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提起中日“甲午战争”可谓家喻户晓，路人皆知。“甲午战争”的结局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就像在每个人的心口上插上一把刀子，让中国人刻骨铭心，世代难忘。“甲午战争”发生在腐朽没落的清朝，是大清王朝与日本国之间爆发的一场改变国运，改变民族命运的重大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中国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结束。因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所以命名“甲午战争”或“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战后，日本人获得清朝政府战争赔偿2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全面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赋予日本人在中国领土上驻军、开工厂、开矿山、开办学校、幼儿园、旅馆、妓院、赌场、商场，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等特权。中国人民不仅遭受前所未有的民族羞辱，而且从此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可谓山河破碎，民不聊生。这场战争让清朝不仅输掉了国土，输掉了白银，输掉了民族文化，而且还输掉了尊严，输掉了民心。从此，天朝的光环不复存在，中国的国门被日本人一脚踢开，中华民族被推进万劫不复、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让中国人在近100年中，受尽了外国人的凌辱、掠夺、压迫和剥削，穷困潦倒，朝不保夕，生不如死，度日如年。

　　然而，为什么会发生“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起因是什么？也许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为了弥补人们对历史知识的空白，解开人们心中长期以来未解的迷团。本文就“甲午战争”的起因作一个简单的介绍，以求达到拾遗补缺，答疑解惑，知古鉴今的目的，如果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用历史的探照灯照明未来前进的道路，更是笔者所真心期待和求之不得的愿望。

　　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起源于朝鲜。1894年2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国王向清朝求援。日本借机派兵干涉，蓄意挑起战争。

　　东学党是19世纪朝鲜半岛产生的本土宗教组织，创建于1860年5月25日（农历4月5日）。创始人崔济愚，号水云，朝鲜庆尚道庆州府人。其父崔鋈，是庆州名儒。青少年时期，崔济愚郁郁不得志，修行数年后，忽然感悟，宣称天主降临蓝舍，赐给他常生药和咒文，命他布教救民，由此创建东学党。

　　19世纪中叶，西方天主教和日本“神道教”传入朝鲜，冲击朝鲜传统社会。崔济愚深感儒道、佛道气数已尽，遂创立与西学相抗衡的东学。主张人人平等，建立“人间天国”，融合儒、道、释三道精髓，提倡“诚、敬、信”、反洋教、反侵略，反封建精神。东学党成立后，引起日本人的高度重视，决定派“玄洋社”成员武田范之等人渗透进东学党，并逐渐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1864年4月15日，崔济愚被庆尚道观察使徐宪淳，以“左道惑民”之罪处以极刑。

　　三十年后，1894年1月31日，东学党第三任教主孙秉熙提出“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的等口号，发动最大规模的全民反日救国运动，史称“1.31”运动。

　　日本自1598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被中朝联军打败后，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日本天皇虽然在名誉上还是日本的精神图腾和最高统治者，但是权利却由德川幕府行使。德川幕府推行睦邻友好政策，对海盗实行严酷的刑罚，因此，日本300年没有对外发动战争。

　　1876年，日本开展“明治维新”运动，在政治体制上“脱亚入欧”；在军事上仿效西方军制进行现代化改革，崇尚“炮舰”政策，主张以武力开拓疆土，彰显国威于四方。由此，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又一次膨胀起来。1876年2月，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获得租借地、领事裁判权等特权，将朝鲜纳入自身势力范围，朝鲜国门由此被打开，朝鲜与中国宗藩关系破打破，为中日“甲午战争”埋下了伏笔。

　　1890年，日本为了发动海外战争，开始大规模的扩军备战。到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前，日本陆军编制7个师团，1个近卫师团，陆军总兵力达到12.3万人，另有后备役30万人。日本海军总吨位近6万吨，有大中型战舰32艘，鱼雷艇37艘，总兵力约2万人。

　　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发生在1894年2月15日。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朝鲜政府委派赵秉甲任全罗道古阜郡郡守。赵秉甲既是一个贪官，又是一个酷吏，上任两年来，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利用各种手段中饱私囊。他发现增收“水税”是一个无本万利的财源，于是，强行抬高百姓交纳水税的标准，让老百姓苦不堪言。同时，他又发现从农民手里低价收购粮食，转手再以高价卖给国家和粮商，也可以大赚一笔，便强行实行低价购粮的政策，从而激起民众的极大愤怒，成为起义的直接导火索。2月15日，古阜、泰仁两地的农民约2000人，在东学党“接生”（教会职务）全琫准的率领下，攻占古阜郡衙，夺取武器、惩办贪官污吏、烧掉地契、奴婢卖身契、释放狱中百姓、开仓放粮，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但是，起义军没有长期坚持的打算，目的达到后，便自行解散。朝鲜政府对这次暴动耿耿于怀，进行秋后算账，派按核使李容泰处理“民乱”，李容泰原本是一个酷吏，对待参加起义的人手段残忍，再次激起民变。1894年4月25日，全琫准等人被迫再次组织农民起义，并占领白山作为根据地。之后，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在与官军的战斗中，胜多败少，相继占领古阜、全州等地，并联络其他东学党成员，准备攻占都城汉城。

