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东岸红军对西岸红军的配合作用该如何评估？谁先夺桥夺城？
这事儿就不得不参照胜利一方的历史记录了——当然，也要引证失败一方的说辞。
1.红军方面，左岸(东岸)部队先头团是红二团，时任红二团政治委员的邓华将军，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回忆文字。这篇名为《铁丝沟战斗》的短文是写就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发表在中央军委组织编写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上。这个时候，不少当事人都还健在，所以作者编故事歪曲和捏造史实的可能性几近于无。
这篇文字全文如下——当间有不少错讹，笔者将在文后作些辨析。
铁丝沟战斗[]
大渡河水深流急，无法搭桥，船渡又很慢，因敌情的紧张，故决心抢渡泸定桥。一师为右纵队，我们（第二团）奉命为先头团，沿河右(应为左岸)岸溯流向泸定桥前进。利用休息，进行了政治动员，一般的指战员都很兴奋，不顾如何牺牲疲劳，一定要夺取泸定桥。
瓦坝[]有敌刘文辉部一个团，是先一天到的，派一个营前出二十里向安顺场方向警戒，连哨伸出五里[]。大概下午一点多钟的光景，即与其连哨接触。沿途左边是大河，右边是高山，尽是险耍的隘路，敌人即利用这种要隘节节的抗退。我们为了争取时间，不顾一切直向前冲。打到瓦坝附近，已是黄昏时候，敌人已先占领阵地。经过几点钟的战斗，敌人全部被击溃，向富林[]方向逃窜。当晚即在瓦坝宿营。第二天拂晓，溃敌一排突围，因警戒疏忽，仅俘虏数人，大部被其逃脱。
饭后仍继续向泸定桥前进，翻了一个六十里路的大高山，到了妥德[]。这是个小圩场，附近有几十家，相传诸葛亮南征，曾在此住过。该地有民团及被我们在瓦坝击溃之散敌，共约百余人，经过点半钟的战斗，被我消灭其一部，其余溃散。继续前进，天雨路滑难走。时已天黑，雨更大，路更滑，许多人都跌倒了。已经走了一百多里路，此时已很疲劳，但每个战士的心坎中，只有一个意志，要夺取泸定桥，不怕任何困难疲劳。经过一点多钟的夜战，才将敌人驱逐，进入宿营地[]。
因炊事员全部掉在后面，第二天拂晓，有的连队煮了些稀饭吃，有的是饿着肚子，继续前进出发。走不到五里路，敌人又守住隘路[]，我们便接着攻击前进，一直把他压到铁丝沟[]附近。铁丝沟非常的险要，左边是很深很急的大渡河，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右边是很陡的高山，峭壁千例，高耸入云。敌人即利用此天险顽强固守，同时敌住龙八埠的一个旅的主力，已赶来占领了铁丝沟的最高山及其隘路。开始，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决驱逐隘路口[]的敌人，以一连向高山警戒，主力则迅速通过向泸定桥前进;后得教导营对河火力的援助，守隘路的敌人伤亡甚众，[]我们乘机以一部由路右山腰绕至敌人翼侧，正面同时冲击，决将敌人击退，占领了隘口[]，再追击前进。我们率前面的二营，折向铁丝沟的大高山[]佯攻，主力则由萧华同志率领，由正面迎击。背后是大河，前面是高山，敌人兵力地形都占优势，后退即有吃水的危险，只有往前面拼命，才是出路。此时真是千钧一发，危急万分。经过有力的鼓动，全体指战员奋起了拼死的决心。特别是九连一班人绕至敌人后侧，几个手榴弹一打，敌人即己动摇。同时三团一部已赶到，战士勇气更高。最后一个反冲锋，便夺取了敌人的阵地。二营此时已占领最高山。于是敌人全部退向龙八埠，我们取得了夺取泸定桥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我们除一部占领龙八埠向敌警戒之外，其余主力则继续向泸定桥前进。到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巳在那里叫“口令”！[]
这篇文字很短小，因为篇名的缘故，众多关注乃至研究飞夺泸定桥之战的爱好者甚至学者都忽视甚至无视了!想当然地认为这场战斗与泸定桥夺桥战斗毫无关系——这可是个很重大的忽视。因为，这恰恰是考辨泸定桥之战的一个关键性的证言!!!
