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夺泸定桥”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规模不大的战斗，因为“二十二勇士爬着十三根铁链夺桥”的惊险性和传奇性，演变成了一段如同神话般的传说，诸多影视导演纷纷把镜头聚焦在这十三根铁索上——当然也不吝渲染、夸张乃至演绎。甚至影响到了不少史志工作者的关注与质疑，而目前的正式史志中，大多是宏观性的描绘和煽情，罕有人对这个战例从宏观到微观、从敌方到我方，地理要环境等诸多要素的考量和参照，从“技术流”的角度作出史证充分、要素完备且能令人信服的论证。所以，这场战事过了近百年了，各种流言和非议依然不断出现乃至翻新。这些质疑大多是合情且合理的，既或不一定正确，但从追求真相来的要求来说，是无可非议的。至于当间有少数人如张戎等，凭着先入为主的主观情绪和自认为已经读懂了的有限史料，对这场战事作出的根本否定的“结论”，我们也不妨先忽略其主观动机，从“无过错推定”出发，用充分的史料史证去释疑解疑或指谬。用证据说话，不以情绪和推测为据——既或有推测，也必须限定在“合理范围”之内，而不能漫无边际地想象且作为“定论”道出。

　　既然要考证，那就一切都得出证据出发，证据不能只有一方，也得有敌对的一方；不能只有参战人员，还得有目击群众和写出过调查报告的民国地方政府的官员或学者。

　　对泸定桥战斗的质疑，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关于安顺场和泸定桥战斗，敌军战区和最高统帅部是何时得悉的

　　二、当年的泸定桥是否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三、西岸红军是不是有22勇士攀铁索夺桥？

　　四、东岸红军对西岸红军的配合作用该如何评估？谁先夺桥夺城？

　　五、红四团昼夜兼程二百四十里的真实性？

　　六、川军为什么不炸桥？

　　下面一一解析之。

　　战前态势（1935年5月29日前）

　　红军：1935年5月23日～25日，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分别经冕宁、越嶲进抵大渡河畔。

　　5月23日，由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刘亚楼所率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由红五团及红一军团侦察连组成）从泸沽经登相营、越嶲、海棠、河南站、晒经关进抵大树堡渡口，消灭守军第二十一军第六旅王泽浚部1个连，并于24日、25日连续作出从大树堡渡河的佯动恣态。红三军团以红十一团为前卫，随渡河第二先遣队跟进。

　　5月24日夜，由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所率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由红一团及军委工兵连、红一军团炮兵连组成）由察罗经海洋会、山墩、新场，翻越马鞍山垭口（石棉），进抵安顺场渡口，中央红军主力以红一军团、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的行军序列随后跟进。红九军团则在礼州、冕宁一线殿后阻击尾随敌军。安顺场渡口守军、敌彝务总指挥赖执中部1个连被红军击溃。

　　5月25日上午，中央红军渡河第一先遣队以仅有的一只渡船从西岸安顺场渡口向东岸桃子湾渡口发起强渡，由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二连连长熊尚林等18名勇士组成的奋勇队冒着枪林弹雨，在军团炮兵营神炮手赵章成掩护下，顶风破浪，击楫中流，以轻伤4人的代价将守军敌第二十四军第五旅第七团余味儒部之韩槐瑎营击溃，抢占了桃子湾渡口。红一团主力随即续渡，并向下游安靖坝、宿大坪之敌第五旅杨学端部主力发起反击，将敌逐至野猪岗、三梭窝一线，巩固了桃子湾渡口。红二团在红一团后续渡。

　　至26日中午，红一团、红二团全部渡河完毕，红三团和红一师师部续渡；迄至27日中午，红三团及红一师师部渡河完毕。军委干部团主力（团部及2个营）续渡并赶赴下游接替红一团任务。5月26日，得悉安顺场强渡成功并接到军委撤离指示后，在大树堡担任佯动任务的中央红军渡河第二先遣队撤离大树堡，经晒经关、河南站，翻竹马垭口，续经利济堡沿大渡河西岸进至安顺场与主力会合。红三军团亦由海棠随后跟进，当日进至洗马姑后转向察罗补充米粮，次日经海洋会、土墩、新场、翻越马鞍山垭口（石棉）进至安顺场，并在红五军团后循主力行军路线向泸定前进。

