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之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就此熄灭。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帝国主义也时时刻刻梦想把红色江山重新拉回资本主义的轨道。政权的巩固，不光要盯着明火执仗的阶级敌人，更要警惕我们革命队伍内部滋生出来的新的危险。毛主席讲“干部子弟是一大灾难”，这句话，就是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高度，敲给全党的一记警钟。

　　必须划清阶级的界限，绝不能把这句话歪曲成对出身的标签化定罪。干部子弟本身，不是一个先天的反动阶层。同样是革命干部的后代，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熏陶，站稳工农阶级立场，甘愿做人民的勤务员，扎根生产一线，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这样的青年，就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可靠后继力量。但客观的社会环境，会带来阶级思想侵蚀的客观土壤。我们的老干部，过去拿枪闹革命，是砸碎旧世界的战士；革命胜利执掌政权以后，手中掌握权力与社会资源，他们的子女就处在一个十分特殊的位置。

　　毛主席告诫我们：“要教育后代，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父辈流血牺牲换来的地位，不是子女可以坐享其成的资本。旧社会地主资本家的后代，依靠剥削阶级的家世坐享荣华，那是旧剥削制度的产物；到了新社会，如果革命干部的子弟，依仗父辈的权力身份，滋长等级观念，看不起工农群众，追求特殊待遇，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阵营内部的复活。这种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阶级残余，在和平环境当中的发酵。

　　这些青年没有经历过旧社会阶级压迫的苦难，没有参加过残酷的革命斗争，远离工农火热的生产实践。倘若家风失守，缺乏艰苦的阶级锻炼，就容易滋生高人一等的特权意识。他们不懂得劳动创造世界，不懂得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人，把干部家庭的优越条件当成理所当然，把人民赋予父辈的权力，错当成自家私有的特权。这种苗头，看起来只是生活作风问题，实质上是阶级立场发生偏移。

　　这种内部的腐化苗头，恰好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所觊觎的缺口。美帝国主义的杜勒斯之流，毫不掩饰地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老一辈革命者经受过阶级斗争血与火的淬炼，无产阶级的立场根深蒂固，敌人很难从外部攻破。可是和平环境长大的年轻一代，如果沾染特权思想，脱离工农群众，丢掉艰苦奋斗的革命本色，就会在糖衣炮弹面前解除思想武装。内部滋生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会同外部资本主义思想渗透里外呼应，这就是最危险的地方。

　　一旦特权思想在干部子弟当中蔓延开来，就会慢慢催生一个脱离工农大众的特殊既得利益集团。无产阶级政权，根基就在于同劳动人民血肉相连。当一部分掌权者的后代追求特权、高高在上，工农群众就会实实在在感受到阶级的分化，党和人民之间就会出现鸿沟。辛辛苦苦千万烈士换来的社会主义江山，就有可能从内部改变颜色。这就是为什么毛主席把这种风险称之为“灾难”。灾难不在于人，而在于资产阶级思想借特殊的生存土壤不断繁殖，侵蚀无产阶级的江山根基。

　　正因为看透这一层阶级隐患，毛主席首先从自己家里做起，以无产阶级的原则管束自己的子女。毛岸英脱下干部子弟的身份，去农村种地、到工厂做工，最后奔赴抗美援朝的战场为人民献身。李敏、李讷读书住校，吃普通学生的伙食，不允许借领袖的身份谋求任何特殊照顾。他力主取消专为干部子弟设立的学校，打碎人为制造的身份隔阂，让革命后代同工农子弟一道接受教育，在同一个环境里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

　　要抵制这种危险，根本上就是不能允许权力变成家庭私产。高级干部管好家人亲属，不是简单的家务事，是严肃的阶级责任。革命后代不能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必须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参加劳动，经受阶级斗争的磨炼，改造主观世界，洗刷头脑里面冒出来的资产阶级等级观念。

　　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特权思想的土壤就不会彻底消失。干部子弟更容易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这是客观条件带来的现实风险，但不是不可改变的宿命。关键在于用无产阶级的思想去教育改造，坚持群众路线，永远站在工农人民一边。只有一代又一代人不断抵制特权，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色，才能粉碎敌人和平演变的妄想，让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