2.国民党军方面，负责这段河防的是川军第4旅袁镛部。川军河防以川24军参谋长的张伯言先生、第5旅旅长杨学端先生和第5旅参谋长张怀䣭先生[]合撰过以下回忆文字(笔者对其地理要素方面的缺失和错讹进行了校核)：
第四旅到达龙八步附近时(大约是5月27日)，知道安顺场早被红军突破，第五旅的肖绍成团已经溃退下来，自己的左翼和后方联络线都受到威胁，这时的任务是要阻止夹江而上的两路红军，遂决心仍按原定部署：以李全山团抢占泸定铁索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向下游摆开阵势阻止在安顺场过河后沿岸溯流而上的一部分红军。
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驻泸定桥。周营于午后7时出发，当即派兵一个连（连长饶杰，云南人，这连部队原系滇军）为先遣队。饶连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个排（二十多人）把全团连以上旗帜一并带上，跑步到泸定桥，傍晩到达，将旗帜插遍全城，以安人心，立即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并动手拆除桥板，构筑工事。但由于天雨，又是晚间，士兵疲劳不堪，有的鸦片烟瘾发作，折除桥扳进度极为缓慢。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时已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対方答系退下来的友军（实为红军）。周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立即派兵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周营以守桥为主要任务。李昭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连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亦位于周营附近。29日天明后，对岸桥头已发现红军，因之拆除桥板工作未能彻底进行。双方开始射击，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团伤亡约五十人。红军时向守桥的饶连士兵喊话。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团长李全山召集两个营长研究对策，并在电话上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同时说明泸定桥很难防守。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因而答复说：“我们这里也很紧张。”袁国瑞随将电话机放下。这时从电话里可闻枪炮声，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遂告中断。其时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饶连伤亡很大，李全山惊惶失措。大家认为既然龙八步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江而上，自己腹背受敌，决难久持，遂决定由周桂山营断后，李全山率领其余两营取捷径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
周桂山决定饶连的虎班长带一班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饶连断后并放火烧桥。这时红军已开始夺桥，周桂山仓皇撤岀泸定向天全退却，虎班全部被红军消灭。饶连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为了掩护周营撤退，仍作顽强抵抗，经红军展开扫荡战，饶连饬亡更大，周营只剩下十几人。
第十一团团长杨开诚率部到达河岸后，为了阻截已过河的红军继续向上游前进，把部队同大渡河摆成直角向下游防守。由于地形限制，只好把部队重叠摆开，占领阵地。曾子佩营位于海子山前面高地[]，吴岗陵菅位干海子山及冷碛两地，余一个营作预备队[]。
红军进攻杨开诚团，和对岸红军主力攻泸定桥的时间大致相同。红军先和曾子佩营激战由晨至午，曾营伤亡甚重，溃退退下来，由海子山下面小道绕过吴营阵地退却。吴营及作预备队的一个营又接应上去，在海子山激战，伤亡仍大，双方兵力陷于胶着状态。吴营撤退不下来，营长吴岗陵急派营附黄振到龙八步向袁旅求援。袁国瑞加派手枪连上去，才把吴营收容下来。时已午后四五点钟，红军跟踪追击。杨团残部急通过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向汉源(引者注：今清溪镇)方向退却。旅部退进汉源城内，杨团残部在飞越岭后山进行整顿。
傍晩红军到达飞越岭谢洪康团阵地后，又进行猛烈攻击，先占领谢洪康团前哨一个据点。谢洪康见红军攻势猛烈，自已用手枪把左臂打了一枪，扮作伤员，用担架抬下，未经汉源城,由城外直向雅安方向逃走。袁国瑞急命新由河边退下来的杨团稍加整顿，又向飞越岭増援上去，两团部队概归杨开诚指挥。又激战一夜，谢团所属第一营营长陈子春负伤，连长孙治文等几人被击毙。次日天明开始肉博，袁国瑞见兵员伤亡过半，阵线再也稳不住，下令向汉源城(引者注：今清溪镇)撤退。红军翻过飞越岭追到泥头(引者注：今宜东)，即停止前进.以后红军即占领飞越岭，掩护主力部队由泸定桥向天全方向前进。
第二十四军军部这时回到雅安，把原驻宁雅两属部队，按国民党中央规定的番号整编为3个师，第一三六师师长陈光藻，旅长杨学端、袁国瑞;第一三七师师长刘元塘，旅长刘元瑄、杨生武;第一三八师师长唐英(永晖)，旅长张伯言、刘元琮。每师两旅，每旅两团。[]
3.群众口碑，当地一位目击红军海子山战斗的郑世文老人有如下回忆：
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至六月初(阴历四月二十六日至五月初五)红军长征经过泸定县境，其间经过的战斗，除以“飞夺泸定桥”之役，留下光辉的史迹外，沿大渡河东岸挺进的部队，以“石门坎”和“化林”之役，打得最英勇。
瓦斯沟到沈村之间是海子山，山的西面临大渡河，全是悬崖绝壁，半崖上有一条陡峭的路，是瓦斯沟到沈村必经的小道。途中有一隘口叫“石门坎”，南可控制瓦斯沟上来的人马，北与沈村、冷碛通联，是一将挡关之地。坎后有四、五十亩平地[]，住户四、五家，这里可以屯兵，扼守石门坎。
驻在兴隆的敌守军袁旅，即利用这一险要地形，派曾营驻小寨子，派吴营驻海子坪，扼守石门坎。阴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得悉红军已沿河而上，前锋已到达挖角一带，于是急急忙忙调动兵力，封锁渡口木船，妄图凭借石门坎险要之地，阻止红军前进。阴历四月二十七日清晨，红军到达瓦斯沟附近后，观察了地形，掌握了敌情，然后作出果断的措施;以一小部兵力沿岩路佯攻石门坎敌人，另一部分沿瓦斯沟绕道海子口直袭小寨子[]，再分一部分兵力，由张院子绕后山直下海子坪。当时，曾营守军在开早饭。从悬崖陡坡攀登前进的红军，突然围往了小寨子阵地，四面呐喊道：“活捉!缴枪不杀!”