　　5月26日夜，鉴于安顺场渡口船只太少，难以保证全军在短时间内顺利渡河，毛泽东等军委首长决定：令已从安顺场渡河的红一师及军委干部团主力组成右纵队，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以红二团、红三团、红一师师部、红一团、军委干部团主力的行军序列，沿大渡河东岸（左岸）向泸定攻击前进（有侦察东去汉源（今清溪）的平行道路的任务），并相机袭取泸定桥；中央红军主力则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为前卫，按红二师师部及军团教导营、红六团、红一军团军团部、军委纵队、红五军团、红三军团、红九军团（含从大树堡佯动归来的红五团）的行军序列，组成左纵队，沿西岸（右岸）前进，奔袭泸定桥。

　　5月27日，中央红军大渡河两岸部队开始向泸定桥疾进。

　　至此，中央红军从大渡河两岸夹河而上奔袭泸定桥的态势形成。

　　国民党军：这个时候，敌军战区诸将才陆续向最高统帅部报告红军在安顺场强渡成功的信息。

　　敌军负责此段河防的川军主将刘文辉作出的措置是：驻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的第4旅袁镛部（3个团）陆续翻越飞越岭向大渡河沈村、泸定一线驰援。28日，袁镛部第11团、第38团主力进至龙巴铺附近，第11团杨开诚部向海子山、石门坎一线向下游设防；第38团主力（加强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于傍晚时分向泸定城驰援增防。刘文辉本人于当日下午进至荥经境内大相岭北麓的凰仪堡（亦称黄泥堡），拟于次日进到汉源县城（今清溪镇）坐镇指挥。随即，第10团谢洪康部进至飞越岭、化林坪一线以为后援。

　　尾追中央红军主力的中央军薛岳部27日尚在西昌、礼州一线，川军刘文辉“川康边防军”第二旅刘元琮部一个团进至泸沽，被中央红军后卫红九军团阻击，严重受挫。红九军团随即沿中央红军主力前进路线转移。

　　大渡河安顺场-富林一线的川军刘文辉第5旅杨学端部已被击溃，无力向已渡河的红军反击，当日，前来增援川军杨森部第2混成旅李朝信部到达富林，拟与杨旅残部配合，沿东岸（左岸）向红军攻击前进。

　　5月28日，中央红军军委干部团主力撤出三梭窝、野猪岗阵地，沿右岸节节阻滞敌军，循红一师路线向泸定前进。29日，军委干部团第三营亦从纳耳坝阵地撤出，从安顺场渡口渡河归还军委干部团建制。

　　一、关于安顺场战斗，敌军战区主将和最高统帅部是何时得悉的？

　　最早向最高统帅报告红军强渡成功消息的，并不是对这段河防负有专责的刘文辉，而是刚率部赶到雅安的杨森——他于刘文辉启程前往汉源（今清溪镇）的当天（5月27日），向最高统帅发出了报告：

　　立到，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职宥日（26日）抵雅安，谨将最近匪情及我布置一为详陈：⑴我路未到以前，刘军杨旅驻守安庆坝一带，有日突有自称该军邓旅之士兵赖营长家眷要渡河，及渡至河中始悉是匪伪装，在互相射击中，后面山上已为据。该杨旅长夷兵两营援应，相持中，似匪尚不多，其右岸虚空之兵守猛虎山正与田湾之匪相持似较多，富林对岸之大树堡及金口河对岸之田坝，均见有匪，冕宁夷人全数叛变，烧杀汉人数千家，县长被难。邓旅长秀廷及其团营长不知下落，惟田坝夷人尚守静，以上情形系闻刘军前方电报及与夷人有关之羊仁安报告，与从本军派出之夷汉探报综合而成。刘总自乾本晨赴汉源，其在汉之袁旅开赴泸定；⑵森路以坚固河防并顾相机援助刘军之目的，其办法如下：杨[汉]域、向廷瑞两旅由马料自龚钵跨侦防御工事，高德周壮园五路五旅守富林上下游。今晨李[朝]信旅经美罗向八牌前进，协同刘军杨旅扫清左岸之匪，罗润德旅本日可到荥经、汉源街（今九襄镇）为预备队，杨汉忠旅明日可到荥经，即进庙场防守泸定新路。夏炯本日可到雅安，跟向汉源前进。其余各路皆驻雅安，是否有当？伏候示遵。

