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学过课文《范进中举》，讲的是范进中举之后喜极而疯，被岳父胡屠户一巴掌扇醒，当时以为这便是结局。后来读到《儒林外史》，方知吴敬梓还写了范进中举之后的事：结交乡绅、为母守孝、高中进士、进入官场……

　　中举前的范进热衷功名、迂腐无能，将全部生命押注在科举上，却因没有背景、没有家庭托举，从20岁考到54岁仍屡试不中，因此贫困潦倒、地位卑微，连他的岳父胡屠户都可以随意骂他“现世宝穷鬼”，范进只能逆来顺受。

　　幸得“周学道校士拔真才”，终使他侥幸以第一名的成绩高中，成了体制内的一张新面孔。一夜之间，他成了“老爷”：面对曾经肆意辱骂他的岳丈胡屠户很自然地端起了架子；面对前来攀附的曾经乡绅送上来的田产、房产、奴仆，来者不拒、尽数收下；为母守孝表面看来是遵守礼制，却忍不住在宴席上大吃大喝；进入官场，他很快学会了官场的交际手腕，变得世故圆滑。

　　从《儒林外史》的描述看，范进的学识属实一般，更无治世才能。

　　范进能中举，主考官周进是关键人物。范进第一个交卷，周进在翻阅试卷，第一遍读来不知所云；因为一直没有人交卷，耐着性子读第二遍又觉得“有些意思”；再看第三遍才奉为至文，点了第一名。同一篇文章，周进的评价从“说的是些甚么话”到“天地间之至文”，大约是周进在穿着朽烂麻衣的老年童生身上看到了与自己相似的人生坎坷与苦志，便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情感投射。

　　范进中举后的表现彻底暴露了他的才疏学浅。同僚提起大文豪苏轼，他竟误以为是与自己同期的考生；母亲去世，他自己连一篇墓志铭都写不出来，还要求助他人。

　　范进处理政务的能力更是糟糕。参与高要县的民政事务，坐视张乡绅对草民行酷刑，结果激起民变，他却“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 ，连夜找路回省城了。”

　　范进苦练八股技艺，这样的“才学”，于国于民实属无用，却在科举考场和官场上颇为受用，最终因为恩师周进的提携（政治投资），让他这样一个庸才可以高中进士、授职部属、考选御史，被钦点为山东学道（相当于省教育厅长），最终官至正三品的通政使，可谓官运亨通。

　　范进的前后变化，并非简单的“时来运转”，而是一个灵魂被科举制度彻底吞噬和异化的过程。中举前，他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饱受贫寒与欺凌；中举后，他迅速转变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员，其人性中虚伪、贪婪的一面被彻底激发。

　　范进并非什么天然的大奸大恶之徒，不过是在官场中随波逐流，想要仕途通畅，他必须学会接受一些他在书中排斥的东西：乡绅张静斋送来的银钱与宅第，同僚之间心照不宣的迎来送往，对恩师的投桃报李，以及那套“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无人明说却人人遵守的潜规则。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即便过去了近三百年。

　　前几天在《南方周末》公众号读到一篇《一名乡镇公务员之死》，昨天想再次打开时，文章已经不可见了。

　　主人公是一名年轻的乡镇公务员王林明。大专学历的他或许没有读过《儒林外史》，但他的人生轨迹，分明就是范进故事的另一种版本——不是中举后的飞黄腾达，而是考中公务员后的意外沉没。

　　与范进一样，王林明是一个家庭条件很差，没有父母托举的年轻人。他出身农村家庭，上面有一群堂姐和姐姐，因而成了家里的“独苗”（男丁）。父母长期在外打零工供他读书，对他寄予“光宗耀祖”的厚望，他却只考上了一所大专。毕业后，他从便利店的店员做到店长，女朋友家里却嫌弃他没有体面的工作。于是，他一边送外卖，一边发奋考公务员，一考就是两年。

　　范进中举后，从岳父口中的“现世宝”摇身一变成了老爷。王林明考上公务员后，“让王孝顺这个当爹的心里得劲，出门见人‘抬得起头’。”

　　范进很快学会了圆滑世故。王林明同样的努力适应，适应酒桌，适应赌局，适应为领导安排客餐的“本职”，适应虚报假账套取公款的“工作需要”。只是他没有机会像范进那样活成系统里的老油条，他只是成了系统运转中的一枚燃料。他以为自己是在为前程铺路，却不知自己早已在被铺路的车轮碾过。他的体重从140斤涨到180斤，他说“到单位一个月喝的酒，比前二十多年都多”，他把陪领导钓鱼视为“希望三年后人家回长沙记得我”的职场筹码，最终在钓鱼时意外沉没。

　　范进走了两百多年，科举废除了一百多年，“范进中举”的权力异化逻辑却并未真正退场，只是换了一副面孔，从“学而优则仕”变成了“考而优则公”，从“打秋风”变成了“应酬交际”，从“同年会”变成了“酒局牌局”……

　　吴敬梓写范进，道范进可怜，知范进可鄙。而我们今天看王林明，却只剩下一层又一层的心寒与窒息。

　　范进的幸运是遇到了周进，并且能将幸运进行到底，因为这是小说。王林明的幸运是上岸了偏远乡镇公务员，他这样的人本来大概率是要进厂，或者因为父母的偏爱啃老啃姐姐掏彩礼找个女人结婚。

　　可没有背景的他偏偏上岸了，这又是他的不幸。上岸给了他大量不切实际的脱离本阶级的幻想，于是他太想进步了，最终成了一枚半途沉没的燃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