敌人惊蝗失措，连手榴弹的保险针也来不及抽掉就乱投一阵，红军拾起来，从容不迫地抽出保险倒投过去，把敌入炸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了。从正面攻打石门坎的红军也顾利到达了小寨子[]。
这时敌军退据离小寨子约四、五里的大旋头和黄土岗进行还击，战斗约持续三小时，敌人遭到沉重打击后，狼狈地向兴隆、化林方向逃窜了。
当黄土岗和大旋头战斗时，我和爹躲在斜对面摔石岩的岩窝里观看：敌军着灰色军服，在黄土岗坡上卧倒，川造步枪声密集;红军穿的是黑色军服，用的多是汉阳造步枪，为了节约子弹，决不乱发一枪，他们的枪声听得很清楚，进攻的人数也不多，常常是提着枪向前冲十多步后，卧下歇一歇，再向前冲，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只要听到他们枪一响，黄土岗的敌人就要倒下去—个。
与石门坎、黄土岗战斗的同时，大渡河西岸向泸定桥挺进的红军，也一个接一个地向前行进，并与东岸红军遥相呼应。守宜乐渡口的敌人曾向对岸打了几十枪，红军根本不予理睬，并喊话说：“弟兄们，不必打，到红军这边来，一月发二十个大洋的饷”，敌人射击不中，自讨没趣，随即撤走。后又用迫击炮来吊，炮弹落的地方，往往离红军很远，红军听到敌人迫击炮的响声后，立即原地坐下，等炮弹落地后，又起身前进。黄土岗战斗结束后，炮击声也随之停止了。
敌军溃退后，追击的红军大约在午后四、五点钟经过沈村堡子。后来的是做宣传工作的，有三个女宣传员，向群众宣传，据我祖父母听到的是“老人家们，你们受苦了，你们的女儿们来迟了，没有照顾到你们”!另外一个是写标语的，在沈村堡子郑家门口灰墙上写的是“官兵平等，反对川军官长打骂士兵”!每字见方约七八市寸大;在衙门口李三掌柜院墙石灰壁上写的是：“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每字见方有一尺二、三寸大，前者是用黑墨写的，后者是用土红色写的。在郑家屋壁上用铅笔写道：“邓田不怕，二十四军逮住当鸡杀，见羊子不惹他”(羊子指杨森)，阴历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先头经过沈村堡子的是伤员，接着就是一批年轻的战士，穿青色衣服，身佩短枪，多数手中都拿有一册刊物或书本，听其谈话口音，绝大多数是江西口音，在沈村休息一会就离开了。接着是一般队伍和辎重兵，他们在村上驻下了，次月拂晓才开拔。当年轻的战士队伍走过后，国民党曾派飞机沿大渡河低飞而上，撒了些五颜六色的传单。没有投掷炸弹。
以后，只有零星的红军过境，没有驻过大部队。
阴历五月端午节下午，天将黑的时间，有大队红军从冷碛经沈村去石门坎(有的说一个团)，初六日天未亮，又开转沈村往兴隆方向去了。约三天后，敌军刘元瑄部才从加郡开到沈村。说明这后一批红军去石门坎一夜又折转，就是一种牵制敌入的殿后活动了。
阴历四月二十七日红军在石门坎的战斗，是红军右路前进中的一次激烈的战斗，也是我目睹的一次英勇的战斗，这次战斗有力的策应了左路军二十二勇士飞夺泸定桥。[]
综合研判结论：
㈠东岸红军行军序列为：红二团、红三团及红一师师部、红一团、军委干部团;拦阻红军的国民党军为川康军第4旅第11团杨开诚部(三个营)。
㈡红军夺占海子山、包围敌军旅部及分兵向泸定前进的时间大致为1935年5月29日下午4时许。
㈢无论从地理障碍、敌情和行程上来说，红军东岸部队都不可能赶在西岸红四团夺取泸定桥的同时或之前赶到泸定城。东岸红军的有力配合作用不是体现在先于西岸红军夺占泸定，而是还在距泸定50里以外就已发生了强烈的作用。
㈣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两岸部队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西岸红军冒险犯难，奋勇攀铁索夺桥，东岸红军击破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敌军的阻击，包围敌军第4旅旅部的行动，一起产生了打乱敌军部署，震撼敌军守桥信心的效果!迫使泸定桥敌守军在战事的紧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撤逃。
㈤如果东岸红军先于红四团占领了泸定桥，那么泸定敌守军是根本无法撤逃的——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
附一：两个“猛料”的辨析