　　职杨森叩感巳印。[]

　　稍后，刘湘也向蒋介石转呈了富林守将王泽浚的相类报告：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顷据王旅长泽浚感（27日）晨称，⑴有日杨旅防线被匪突破情况，据该部负伤官兵称，因安顺场以上无一兵，匪从上游偷渡，席卷而上，同时又由安庆坝当面强渡失事。⑵匪过河后即向下游横扫，昨夜已到距职右翼阵地约四五十里之地，杨（学端）旅溃不成军。现杨军有李旅协同袁旅行进。计袁旅昨至富林一带，李（朝信）旅今晨由富林出发，指挥既不统一，徘徊观望，若欲挽回战局至难。⑶职旅当面之匪较前增多，日夜扎筏，翼侧既受威胁，大有强渡之势。职意宁弃阵地与匪拼命，不愿被人拖滥等情。除饬仍扼守河岸将主力控置于右翼先筑坚固工事，如匪来犯，利用我之火力工事，迎头痛击。恳请钧座立电刘、杨两总指挥迅饬袁、李两旅速将过河之匪击退。谨阅。

　　职刘湘感午蓉参印。[]

　　这也就是说，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直到红军强渡成功两天后（1935年5月27日红军开始向泸定桥夹河而进后），才得到安顺场失守的确切信息。

　　可能是对下头上报的信息存有疑虑，此时蒋介石似乎并不十分重视，也并没有改变此前对跟追的薛岳“慢慢走”的“机宜”——他在次日（28日）日记中记载的当日部署是：“电薛岳集中泸定，分途慎进。”[]

　　这两份报告也说明，杨森部的李朝信旅已于27日赶到了富林。

　　这个信息，立即被中央红军军委二局掌握——5月28日，朱德总司令在对军委干部团团长陈赓、政治委员宋任穷的部署电中通报：“又确息：刘（文辉）、杨（森）两敌之李（朝信）、袁（庸）两旅似沿大渡河扼守，并将进击我渡河部队……”，对军委干部团的部署为“我干部团于二十九、三十两日有坚决扼阻李、袁两旅于八排、纳耳坝之线以东，以掩护野战军全部向西北转进的任务。干部团在八排、纳耳坝应构筑数道工事，以便夹河扼阻来敌，并便互相策应。”[]

　　朱总司令这个部署可以扼要表述为：已开始渡河的军委干部团主力接替红一团任务，与尚在南岸的该团第三营夹河而下，阻击迟滞有可能夹河跟进的川军刘文辉部杨学端旅和杨森部李朝信旅。

　　当日上午和深夜，负责该段河防的刘文辉两电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了相对靠谱的信息，并开始部署泸定、康定方面的防务：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据余旅长感（27日）亥电，朱毛残部宥（26日）晚来犯猛虎岗，我黄团萧营以大部猛扑与匪激战一昼夜，晚被匪大部围攻，仅余兵一连突围节抗，我在途中之邹团及陈营除令即在磨岗岭布防，死力堵截，务请速派泸定之袁旅飞赴磨岗岭增援。又据袁旅长感电称：职旅于本晨已将大渡自泸定至沈村之河防布署完善，并接挖角坝，杨旅萧团宥致函称我正面之匪仍不时向我射击，下游余团因匪由安庆坝过河，现在与我激战。我左翼何营已在熊河壤，已将下游阻绝，免匪上窜等语。职已令袁、余两旅，务督部严固康定、泸匪矣。再，职本夜宿黄泥堡，明日即越相嵩[岭]宿汉源。职刘文辉叩。[]

