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国庆五周年庆典,天安门城楼上人头攒动。一位身材敦实的苏联人紧挨着毛泽东站立,不时侧身耳语。这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以今天的眼光回望,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数次会晤,不仅构成了一部中苏关系从蜜月走向决裂的微缩史,更是一幅展现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自信、自立、自强的生动画卷。在那个社会主义阵营以“老大哥”为马首是瞻的年代,毛泽东用他的言行告诉世界:中国不是一个可以任人摆布的附庸,而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底蕴、敢于走自己道路的伟大民族。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四次会晤,成为中苏关系从蜜月到分歧、从分歧到争吵、从争吵到决裂的标志。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自信、自立、自强,是毛泽东不变的底色。
一、自信:从“平等新约”到“核伞不要”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率领新中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新中国成立不到三个月,百废待兴,外有西方封锁,内有经济困境。但毛泽东在抵达莫斯科后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中,就明确提出:希望废除1945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新中国重新签订一个体现完全平等的条约。
这是一个极为大胆的要求。斯大林起初表示,“目前不宜改变原条约的合法性”,双方相持近半个月。毛泽东毫不退让,甚至一度在别墅中闭门不出,以行动表明立场。经过艰苦谈判,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终于签订。条约规定,“双方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1945年的不平等旧约就此作废。
条约签订后,苏联启动了对华“156项”重点援助工程,涵盖钢铁、煤炭、电力、机械、国防等核心工业领域,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支撑。这156项工程的第一批,正是毛泽东1950年首次访苏期间确定的。
毛泽东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信——他不相信中国只能接受不平等待遇,不相信中国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
这种自信,在后来的核武器问题上表现得更为淋漓。1954年10月3日,在中南海颐年堂的中苏最高级别会谈中,毛泽东开门见山地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赫鲁晓夫毫无思想准备,稍停后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
这被赫鲁晓夫视为“借伞”给中国——原子弹这把巨伞,由苏联来撑就够了,中国大可不必费力自己去造。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拒绝美国的类似“保护”时,用一句话概括了这种态度:“有人要借我一把伞,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核保护伞。”
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不要任何人的伞,我们要自己造伞。
这便是自信——不是盲目的自负,而是在深刻理解国际政治本质后,对一个古老民族自强能力的坚信不疑。
二、自立:拒绝“附庸”的尊严底线
如果说废除旧约体现的是自信,那么在一次次具体交往中捍卫国家主权的寸步不让,则展现了毛泽东的自立精神。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里讲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他率团访华时,曾提议利用中国“多余”的劳动力帮助开发苏联的西伯利亚。毛泽东听后立即表示不满,指出这种提议实际上是在侮辱中国人民——因为西方列强多少年来就是把中国看成一个人口过剩、廉价劳动力来源的落后国家。
毛泽东当场表明态度:“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认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性格深有体会。他后来回忆,有一次与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问我:‘有多少征服者打进过中国?’接着他又自己回答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这块土地上有过征服者来过,但没有谁能真正征服这个民族。
1958年,真正考验自立精神的事件到来了。那一年,苏联先后向中国提出两项动议:一是共同投资在中国境内建设大功率长波电台,二是建立一支中苏“共同舰队”。
毛泽东的反应出奇激烈。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紧急求见,转达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毛泽东当即指出:中国只是请苏联提供帮助,没有考虑过“合作社”的问题。第二天,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措辞更加激烈,指责苏联“帮助中国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
在给苏联的回信中,毛泽东表达了最为明确的态度:“钱一定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当赫鲁晓夫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于7月31日匆匆飞抵北京。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表示长波电台最好由中国自己建设,苏联以贷款方式提供帮助。
毛泽东的立场始终明确:长波电台由中方负责建设,所有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可共同使用;但“共同舰队”绝不接受。正如他后来所说,中苏闹翻“实际上是在1958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正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所评价的: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面对超级大国试图以援助换控制的企图,毛泽东用行动证明:新中国可以接受帮助,但决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
三、自强:从“平起平坐”到走自己的路
时间来到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毛泽东生平最后一次出国。
与1950年那次访苏截然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以截然不同的姿态出现在世界面前。在十月革命40周年纪念大会上,全场只有在毛泽东讲话时才起立鼓掌致敬。在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期间,所有发言者都是站在讲台上按稿照读,只有毛泽东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即席发表讲话,侃侃而谈。
他在莫斯科发表了那句著名的论断:“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苏联刚刚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社会主义阵营士气高涨。赫鲁晓夫提出了“15年超过美国”的口号,毛泽东随即提出“15年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目标。
如果说过去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不可替代的当然领导者,那么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言谈举止充分反映出一个客观事实——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已经可以同苏共平起平坐了。
那几年,中苏关系表面上处在“蜜月期”。但裂痕已经在意识形态层面悄然蔓延。赫鲁晓夫强调“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希望通过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而毛泽东则更加强调暴力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必要性,认为战争不可避免。
1960年夏天,分歧走向决裂。苏联政府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全部专家,撕毁200多项援华协定,给中国经济建设造成巨大损失。
面对突如其来的压力,毛泽东没有低头。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极为严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封锁中国,中苏论战后中国几乎陷入完全被包围的困境,对外联系只能通过巴基斯坦和香港两个极其有限的出口。但唯仗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主席的胆略、见识、远见与气魄,中国坚强地挺过了这次生死考验。
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反对大党大国对其他党、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做法和霸权主义,顶住来自苏联以及西方的巨大压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党的尊严。
四、永久的遗产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往史,是新中国外交史上最跌宕起伏的篇章之一。四次会晤,从初次携手的热情,到分歧初现的试探,再到主权之争的对峙,最终走向论战与决裂——每一次转折,都是毛泽东用自信、自立、自强写下的注脚。
在毛泽东看来,独立自主不是为了对抗而对抗,而是为了给中国人民争取更美好的未来。他曾对赫鲁晓夫说:“如果我们能有20年的和平建设时期来发展经济,那么战争的危险性就会减小很多。”
幸运的是,中国不仅赢得了20年,更赢得了此后数十年的和平发展机遇。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毛泽东在那个强权林立、弱肉强食的世界上,为新中国树立起的那面不倒的旗帜:中国的命运,必须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
正如毛泽东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所说:“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他从不否认苏联的地位,但他更强调一种精神:中国是这个堡垒中平等的一员,不是任何人的附庸;中国可以学习别国经验,但决不照抄照搬;中国需要朋友,但决不拿主权做交易。
这份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至今仍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最为宝贵的财富。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只有挺直脊梁,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资料:
1.中新网:《中俄揭秘档案:毛泽东四会赫鲁晓夫(组图)》(2009年6月1日)
2.北京日报:《今天|毛泽东最后一次出国,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2018年11月2日)
3.人民网:《百年瞬间|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2021年12月17日)
4.人民网:《党史上的今天:〈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2021年2月14日)
5.人民网:《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项”》(2019年10月17日)
6.凤凰网:《苏联援建中国的156项工程》(2010年4月3日)
7.淮左徐郎:《赫鲁晓夫要借给我们“一把伞”,毛主席为何坚决拒绝?》(2021年4月26日)
8.光明日报:《“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风波再解读》(2013年1月19日)
9.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对毛泽东“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论断的历史考察》(2014年2月12日)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4月
11.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年10月
12.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88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