多年后，在“是谁夺取了泸定桥”的问题上，又有一些“猛料”爆出且引出了诸多是非。
一个“猛料”源于1979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征日记》——这也是出版最早的长征日记。这本日记的作者称，他率红三团侦察排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的同时赶到了泸定桥，在敌人即将炸桥的一瞬间掐断了敌人的炸药包，红四团突击队始得顺利过桥。[]按一般人通常的认知来看，这种说法比“冒着枪林弹雨攀铁索夺桥”显得更为合乎情理，于是也就因此而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之后，也有史籍和文章不断地引用这本日记中的内容——包括笔者本人，以及许多当事人的子女撰写父辈传记时也将其当作信史引用甚至还作了更为夸张的发挥。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史料的公布，再加上十余年来在大渡河两岸沿线实地踏勘的补充，笔者最后还是不得不非常不情愿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这本日记并不是当年的历史记录，而是多年后根据有限的史料补写甚至编撰的“革命故事”，完全不具备历史文献资料的分量。
而且，这样的“猛料”即便是当作“革命故事”来传播，那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首先，这本日记的日程与有足够依据并能互洽互证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日期，难以契合，离散性大得惊人;其次，这本日记的地名非常混乱且相互混淆，甚至还夹杂着诸多解放后更改、迁徙、合并过的地名，里程上的错讹更是比比皆是;其三，每日日记的篇幅很长，而且有非常多的文学性描绘语句，不太像是天天长途行军者的记录。后来出版的诸如《赖传珠日记》、《伍云甫日记》、《童小鹏日记》等虽然每日记录篇幅很小，有些甚至就是今天打哪儿出发到哪儿宿营一句话，但反而更能接近作者所处的真实环境，给出的恰恰是最有效的信息。当然，也有如《陈伯钧日记》这样的有篇幅较长的日程记录，但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和所担任的职责(作者在长征中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以及养成的良好习惯有关。更何况，这些较长篇幅的记录也多是有事件、人物的有效信息，而且与有关原始档案文献能够互洽。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长征日记》作者自陈：大渡河之役时他担任红三团总支书记。但近年在香港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却提出了反证：时任红三团总支书记的是吴法宪。[]这本《长征日记》出版之时吴法宪正在接受审查准备接受审判，当然也难以对日记作者的说辞提出质疑。但这两人各执一辞究竟孰真孰伪，那不是还需要更多的旁证佐证来进行进一步的辨析么?
至于大渡河之役红三团战斗活动的陈述，吴、肖两人也是各执一词。吴的回忆称：
五月二十九日，先头部队二师四团在团长黄开湘、政委刘亚楼(笔者注：应为杨成武)的带领下，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来到泸定桥边，冒着对岸敌人点燃桥板的熊熊大火，在浓烟烈火中发起强攻，终于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我们一师部队也在大渡河右岸（引者注：应为左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消灭了守敌，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
吴法宪这段回忆中所称“大渡河右岸，即敌人的背后发起攻击”，指的就是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龙八埠等一系列战斗，这些战斗的确都是在泸定桥守军的“背后”发起的，而且千真万确，也“有力地配合了对岸二师夺取泸定桥”!服刑后回家的吴法宪，至少在这个问题上，除了记错红四团政治委员的名字外，的的确确是没有哪个字是说错了的!
