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次，我们聊到《海瑞罢官》引发的严重争论，实际上是毛主席和一线负责人之间，围绕发展路线，尤其是如何在意识形态领域搞社会主义的严重分歧。这一次我们聊一聊，吴晗为什么会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和海瑞罢官的剧本，姚文又是怎么出炉的，吴晗的文章究竟该不该批。

　　事情是这样的：1959年4月，上海的八届七中全会，因为大跃进中大刮五风，尤其是浮夸风那离谱的亩产万斤、十万斤，毛主席针对许多人不敢讲真话、尤其不敢批评领导人的缺点，提出要学习海瑞刚直不阿、敢于直谏的精神。胡乔木回京后，约谈了吴晗，希望他帮忙写一篇有关海瑞的文章，还说可以考虑写一个以海瑞为主人公的戏剧。很快，吴晗就写出了《海瑞骂皇帝》，登在了该年6月的人民日报上，紧接着，7月写出《海瑞的故事》，9月写出《论海瑞》，之后，经过多次修改，1961年1月 写出京剧《海瑞罢官》。吴晗本人确是明史专家，但并不像后来谣传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无辜的学者。他1943年就写朱元璋传，隐射老蒋，也是这一年，34岁的吴晗加入民盟；新中国成立后，吴晗以民盟中央委员的身份，任北京副市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7年反右，吴晗积极揭发民盟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还公开了一封罗隆基的秘密信件，并做《我愤恨，我控诉》的长篇发言；罗、章倒后，由民盟中央委员变为副主席，也在这一年，吴晗秘密加入我党。以上种种，都表明，吴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而是一个深度参与政治的、有学者背景的官员。

　　吴晗写海瑞系列文章的动机，与他此前赞扬曹操、赞扬武则天如出一辙，文章并没有新的见解，基本是毛主席某方面意见的阐发。这类文章，说白了就是响应号召，投上所好的政治小品文。吴晗写的京剧《海瑞罢官》，并不像后来说的那样，是反映真实历史的学术性作品，而是改动大量历史事实，把海瑞虚构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其通俗读物《海瑞的故事》也有这个特点。吴晗关于海瑞的系列文章和京剧在人民群众中没有引发什么反响，哪怕京剧演出阵容强大，由马连良领衔。倒是史学界、文艺界好评如潮，廖沫沙、侯外庐等纷纷发文，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等北京的报刊也积极展开讨论。有评论说吴，“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说他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开辟了历史研究为社会主义现实服务的新途径”；还有的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清官，是在教育当时做官的，起着大字报的作用“。这圈子内的讨论和吹捧，好不热闹。这情形和数年后，上海对《海瑞罢官》展开批判，北京报刊一概装聋作哑、不予置评，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实，《海瑞罢官》剧情上并没有突破，还是老套的旧式清官戏，即地方恶霸与官员勾结，欺压百姓，海瑞微服私访了解冤情，严惩恶霸贪官为民伸冤。最终，贫民顶礼膜拜海瑞，感恩叩头：有大老爷为民做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说到底，人民的冤苦都是贪官污吏造成的，与旧中国的封建体制没有关系，人民有了冤苦，也没有必要起来斗争，只要耐心等待，等待海瑞式的清官站出来为民做主，人民就可以不愁吃穿。好光景就在眼前了。这出戏，从历史观来说，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尤其要建立社会主义自己的意识形态时，不被批判，才是奇怪的呢。说白了，人民的大救星，究竟是谁？是如毛主席所言，大救星正是人民群众自己，还是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青天大老爷。

　　擅长文艺且政治敏锐的江，是最早发现这出戏历史观有问题的。看演出时，她又听到场上有人议论说彭德怀就是现在的海瑞。后来，总理也听到了剧里剧外的议论。1963年的一次会上，周见到吴，突然问，吴晗同志，有人说你写的海瑞罢官，有影射，是这样吗？吴否认，说没有，怎么会影射呢。周提议，这样吧，你写个报告说明一下。吴就把创作前后过程写了一份报告给周。江本来想找李希凡写，李很乐意，但当时还有别的任务，抽不出时间，对明史也不熟；后来想找戚本禹，但戚正参加关于李秀成的讨论，之后参与四清、生病，只好作罢。在北京还找了几个人，都不太合适。1965年3月，江到上海，通过柯庆施找了张CQ，张又找了姚具体执笔，还找了复旦大学研究明史的青年教师朱永嘉帮忙提供史料（朱并不知道要批谁）。在上海市委的支持下，初搞出来后，七改八改，才有了后来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不是完美的，但的确，是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分析历史，分析文艺作品，并紧密结合现实的一次尝试。这篇文章不是毛主席发起的，但是这个批判，符合毛主席主抓的大事，所以就被他拿来当突破口用了。1967年2月，毛主席回顾说：“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康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邓、彭、陆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当时的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还有件事，在1965年9月的常委扩大会上，毛主席问：”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彭真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当然可以批判。这就相当于在会上征求了彭的意见，并向其他人打过招呼了。谁都没料到，批判文章出来之后，彭真会明里暗里的抵制。当事人之一的戚本禹，几十年后的回顾，可谓一针见血：“吴晗老觉得他的《论海瑞》是奉胡乔木之命而作，而且不是刮“翻案风”、“单干风”。但在当时的社会思潮中，那股逆时代发展的暗流才不管这些，他们就是要借助《海瑞罢官》这个题目来阻止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为复兴中国的资本主义道路鸣锣开道。所以双方都在上纲上线，而且上得都很高，只不过一方是明线，一方是暗流。为什么一篇文艺评论文章会引起这么大的历史反响，关键是文章背后双方所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对抗和冲突。这才是要害，其他都是枝节。吴晗、邓拓、彭真、姚、张、江等等的个人命运，不过是这两股强大社会力量总体对抗和冲突中不可避免的章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