并加以尖锐化的倾向，带来了消极后果。】
《毛泽东传》：
【本来，关于《红楼梦》的讨论是一个学术问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平等研讨的方法来进行。但是，毛泽东在这封信里，认为对俞平伯的批评，是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认为不支持或不积极支持这种批评的有关负责人，是“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并且使被批评者受到很大的政治压力，难以用平等研讨的方法对问题进行讨论。】
【应当说，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对党内出现压制“小人物”批评学术权威的现象进行批评，以推动学术问题的深入讨论，也是必要的。但在批判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看看这句话“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是属于精神世界的很复杂的问题，采取批判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势必流于片面和简单化，使思想、学术上的观点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这里所说的“平等地进行讨论”存在吗？这段话指责毛主席发起的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导致了“不能平等地进行讨论，弄清是非”，但是不正是“大人物”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采取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压制态度，不给新生力量平等吗？人民日报不给刊登，不允许批判吗？《文艺报》不得不刊登，却又加了一个否定新生力量保护“学术权威”的编者按吗？
这与1966年被毛主席所批判的“二月提纲”是如出一辙。都是将所谓的“平等”、“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是限定在学术范围。但实际上都是四旧压制四新，不让马列主义站稳。
这次大批判更绝不是什么小题大做。而是要消灭压在劳苦大众头上几千年的唯心主义的大山。只要唯心主义占主导，劳苦大众就不可能真正地解放。如果任由唯心主义发展，毛主席认为这是在向资产阶级投降。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毛主席是在教育工农群众，决不能让套在劳苦大众脖子上几千年的唯心主义重新套在劳苦大众的脖子上，重新沦为奴隶。
《毛泽东传》说毛主席“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到底是不是“过于严重的估计”，历史已经说明了一切。
从根本上说，这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路线的尖锐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