而这本《长征日记》的作者所执之词那就是一个乃至一串“猛料”!比如，除开道路里程地名上存在的问题外，日记作者还写出了一段传奇：红三团一天之内从安顺场赶到泸定桥，并在红四团突击队夺桥时成功阻止了敌人的炸桥阴谋!而且这个说法在此后还多有变化：最早的版本是《长征日记》的作者指挥红三团侦察排的战士掐断了敌人炸药包的导火索，作者到达泸定桥的当天便随红三团翻越马鞍山追击逃敌，一直追到二郎山那头的紫石关[];而后来出版的回忆录还将故事更加延展：红三团到达安乐坝时消灭敌军一营，而后化装混入泸定城，夺取了东桥楼，当晚又跟随红一师队伍翻越二郎山……[]
后来的网络版文字更传奇，掐灭敌人炸药包的干脆就成了《长征日记》作者本人。
其实，与饶杰那个口述一样，这本《长征日记》这段记载也是很容易证伪的：其一，从安顺场对岸的桃子湾渡口到泸定桥的行程在二百五十里左右，行军序列在红二团之后的红三团在一天之内无论如何也赶不到泸定桥——这还不说走在红三团前面的红二团在瓦斯沟—石门坎—海子山延续了大半天儿的战斗。其二，红二团和红三团各一部赶到泸定桥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了，所以不可能有掐炸药包导火索的故事发生。其三，红三团不可能在到达泸定桥的当日即追击敌第三十八团溃兵到达几百里外的紫石关——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中革军委在5月30日的确有过这样的部署，但这个部署随即就被改变而并没有执行。红三团是与中央红军主力一起，又沿东岸来路往回走了50里，经龙八埠、化林坪，翻越飞越岭脱离大渡河峡谷的，而翻越马鞍山(不是二郎山!)向天全前进的，是最后赶到泸定桥的红九军团部队。
1993年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对红一师在东岸的行动曾经有过这样的陈述：“沿大渡河左岸北上的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下，也日夜兼程向北急进。红三团的五个连和红二团一个营于29日14时由冷碛一直打到泸定城，有力地配合了右岸红四团行动。”[]这个陈述的依据，是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在泸定会面后向中央军委报告战况的电报[]。而笔者经过实地踏勘，又将相关地理要素、时间及敌方、我方和当地群众提供的情况与该电内容进行了对比判读，认为：林、刘、聂在仓促中发出的这份电报陈述的有关信息是不准确也不可靠的。28日晚，红二团宿营加郡河口，一师主力(三团、师部及刘、聂)宿营德妥——两者之前相距20里即两个小时行程。加郡河口到泸定如今的公路行程45公里——实测踏勘行程为49公里，德妥距泸定公路里程55公里，当年翻山走小路行程更远(实测踏勘行程约60公里)。正常情况下——既或是排除途中作战的时间，红一师部队从加郡河口—得妥一线赶到泸定，需要9至11小时时间。而向泸定前进过程中翻山越岭且经过苦战的红一师主力，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当日14时”就“打到泸定城”：当年从冷碛到泸定的行程在20公里以上(如今的公路行程为19公里)，而龙八埠或沈村到泸定的行程约为25公里左右，红一师部队既或是14时从冷碛出发，要“打”到20公里外的泸定城，也只能是在傍晚以后。而且，当地群众口碑和史志资料均可证明，红一师部队是在当天16时后才进至沈村、龙八埠一线并分兵向泸定城前进的。
后来，上海版《长征日记》的作者还出版过了一部回忆录，而在这部名为《十年百战亲历记》回忆录中，作者还杜撰出了一个该作者与“红四团特派员张国华”的对话，对话中还涉及了对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的非议[]。笔者之所以判定这段“回忆”纯属杜撰，是因为红四团、红六团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足以证明：当时的张国华并非“红四团特派员”，而在红六团任总支书记[]。再者，作为红军基层政治工作干部的他们，当时是不可能对一位他们此前并不了解的友军最高领导人作轻率评议的。