　　——该电于5月28日上午从雅安的麻柳场驿站发出。

　　成都委员长蒋钧鉴：

　　致密，发杨学端旅长感辰（27日7～9时）、感未（27日13～15时）、俭已（28日9～11时）电节称：职部防守安庆坝之余团韩营有日（25日）因收容对岸邓秀廷旅长之夷兵赖执中营后队小船数只，行至河中，乃查觉混有匪队，守兵遂开枪射击，殊先行登岸之赖营士兵即全体叛变，遂成混战。余团长乃率地区预备队急行冲杀，匪亦乘隙强渡，直扑韩营，鏖战至晚，全营官兵覆灭，仅存数十人。职闻耗由宰羊率部驰援，宥日（26日）于农场对岸之岩子上一五坪之线与匪激战一昼夜，匪愈增多，并将我右翼抄断。职乃转移阵地至美罗附近之高桥、狮子坪一带扼守。匪于感日（27日）复向我猛犯，激战一日，是时职命新到之席营施行夜袭，遂将匪击退，现正向响水沟推进中。是役，匪我伤亡均大等语。职已严令杨旅协同杨军李旅之一周迅速恢复河防，并电泸定袁旅飞令防守海耳挖之肖团，严固河防并与杨、李两部共同夹击残匪矣。谨呈，刘文辉叩俭亥（28日21～23时）印。[]

　　这个时候（28日），上午从雅安的麻柳场驿站出发的刘文辉已赶到大相岭北麓的凰仪堡（又称黄泥堡）。该电于5月29日在荥经凰仪堡（黄泥堡）出发去汉源县城（今清溪镇）前，以有线电发出。

　　29日中午时分，蒋介石才确悉红军已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仍然不是十分在意，作出的判断是：“匪一部虽于宥日（26日）在安庆坝偷渡，然其数只二三百人，故其主力今在何处尚未发觉”[]，对薛岳部所授“慢慢走”之机宜，仍未改变。

　　而且，仍然还在提醒薛岳“稳打稳扎”[]——继续“慢慢走”。

　　30日，蒋介石才确悉：“综合各方报告，残匪主力沿大渡河右岸（注：即西岸）向泸定、康定进窜乃可证实”[]，才开始督促尾追红军的中央军薛岳部队“快快追”！

　　二、当年的泸定桥是否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因有人声称：“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为公道计，笔者在此只引述来自敌军的档案史料和回忆文字，并辅以当地群众口碑作为证据。

　　敌军档案和敌军将领的回忆

　　1.1935年5月29日戌时（晚19时至21时），已赶到汉源，得悉西岸红军已到达泸定桥西岸正在夺桥的信息，刘文辉又再电蒋介石，转呈正在海子山、龙八埠与红军东岸部队激战中的第四旅旅长袁镛的报告：“匪由大渡河夹河上窜中，对岸多属匪之基干，经我自泸定至沈村防河守兵用机炮击毙甚多，匪达泸定樲岘[]，本晨来即向我李团猛扑，皆未逞”，“我岸之匪由挖耳[角]坝上窜，昨夜与我印子石[]之曾营一部战斗甚烈，自本晨来约有匪八、九营向我徒村[]主阵地猛犯，后方尚有大部继进，此方全属（？）匪，并用密集部队冲杀，匪伤亡枕籍，我（？杨？）团伤亡已过半，曾韬[]营长阵亡”。同时以“表决心献忠心”的语气，向蒋陈述情况的严重性：“除严令该旅务死力防剿，能多毙一匪即为国家民族减一分害，虽全旅牺牲亦所不惜外，并飞令杨旅速由下游追剿，余旅由瓦斯沟（康定）腰击泸定桥之匪。能于此将匪截为数段，则此后歼灭更易。惟职已竭尽全力，誓于此时尽数牺牲，尚乞钧座顾及泸定桥上游，恐匪由天全、丹巴合徐匪也。”[]

　　——因东岸红一师部队在石门坎-海子山战斗后乘胜追击并开始攻击龙八埠川军第四旅旅部，部队在下山后又切断了袁镛与泸定守军第三十八团团长李全山的电话联系。所以，这个时候，从袁镛到刘文辉，都只得悉了红军正在夺桥的信息，而不知道此时的泸定桥其实已经换了主人。

　　直到30日，国民党军最高统帅蒋介石才得以确认：“综合各方报告，残匪主力沿大渡河右岸（注：即西岸）向泸定、康定进窜乃可证实”[]。作出的相应判断则是一个疑问句：“昨日朱匪已到泸定攻城，其主力必出丹巴乎？”[]。

　　——这个时候，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仍然不知道：泸定桥和泸定城，已经换了主人。