　　东学党起义爆发后，遭到朝鲜军队的两次镇压，但没有将起义队伍镇压下去，起义烈火越烧越旺，各地农民纷纷响应，朝鲜王朝危在旦夕，国王李煕向清朝求援。朝鲜作为清朝的藩属国，原则上清朝负有保护义务，但东学党起义是朝鲜内乱，清朝政府对应不应该出兵，举棋不定。然而，日本却看到是出兵侵略朝鲜的大好时机，但苦于没有出兵的理由。于是，日本高层出面与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号称“九省藩王”的李鸿章协商，以《中日天津条约》为依据，力促清朝政府同意两国共同出兵镇压东学党起义，并信誓旦旦地向清朝政府保证，日本出兵并无他意，一经平息，便即退兵。李鸿章与日本关系密切，有2000万两白银存在日本商行，乐意作个顺水人情，在得到日本人的保证后，便游说光绪皇帝同意中日共同出兵朝鲜。

　　1894年5月底，清朝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总兵聂士成率清军2000人开赴朝鲜，驻扎在汉城附近的牙山，准备参与镇压朝鲜东学党起义。日政府得到清朝官员李鸿章的默许后，6月初，派遣第五师团下辖的一个混成旅，以保护侨民为名，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

　　其实，此时朝鲜政府与东学党已经在全州达成和解，答应东学党提出的12条改革方案，农民起义已告结束，史称“全州媾和”。按照日本与清朝事先达成的条件，既然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日本没有理由再赖在朝鲜不走，清朝政府也准备撤军。可是，撤军的要求却遭到日本的无理拒绝。此时，日本乘清朝不愿开战，请求俄国、英国、美国出面斡旋之机，一面为赖在朝鲜不走寻找理由，一面调动军队准备以武力发动宫廷政变，强行对朝鲜政权进行更迭。

　　当时日军在朝部队仅有1个混成旅，后续部队尚未到达。光绪帝数次催促叶志超进军汉城，北洋行营翼长盛宣怀建议趁日军兵力薄弱之机快速进兵。李鸿章则电令叶志超，要稳住阵角，不得主动进攻日军。

　　1894年7月23日凌晨3时，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向朝鲜政府递交强硬照会，要求朝鲜政府委托日军驱逐驻朝清军；答应签订《日朝同盟条约》，正式加入日本阵营；推行“甲午更张”改革等条件。然而，这只不过是日本武力攻打汉城王宫的借口而已。没有等朝鲜政府回应，凌晨4时，日军驻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兵分两路突袭汉城景福宫。一个联队在山口圭藏少佐的指挥下，攻击彰化门（后门），一个联队在森祗敬少佐的指挥下，攻迎秋门（西门），两路日军在亲日派内应金嘉镇的引导下，直扑高宗与闵妃所在的乾清宫和坤宁宫，并在王宫四门升起日本国旗。下午3时许，景福宫及汉城各要地被日军完全控制。在进攻王宫的同时，日本浪人及公使馆人员前往云岘宫，软禁国王李熙，扶植其父“大院君”李昱应上台，成为“太上皇”，将亲华派官员全部屠杀或流放，完全掌握了朝鲜局势。

　　当日军攻击汉城王宫时，清军提督叶志超率兵也在汉城。李鸿章急电叶志超，命令立即撤出汉城，移师牙山，不得与日军接触，同时，又命令停泊在仁川港内的海军济远舰、扬威舰、平远舰，立即驶离仁川港回国，从而坐失消灭日军的最佳战机。

　　日本一面在汉江口布设水雷，派兵守卫王宫；一面从日本国内向朝鲜增兵，数日之间，在汉城、仁川地域，日军兵力已达到8000余人。日本公使大鸟圭介公开表明，日本不承认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威逼胁迫刚刚扶植上台的朝鲜“太上皇”李昱应下令让中国撤军，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开始向牙山方向调动军队，准备强行将中国军队驱离出境，双方交战一触即发。

　　奉命搞到牙山的清军，喘息未定，提督叶志超便获得日军来攻牙山的情报，急得坐立不安。急忙招呼明军总兵聂士成商议对策，聂士成认为：日本已将海上航道封堵，朝廷无法派兵渡海支援，牙山已不可守，应移师公州。公州背山面江，据以待援，如果作战不利，可以绕道回国。叶志超同意聂士成方案，令聂士成在成欢地区阻击日军，自已在公州为后援。但是，叶志超惧怕日军围攻，并没有在公州设防，在没有向聂士成通报消息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公州逃往平壤。

　　1894年6月23日，日军出动海军在朝鲜西部海域向中国舰队突然发起袭击，清军的济远、广乙两舰遭到重创，又出动陆军向牙山方向开进，准备袭击中国派遣军。当日军到达牙山后，才发现清军已经撤离此地，移师全州。

　　1894年6月26日，日军向成欢发起进攻，聂士成设伏，杀伤日军千余人，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被迫向公州撤退。聂士成原指望能得到公州叶志超的接应，可到达公州发现叶志超早已逃往平壤，无奈只得绕道前往平壤与叶志超会合。更为恶劣的是，叶志超临阵而逃，却向李鸿章谎报军情，声称“成欢之役屡胜，倭死2000多人，叶兵仅死200余人”。李鸿章高兴至极，据此向清廷为其请功，清廷嘉奖叶志超，并拨给赏银2万两犒军。

　　此时，由陆路来援的4支清军共万余人，会集平壤，清廷任命叶志超统率各路兵马。叶志超因骗得嘉奖晋级甚为得意，天天开酒会寻欢作乐，没有感到日益严峻战争形势，对敌情也不作分析研究，只是在炮台周围构筑一些简单工事，应付差事。众将领因其“冒功”而获得总指挥的任命，大都不服气，因此，士气低落，军心涣散。

　　中日“甲午战争”大戏刚一开场，清朝便处于下风，战争胜负已经初露端倪。

　　2026年8月25日写于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