另外，这本《长征日记》还有诸多极不可靠的“记录”，直接误导了一些地方党史部门。比如，该日记称：红一师是由宝兴经陇东翻越夹金山直接进抵懋功的，没有经过硗碛，[]此说亦为当地党史部门及很多史籍采信，甚至载入了雅安、四川等地地方和省级党史部门编纂的长征史志。笔者根据《李聚奎回忆录》、《耿飚回忆录》、《杨得志回忆录》及此间军委部署文电等多方查证，此说不能成立!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只有一条路线，即由宝兴经硗碛，翻越夹金山王母寨垭口进至达维。红一师紧随红二师之后，都是翻越王母寨垭口，经达维而转向懋功的。
另一个“猛料”出自覃应机的回忆录《硝烟岁月》。覃老先生在这部回忆录中称，时任红三军团第十三团侦察连政治指导员的他和连长韦杰一起，在团长彭雪枫指挥下率领本连十二名勇士夺取了泸定桥——文中还提供了那十二名勇士中大部分人的姓名，以及彭雪枫的指挥位置“天主教堂”。[]这段文字也使某些人士大为兴奋，并为此添油加醋炮制了出了如“黄(开湘)彭(雪枫)争功秘闻”这样的离奇文章来……
其实这个问题仍然是非常容易证伪的：这几天中革军委的部署文电都明明白白地标示了红三军团每日进止位置。红三军团在中央红军左纵队(西岸)行军序列中属于“倒数第二”位置：他们前面是军委纵队，军委纵队前面是红五军团，红五军团前面是红一军团……覃老先生所在的红十三团与红一军团前卫红四团在行程上形成的时间差，至少也在两个昼夜以上!夺桥战斗发生时，红十三团距离泸定桥还有二百多里，当然也就完全没有参加这场战斗的可能了……
不过，笔者在详研了中央红军在这段日子里经历过的战斗后认为，《硝烟岁月》爆出的这个“猛料”应该不属于“刻意编造”，而的确是因作者本人当时的文化、视野局限所产生的“认知错位”：泸定桥战斗一周后红三军团进抵了天全河畔，中革军委赋予了他们“夺取天全之龙衣、沙坝头两铁索桥，并相机袭占天全的任务”[]，而这两个地方中的沙坝头索桥附近(与泸定桥附近的沙坝村同名)也的确发生过战斗[]。当年文化程度不高的覃应机老先生很可能把这次战斗与泸定桥战斗弄混淆了。长征中红军跨越雄关险道无数，虽然大渡河上只有这么一座铁索桥，但他们经过的其他铁索桥其实还是很多的——特别是在云贵川康地区，只不过不像泸定桥那么有名罢了!
笔者对红军方面这些惹出了诸多是非的“猛料”进行认真辨析，并不是为了显摆红四团的功劳而贬低其他部队的作用，而是恰恰相反!比如，红一师对泸定桥之战的胜利所起的作用那就是绝对不可抹杀的：红一师在东岸前进途中遭遇的是川军第四旅袁镛部的主力，红一师以坚决顽强的战斗打垮了敌人的主力!迫使泸定桥守军陷入了前后受敌的窘迫处境，大大地震撼和动摇了泸定桥守敌的守桥信心，迫使他们在战斗的重要关头作出了无可奈何的选择!这极其有力地配合了西岸部队的夺桥战斗——这也是红四团能够顺利夺桥的重要原因之一!泸定桥战斗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左右两个纵队夹河而进这两个进取矢量的合成效果!时任红二师政治部干事并随红四团行动，参加过泸定桥战斗的王东保将军后来也说：“夺取泸定桥没有一师也是不行的，两路夹击，敌人被迫逃窜[]”。
还有，李聚奎所率红一师一部在占领龙八埠后又转向东进，继续向化林坪、飞越岭方向发展进攻，并于30日占领盐水溪，为中央红军尔后打开这条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的通路，又垫上了一个起跳的台阶。随后赶到的红一团(31日左右赶到龙八埠)也参加了进攻化林坪、飞越岭的战斗，而军委干部团主力此间一直在东岸节节阻滞跟进的的川康军部队，6月2日左右才赶到龙八埠。他们都没有到过泸定桥，但他们的功劳苦劳也应该是不可忽视的——大渡河之役并不是以夺取了泸定桥而画上句号的!
如果不尽快脱离这条狭窄的险峻河谷，中央红军的处境照样非常危险!