　　31日——红军夺桥成功两天后，蒋介石终于得悉红军已在夺桥的信息：“残匪艳午已到泸定附近，与我守城刘部激战中”，才开始改变让薛岳“慢慢走”的“机宜”：“现在匪踪既明，我军前进不必持重。兄部到达冕宁时可酌留一团，选其能严守纪律抚慰夷番之团营留守。其余应兼程向康定驰进，并望于鱼日前到达康定，本日已到何地，途中困难情况如何，盼复。”[]

　　这位国民党军最高统帅仍然不知，这个时候的着急上火，已然过了时辰和钟点儿。

　　1935年5月31日，蒋介石致薛岳手令

　　当晚，他才确悉：“朱毛残匪窜陷泸定”，却又给自己找了个提气且自慰的理由：“我薛路能遵令追剿，实足寒匪胆而张军威也”。然而，他在当日日记中写下了“雪耻”的自励自戒的警句，却无意中透露了他的真实心境：“雪耻：在正其心，烦恼躁急，不惟败事，而且伤身，戒之。”[]

　　2.据川军刘文辉部参谋长张伯言（张巽中）等人回忆，袁镛于28日下午作出部署，李团主力（两个营加强机枪、迫炮连各一）赶赴泸定，扼守泸定桥。李团先头部队携带全团旗帜下午出发，当夜赶到泸定遍插旗帜“安定人心”，团主力亦于次日凌晨先于红军西岸部队赶到泸定桥。[]而28日当晚19时左右，袁亦将刘文辉日前调整部署的电报及有关情况转至李团“知照”[]。由此判断，李团此间有可能正在赴泸定的途中。

　　张伯言等人关于李团于5月28日午后赶赴泸定设防的回忆可与《蒋介石行营参谋团追堵红军长征报告书》中“30日泸定遂陷，其李团退守泸定、天全间之马鞍山”[]这个信息互为映证形成逻辑链。从化林坪-龙巴铺到马鞍山必经泸定县城，别无他途可循，李团只能经泸定才能“退守马鞍山”。所以，既或抛开其他史料不谈，仅根据现有的川军档案文献亦可确证：29日红军在泸定夺桥之时的桥东守军必系李团主力无疑。

　　有人（如张戎）曾以李团5月27日在化林坪的两封电报来佐证其“红军进抵泸定桥之时李团驻化林坪而不是泸定”、“29日泸定无守军，没有发生战斗”的观点，这当然是缘于其人对大渡河上游地理要素道路情况毫无了解所致——也是毫无军事常识所致：李团27日的位置如何能证明其28、29日的位置？化林坪到泸定桥也就不到七八十华里，不过一日行程而已。

　　另外，袁镛6月3日的一个电报也可使李团5月27日后运动轨迹的证据链更加完备：

　　川军二十四军川康边防步四旅急调李绍云团进驻雅安电

　　（1935年6月3日）

　　乾急。天全正石关一带探送。

　　李团长绍云兄鉴：

　　设密。希速率部进驻雅安，切勿延误为要。

　　旅长袁镛。江。印。[]

　　上电中“李绍云”（有些文献中称“李绍荣”）与“李全山”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当时很多中国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名，一个是字。而且这个不难判断，大渡河上游刘文辉部守军中（包括余旅袁旅杨旅）就一个团长姓李。而“正石关”系“紫石关”之讹音，位于天全县城以西10余公里处（今脚基坪以西），这也是李团从泸定——马鞍山退下来的必由之路，别无他途可循。

　　结论：1935年5月29日，泸定桥确凿无疑地发生过决定其归属的战斗。

　　三、西岸红军是不是有22勇士攀铁索夺桥？

　　发出这种质疑是有道理的，但也只是按照常理的一般推测下的认知。从来就没有攻不破的防线，突不破的堡垒，关键要看具体环境和双方兵力兵器对比是不是能够构成突破“一般推测”下“普通认知”。任何道理都有其特殊性。比如，一般人容易产生的自以为可以包解疑难的“大杀器”——“机枪射手代入感”，貌似有理。其实还是一个错觉——不少自以为有军事知识的朋友都有这种错觉！他们产生这种“代入感”的本钱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电玩、影视、射击场而非实际战斗。所以很容易一厢情愿的认定：自己身临其境时、一定可以随心所欲畅快淋漓地朝着目标滥放。而从来不愿去作换位设想：如果你面对数倍乃至数十倍的火力压制——被压制得头都抬不起来，你还有畅快开口随意发言的机会么？

