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红旗渠的不解之缘
我第一次见到红旗渠的缔造者杨贵同志，是18岁那年在县里参加生产大队、人民公社、县直机关组成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坐在剧场的前排听他做报告。那时他身穿军装，容光焕发，严肃和蔼，令人起敬。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次名人聚会。此时，他已经从全国扶贫办主任的的职位上离休。虽然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他得知我是林县人时，非常热情地问询我是哪个村的以及老家现在的情况。谈话中知道我也参加过红旗渠修建时，欣喜地为我题字留念：“弘扬红旗渠精神。”他很朴实，很爱他领导过的林县人民。林县人民更是深深地爱着他。
1959年杨贵书记发表了《人民公社造山河》一书，从此吹响了“引漳河水入林县，劈山引水”的号角。当时读小学的我，虽然识字不全，课余时间查着字典竟把这本书通读了一遍，读后受到很大鼓舞。
作者与红旗渠建造领头人杨贵同志
1960年，在全国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县经济和生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林县人民生活缺水问题，以杨贵同志为书记的县委，领导全县人民打响了千军万马战太行的“引漳入林”战斗。当时，家家出人，村村组织工程队，，在豫晋冀交界处的山西平顺县石城镇展开了劈山修渠宏大工程。那时，农村都在公共食堂吃饭，每天五两“保命粮”，为了吃饱肚子，谷糠、树叶、野菜统统进入了饭堂，生活相当艰苦。年逾花甲的老父亲和村民们一起参加了第一批修渠大军，他们要步行五十多里赶到开渠源头。走时，食堂发给他两张大饼做干粮，虽然是红薯面烙的，刚刚三岁多的弟弟闻着就嘴馋要吃，父亲留下一张给我们，可是，母亲不让。大约一星期后，一张大饼还是用一张装水泥用过的牛皮纸包着，托人给我们捎了回来。我们高兴地打开后，大饼已干得象一块胶版。梆硬梆硬，瓣不开，更咬不动。与其说是烙饼，不如说是胶版制成的烙饼模型。后来多少年来，无论我看到多好的烙饼，就会不由地想起这个情景，想起我的老父亲，想起在红旗渠工地上开山打石的第一代人。这一代人，难得吃上一顿纯米纯面做的饭菜，把红薯面、玉米面作为主食，还要掺上大量的粗糠、野菜和树叶。吃了照样攀岩、打钎、放炮、开渠垒石，三年时间，愣是在万仞太行的悬崖绝壁上完成了主干渠的主体工程。
红旗渠主干渠完成后，分三大干渠继续修筑伸向全县。
红旗渠风采
一九六五年，我中学毕业回乡生产，正好赶上第二干渠修建。村里接到任务，马上组织工队，我被选为工队司务长。头天夜间组队，第二天一早便赶赴工地。我们工队百十来人，住在附近人家不用的闲舍或柴草棚里。离家三十多里。当时，长达三公里的夺丰大渡槽正在施工，我们就在它东边的的山腰上修水渠。这时，村办公共食堂已经解散，工队粮菜自带，县修渠指挥部每人每天补贴一毛钱伙食费。口粮中小米、白面很少，主粮多是掺了谷糠的红薯面和玉米面。我的任务是从各家各户收口粮，向各生产队收菜，领取补贴，保证粮菜供应，协助炊事员做饭。那时因为年轻喜欢放炮，一有空便到工地帮助打炮眼。每当看到那群山轰隆隆炸响，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情景，感到分外开心分外过瘾。但是工作时间不准放炮，只能打炮眼，填炸药。当指挥部下班号角响过，等人们离开了工地，各个路口的警示号吹过三遍，路况清查完毕，炮手才能点炮。当炮手钻进掩体，一处炸响，几处齐鸣，石破天惊，烟尘滚滚。如涛似浪，如雷似震，似乎要把整个地球掀翻一般，十分壮观，但也十分危险，经常有飞石在眼前落下，溅起朵朵土花。
后来，工期越来越紧，工作量也越来越大，人们的饭量也随之加大，为了改善伙食，我要三天两头推着小推车回村收粮收菜，再也上不了工地。每天和炊事员听着闹钟起床，披着寒星淘米洗菜，多少次一边干活一边打哈欠。家乡人爱吃面条，大锅面本来就难做，特别是面粉中玉米面较多，更是难弄。下锅早了会煮成一锅粥，下锅晚了让大家等得着急。为此，我们经过反复摸索，听到指挥部号响开火，大家进门即把面条下锅，人们洗涮完毕正好吃饭。当大地封冻的时候，我们终于胜利完工啦。这年，村里选我进入大队管委会，当上了村干部。
杨贵同志为作者题词
后来。我入伍了，站岗、练刺杀、挖防空洞、种水稻、野营拉练、装备修理，当过兵也带过兵，从来没有犯过难。当较好地完成一些任务时，受过奖也立过功，但从来没忘记自己是一个林县人。
几年后，我回乡探亲时，发现庄稼长的很好，乡亲们告诉我大部分农田实现了水浇地，吃粮不再紧张。
又过几年探亲时，村里修起了两座扬水站，大部分山地也能浇上渠水，人们每天都有白面吃。干渠边上的表弟，还特地为我送来几十斤大米，并一再说明是他自己种的。
再后来，听来京出差的乡亲们说，家乡成了开放县，国内外宾客为了参观红旗渠云集县城，连一些山货也行情见涨。
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自己毕竟也是修过渠的人。倘若有空闲，我一定要从渠首到渠尾，把红旗渠认真观赏一遍。这毕竟是渗透了两代人辛勤汗水的伟大工程啊!
虽然总是没能如愿，但是我会去的。
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八日于北京
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日订正
作者：黄河增
单位：中国人民解放军93658部队
职务：退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