附二：一份未公开且不完整的电报内容辨析
有人亮出了1935年5月29日23时刘、林、聂致中革军委电的节录质疑泸定桥夺桥战斗，这个节录的内容也被《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部分采信并间接引用(引述内容但未引出电文)。另外，陈宇主编《红军长征年谱长编》也收入了这份电报的节录文本。
林彪、刘伯承、聂荣臻关于红四团已攻占泸定桥致军委电（节录）
(1935年5月29日23时)
现刘敌第四旅第十一团守龙八布、冷碛、新村各要隘，三十八团守泸定桥，十团守化林坪。我各纵今日……
……
(丙)我们今日八时至十三时击溃阻我之敌十一团，主力退清溪方向，当以李
（聚奎）师长率两营在龙八布北占筑掩护阵地。我三团之五个连及二团一个营今十四时由冷碛打到泸定桥，并配合第四团占领了泸定桥，敌三十八团退天全方向。
(丁)今日共俘虏人枪各百余，子弹、于榴弹颇可补充。
(戊)已令第一师全部明日集结龙八布、冷碛、新村，掩护全军过桥。
林刘聂[]
这份电报没有引出全文，给出的不是全息——缺失了(甲)、(乙)两项的内容。仅凭这个节录内容，是难以成为证据的。
1.该节录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与地理要素及红军东岸部队的实际行程严重不洽：冷碛距泸定的里程在20公里以上，还是崎岖艰险的小道，13时从冷碛出发的东岸红军部队，不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完成这个行程(14时)且在西岸部队发起夺桥战斗(当日16时)之前的“14时”，“打到泸定”。
2.该电中内容相互矛盾，不能自洽。比如，电文起始一句“现刘敌第四旅第十一团守龙八布、冷碛、新村各要隘，三十八团守泸定桥，十团守化林坪。我各纵今日……”通报当前敌情，部署当日任务。这个“当前”，应为红一师上午发起石门坎-海子山战斗之前及部署当日任务。红军夺占泸定之后，这个态势已然不复存在，更不可能是该电签署时才发出。这个起始语，实际上已经否定了其后电文的内容。
3.该电“(戊)”项内容也与当时敌我态势不洽，按此电发出时间计，红军已夺占泸定桥，部队过桥也勿需远在泸定桥南50里外的红一师掩护——此时红一师正攻击或已攻占盐水溪，正向化林坪攻击，下游的红一团、军委干部团主力也正在赶来。暂时还盘踞在化林坪、飞越岭的川军第4旅10团、11团残部已无法对红军造成威胁。
4.该电残缺且不完整，其中“(甲)”“(乙)”两项内容缺失，无法对电文内容进行参照、鉴别和判读。而且，该电有两电拼凑或战后补写之嫌。
笔者判读的结论是：这是两份不同的电报拼凑而成的一份电报——有作伪之嫌。
综上，这种信息不完备不自洽的“证据”，不具证据效力。
五、红四团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的真实性？
这是个差不多已经成为“定论”的事情，但仍然不断有人提出质疑。而这样的问题，在纸上是无法讨论出个结果来的。唯一的办法，那就是坐言起行，实地去行走，去踏勘。红军当年是在行军打仗，不是在搞测量，不可能一段一段去牵皮尺。他们的信息，也是来自于当地群众，特别是那些长年行走在此间的茶夫和商旅骡队。这些当地群众，也是根据自己长年行走的体验作出的估算，并不是精密测量。 笔者也多年在此间行走，但也是分段分地，也没有象红军那样一次走完这个全程。当间仍有许多缺失。两位军史爱好者兼驴友乔振德、张钦华弥补了笔者的这个遗憾，第一次对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的两岸红军行军路线进行了实地踏勘，从而得出了相对准确的行程记录。
结论：
㈠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传统的表述为：320华里(160公里)。而乔振德、张钦华实地行走踏勘的实测结果是：310里(155公里)。两者相差不大，在容错范围之内。
㈡从什月坪到泸定桥，传统的表述为：240华里(120公里)，也就是“昼夜兼程二百四”的来由，是当地群众的根据行走体验而自我估量的数字。一般情况下，路途平坦好走，估量容易偏低;路途艰险难行，估量容易偏高。从西岸什月坪到泸定桥河段，显然属于后者(中间要翻越猛虎岗、桂花坪梁子、磨杠岭三座高山)。所以，当地群众的这种估量误差，是可以理解的。红军因为当地群众的这种估量误差而产生的认知误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24小时，徒步急行军完成200里机动，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记录，已经足够震撼了！