　　亲历这场战斗的指挥员之一的杨成武将军生前曾经有过自述：

　　全团连以上干部大会决定：由第2连挑选22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夺桥突击队”，廖大珠任队长，刘金山任指导员；由第3连组成“铺桥突击队”，王友才任队长；由曾庆林统一指挥全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掩护夺桥和铺桥行动……[]

　　而按当时川康军的装备是川军系列最穷酸的一档，川军第38团主力加强的重机枪连也就是4挺重机枪，迫击炮连也就是4门迫击炮。川康军刘文辉部普遍没有装备轻机枪，虽然有一些“花机关”（柏克门式冲锋枪），却只能用于短兵相接的战斗，而没有轻重机枪那样的压制能力。对岸的红四团、红一军团教导营以及正陆续赶到的红六团“百余挺轻重机枪”所实施的强大火力压制，基本上剥夺了川军第38团所有自动火器还手之力——也就是剥夺了川军第38团的寥寥数件重火器的开口发言机会。

　　强大而有效的火力压制，这其实就构成了22勇士攀铁索夺桥成功的重要基础条件！

　　来自敌方的证据——

　　1.关于红四团22勇士攀铁索夺取泸定桥的史实，当年有一位名为杨仲华的学者曾在《边事研究》杂志1936年第5卷第1期刊出《西康泸定赤祸之追述》，该文根据泸定县政府的调查报告，从自我认知的角度详陈了当年那场决定了泸定桥归属的战斗：

　　县城的驻军和保安团队，以为沈、冷与化一带，还有袁旅长的大军防堵，河东方面，万无一失，除将泸定铁桥的板片，完全拆除，于东岸架设机枪，扼要防守外，对于河东大道，并未注意。谁知河西匪到，军匪两方，隔河激战的当儿，却不料河东的匪，因为沈村、兴隆、化林失事，冷碛李团退回县城[]，沿途无人抵抗，长驱直入，已从皂角顶[]一带攻来。人心惶惶，阵容已渐动摇，又加河西匪队，拆抢西街民众门板，纷铺桥面，冒死抢渡，防军和保安队撑持不住，狼狈退走；泸定县长宋孝特也应仓皇将县印弃掷府内小池，向天全小路遁逃，机关法团的人员，城厢村舍的民众，在赤匪枪林弹雨的威胁之下，跌跟打斗，纷纷逃避，有的失落了爹妈，有的跑掉了儿女，妻离子散，哭声震野，那一种凄惨的景象，真是风云变色，天地为愁。[]

　　时任红军东岸部队先头团政治委员的邓华将军当年在延安为中央军委组织编撰出版的《二万五千里》撰文，陈述了红军东岸部队在大渡河东岸的石门坎-海子山战斗，文中称：他们在战斗结束后赶到泸定时，“我们四团的哨兵已在那里叫‘口令’！”[]

　　2.时任川军第24军参谋长兼成渝办事处主任的王靖宇[]先生转述的当事人回忆：

　　1935年5月28日[]，中央红军突然到达泸定桥南岸作好准备后，于是夜[]集中火力趁敌不意，轰击泸定桥北岸桥楼及附近守兵，桥楼成为弹巢，守兵抬不起头来，或伤亡或逃跑，桥楼亦着火燃烧起来，英勇无比的红军突击队争先恐后地一个一个扭着铁索奋勇前进。守兵见此情形，吓得魂不附体、呆若木鸡。桥楼狭小不能多容守兵，桥的左右均是民房，没有射击准备，增援上来的守兵，在民房（以背临河的房舍）后边窗口上，向扭着铁索而过的红军突击队乱放了一阵枪，毫无效果。突击队进至距桥楼约三四十米处，纷向桥楼投掷手榴弹，此时恰巧又有几枚炮弹落在桥楼和预备队位置，守兵纷纷后退，突击队乘势攻占了桥楼阵地，并向市街扩大战果，后续部队用预备好的木板、铺板等铺在铁索上陆续过河。5月29日拂晓以前，红军已将泸定县城完全占领，李全山团残部向天全方向狼狈窜走。[]