㈢根据时任红四团总支书记的罗华生同志回忆：红四团从什月坪出发是1935年5月28日清晨，先头营（专门挑出的精壮人马）到达泸定桥的时间是1935年5月29日清晨，差不多就是24小时。但红四团的主力及重火器分队（重机枪、迫击炮），实际上是29日午后才陆续到达的[]。这个时候，川军第38团主力也全部到达泸定城。
所以，红四团下午4时发起夺桥战斗，也就非常正常了。
六、川军为什么不炸桥？
目前查阅到的所有敌军档案中，从敌军最高统帅部到战区诸将，都没有炸毁泸定桥的准备和部署。究其缘由，其实并不复杂。
㈠泸定桥是当年联系川康茶马贸易和交通的枢纽，破坏了对川康利益损害极大，修复更是不易。红军撤离泸定桥时曾对该桥进行了部分破坏——锯断了三根底链，川康方面历时一年，耗资三万多大洋才予以修复。
㈡辛亥以降，川康间各路诸侯此间多有冲突、角逐和战事，从来没有人想到要去炸桥。炸桥没有得益的一方，各方利益俱会受损，没有任何好处。所以，该桥其实上处在有关各方的“共享状态”。另外，该桥上下游均有渡口和船只，红军东岸部队实际上已经过河，沿途都可以搜索到船只。炸桥阻碍不了红军渡河的行动，最多就是拖延些时日。
㈢泸定桥的桥基是铁水浇铸在岩石岩缝中，破坏非常不易。黑火药肯定不行，起码得是硝铵甚至TNT炸药，川康军没有这样的装备条件。川军第38团最后守桥的连长饶杰曾回忆，他们撤离时把手榴弹堆在一起放进桥楼再纵火烧桥楼，企图引爆手榴弹毁桥，未果。但饶杰的回忆文字经判读，自我吹擂的水份很大，不实之辞太多而难以采信。
附：饶杰的回忆
防守泸定桥的回忆[]
饶杰(时任川军第24军第4旅第38团连长)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
判读和辨析：
1.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是川军方面诸将领回忆文字中唯一一个声称川军有炸桥企图的说辞。但这里面却又含有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逻辑矛盾：既然要等对岸自卫团过河即可炸桥，那为什么要先拆桥板呢?拆了桥板，对岸自卫团怎么过河?既然自卫团过了河就可以炸桥，那又何必劳神费力拆桥板呢?
2.饶是不是泸定桥守军的最高长官?
川军方面杨学端、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基本否定了这一点：泸定桥守军最高长官是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饶仅为该团周桂三营一个连长。泸定守军为该团主力(两个营并加强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证据也对饶老先生的自述作出了否定回答——
步四旅三十八团严禁沿途拉民补充逃亡命令
(1935年5月27日)
令第一营营长肖守哲、第二营营长周桂三、第三营营长李昭：
为严令遵照事。查兵额一事，平时再三明令应足规定名额者，盖所以预备战时之用也。乃自雅出发以来，各连故参兵逃亡甚多，而沿途拉民充数者亦复不少。如此不特使人民发生恶感，为剿匪之障碍，以不教之民驱之任战，亦必大为减杀作战力量，危及官兵关系事小，影响剿匪前途实大。今后务须维持故参兵，严禁拉民充数。为此令仰该营长即饬属员遵照为要。此令。[]
这是泸定桥战斗两天前李团的一个命令，其间已列出所部三个营长的姓名，李团三营营长为李昭(二营营长是周桂三，饶杰是该营的一个连长)。这个命令，与杨学端、王靖宇等人的回忆文字，是吻合的。在杨学端等的回忆文字中，李团除第一营肖守哲部外，都在28日连夜赶往泸定桥。
3.红军在泸定桥与所部“激战两天一夜”且“多次冲锋失利”?这也就是说，红军是5月30日或5月31日才夺下泸定桥的。然而，红军方面的相关电文、川军余松琳部的两份文献，实际上都互为补充地佐证了红军占领泸定城的日期是5月29日(也就是抵达泸定桥的当天)，当然也就否定了饶老先生的回忆文字中“激战两天一夜”的说辞。
还有“数百枚手榴弹绑在桥上”也令人生疑，是桥面的铁索上，还是桥楼上?如果是铁索上，在红军强大火力威胁下，怎么绑?如果是桥楼，那也只能炸掉桥楼，跟火烧没什么两样。
当然也有可能是绑在桥的链桩上，可这个部位也在红军火力威胁之下呀?
结论：战争中的自然地理实体要素，经常有可能处于各方利害平衡之下的“共享”状态!彼时彼刻的泸定桥，就属于这种情况。故红军撤离时，也只是锯断三根底链，并没有炸桥之类的彻底破坏，旨在延缓追兵的进展速度。就是这样，川康方面后来修复这座桥也用了近一年时间，耗资三万三千二百余元。1937年11月，刘文辉题“古泸定桥碑及重修桥记方碑文(立于东桥头则)：“民国二十四年铁链断。文辉请中枢发币藏(?)，督饬地方有司，鸠工修复之，自是年八月经始，凡费时九阅(?)月，费币三万三千二百余元而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