　　3.当地目击群众的口述

　　邓友珍（女）口述

　　时间：1972年3月13日

　　地点：邓友珍家，住泸桥公社沙坝生产队（现泸桥镇沙坝村）。

　　（民国）二十四年，红军过时，天天都下雨，很大。当时我家住在桥头，专门帮人揹背子过河，很穷。那时，二十四军造谣说，红军来了，年轻的要抓走，老的就杀死。一坑一坑的，娃儿些就杀来喂马，大家都不晓得咋个一回事。街上的人差不多都跑了。那天天麻麻亮，我和李二姐（即李国秀）也准备走，刚走几步，就看见来了两个年轻小伙子，身体很壮实，喊我们，叫我们不要跑，我们就回来了。两个红军在桥上（头）用羊毛捆子砌垛子，留一个眼打枪。紧接着，后面的部队也接连来了，向对面对打枪。

　　桥上的板子都被抽光了。

　　下午天要黑的时候，河这面就一齐开火，河西街的铺板、门板都被拆下来了铺桥板，前面两个、三个（人）一起，爬着铁索往前面打，后面的就铺板子，打得对面敌人到处逃跑。

　　他们（敌人）跑时，泼上煤油烧房子，红军冲过去一阵就打熄了。

　　第二天，有两个女红军给我们说：“老板，不要害怕，我们是打刘家人（注：当地百姓对刘文辉的二十四军的俗称）来的，是打富济贫的”，又说，“你们给我洗下衣裳好吗？我们给你们钱。”我和李二姐就给他们洗衣服，洗了衣服正准备到河边去淘（漂洗），就来了飞机，红军忙喊我们：“老板，不要出去。”由于我们心里有些害怕，红军就打帮（帮助）我们到河里去淘（漂洗）衣服。

　　飞机是第二天来的，只来过一次，丢了几颗炸弹。

　　红军一天到晚的走，先后过了七天七夜，衣服也烂了，穿的衣服也不一致。我见他们没鞋子穿，我把我家的两双草鞋，一双布鞋给他们了，他们硬要给钱，我没有要，我说：

　　“我们（还）可以打嘛！……”

　　他们在泸定开了会，李四妈去了，分给我们一些布、钱、银元等。后来红军又给李四妈一头毛骡。我没有去，听说（开会）是在现在的文化馆。

　　红军对我们很好，饭、肉都给我们吃。[]

　　曹本云口述

　　时间：1972年3月13日

　　曹本云，时任泸桥公社办公室主任。

　　当时反动的宣传很厉害，我们也没有看见过红军，红军来时我也跑到后山上去了（即泸定桥东岸泸定城后面）。以下是我看见的（情况）。

　　天麻麻亮，就见河对面来了一二十个人，有穿得象二娃（？），各种衣服也不大一样，到后就打枪，打了一阵就没有打了，部队就住在沙坝，先锋部队就住在桥头。二十四军就从这面往河对面打炮。到下午七点左右[]，就见红军吹起冲锋号，在天主教堂这面，现泸合酱园前集合，排起队操起板子就到桥头。到桥（头）时天就看不大见了，见有人冲在前面，后面的铺板子，桥这面桥就烧了，红军冲过来后不一会就打熄了。

　　国民党是用柜台装河沙筑工事，打炮是在现在粮食局那里，打枪是在现皮革厂下面乱石堆中。

　　红军过了十天十夜，头七天是白天黑夜的不断地过，后三天是零星的一连、一排地过。

　　三天后来飞机，共两次。头一次是丢炸弹，共三个，第二次是（撒）反动传单，红、绿、白色都有，有“拖死饿死，不如另找生路一条”，“你们都有妻室儿女，等你们回去……”等反动标语。

　　有一股部队打到柳柏，有一股打到九叉树后回来了（注：可能是追击李团的部队），还是走化林坪。

　　九月份（注：应是十一月，这里可能说的是农历），红军又到岚安一次，国民党部队是李抱冰，在九叉树打了几天，两方都死了很多人，有一次，有一股（红军）打过来，打到了太阳沟，后因没有部队接应，力量悬殊，又退回去了。以后就到天全去了。[]

　　当年夺桥的目击者李国秀老人

　　李国秀口述：

　　河西街的李国秀老太太当时还是一小媳妇，那天她给红军捐助了自己家的门板，还招呼左邻右舍把门板借给红军。她也目睹了红军攀铁索夺桥的场面：“当时打了几炮的，我看见有红军从铁索上掉下了河，就在街上喊‘那些先生好造孽[]噢，再给他们整点门板来哈……’”[]

　　结论：1935年5月29日，红四团22勇士确凿无疑地攀着铁索夺取了泸定桥，这在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是不折不扣的英雄行为！更是人民军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附：几枚铜板和一桩公案

　　双石

　　笔者在泸定有一位朋友，朋友名叫王永模。

　　老王退休前，官至泸定县人大主任。后来退了，还是闲不住，就整寻找当年飞夺泸定桥的22名勇士的事儿。整来整去，真还整出了点名堂：找到了二十二名勇士中八名勇士的姓名和线索。笔者是一个对证据要求很苛刻的人，完整地听完了他和泸定县的朋友们寻找和证实的过程，暂时还没有挑出啥毛病来。

　　前年陪朋友到泸定，和老王一起喝酒。乘着酒兴，老王就掰活了一个段子。

　　2007年，泸定来了几位日本友人，友人们在泸定周围转了几圈，参观了飞夺泸定桥纪念馆，老王也作了陪。日本友人看完了啥也没说，就问了老王一个问题：

　　“飞夺泸定桥的事儿是真滴还是假的？”

　　“那还能假得了！”老王眼皮一翻。

　　——老王是行家，一听这话，就晓得来者不善。

　　“有位来过贵县的英国作家写过一本书，说他采访过贵县河西街一位卖豆花的老太太叫李秀珍。据老太太说，当年红军过泸定时她就是目击者，她说她没见过泸定桥打仗，红军是排着队走过去的，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王嘿嘿一笑：“那还能假得了？”

　　“嗯——？”日本友人一脸诧异。

　　老王又嘿嘿一笑：“河西街的确有位姓李名秀珍的老太太，的确是卖豆花的！那年红军来时，老太太还是个小媳妇儿，她听说有大兵来了要打仗很害怕，跑回烹坝娘家躲起来了！仗打完了她老才回河西街，当然只能看到红军排着队过桥啦！”

　　“啊——”日本友人一脸诧异化作疑惑。

　　“老太太如今已然过世，各位如果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见她的儿媳妇和后人。”

　　……

　　笔者问老王，你还硬是有心人哈，你真还去调查取证了？

　　“哪里啊，泸定小地方，很背的！满世界炒得闹哄哄的事儿，这当间的人儿根本就不晓得也不关心。我连那外国人写的啥都没瞅过，哪能想着去调查呀！这事儿完全就是一个阴错阳差的巧合……”

　　老王满脸憨憨的笑容。

　　“嗯……”这回轮到笔者诧异了。

　　“事情的由来是这个样子的：有位开国将军，当年过泸定桥时，部队征集过河西街老百姓的门板。因为老百姓没人在家，他把几个铜板放在锅台上，用水瓢扣住，希望老百姓回来舀水喝时，一眼就能看见。几十年过去了，将军对这家老乡是否看到了那几个铜板一直耿耿于怀，一直嘱咐子女，一定委托泸定的同志好好查查。我闲着在家没事儿，也掺和着去查了，问了很多家老人，都说不记得有这事儿了。河西街的人问完了，也没问出个名堂！后来一对夫妇主动找上门来了，说她家原来是河西街的，前些年搬沙坝了，这几个铜板哩，当年是搁她家灶头滴，她婆婆娘活着时，一直都在念叨这事儿……”

　　于是乎，她婆婆娘躲回娘家又回来乃至发现铜板的来龙去脉，梢带着就被唠叨出来鸟……

　　“这……这也太巧了吧？”

　　“是噻，要不然我啷个楞格有底气跟日本人夸口涅！——日本友人是07年来的，我整清这个事情，是06年噻！大连电视台凑巧在这儿，还整了个节目噻！”

　　——这事儿笔者寡闻了，有哪位朋友瞅过大连台的这个节目？

　　噢，老王故事中说到的这位开国将军，名叫黄思沛[]，当时是三军团的干部。

　　顺便说一哈，那位日本友人说的“英国作家”，其实就是本省嫁到海外当洋媳妇儿的张戎女士，大名鼎鼎啊，她的书很畅销的。可惜，畅销书里头，有个乌龙八卦——就是老王查出来这个。

　　老王前些年新冠走了，很惋惜，他是个认真做事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