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浴血荣光》重现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及其后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从中诞生了第一支打出由中国共产党自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军旗的队伍——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剧中担任该师师长的那个人，名叫——余洒度。
余洒度，何许人也？据查，余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黄埔军校第二期党支部的组织干事。毕业后，他随叶挺独立团参加北伐，在汀泗桥、贺胜桥等战役中表现出众，受到叶挺表扬。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余随同团长卢德铭率其所在国民革命军某部警卫团，参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与卢德铭同为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起义领导机构——前敌委员会的委员。有如此亮丽的履历，余被推为起义队伍的师长，可谓众望所归。
秋收起义这支队伍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血与火的熔炼，在新中国的政治舞台上铸就了群星灿烂的壮观。其中有罗荣桓元帅，有一大批开国将领：谭政大将，张宗逊上将，黄永胜上将，陈士榘上将，陈伯钧上将，宋任穷上将……，还有担任新中国政府领导要员的谭震林，何长工，等等。余洒度，以他在秋收起义队伍中的重要地位，如能不改初衷，坚持革命，他所能取得的成就不会逊色于其他人，可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不仅毁了他投身革命时的赫赫英名，而且毁了他的一生，落得个极为可鄙可耻的下场。
变化是从这样几个交锋场面开始的：
第一个场面，1927年9月19日的文家市前委会。
秋收起义原定目标是攻取湖南省会城市长沙，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武装斗争经验不足，起义部队严重受挫，从五千人锐减到一千五百余人。部队暂时会集于浏阳市东南部的文家市镇，摆在前委会面前急需解决的严峻问题就是——下一步何去何从？是执行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前委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力排众议，主张放弃原定的攻打大城市的计划，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地区。
余洒度以执行上级指示为由，咄咄逼人地责问：“难道我们打了几个败仗，就要放弃省委的战略计划？军队不敢打仗，不敢进攻，还叫什么军队？”
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我力量对比，指出如不改变战略计划，就“会把这点老本全部送光”，“我们要避免在力量弱小的时候与强敌作生死之争，就必须退到乡村去，在那里积蓄力量，这叫换个法子与敌人斗”，并以’‘叫化子不与龙王比宝”的比喻和“知己知彼是起码的用兵之道”的道理，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无话可说的余洒度最后搬出了违抗上级指示的责任问题。毛泽东毫不迟疑地回道：“前委有权临时处置，这个责任由我来负！”
第二个场面，1927年9月26日的莲花县前委会。
毛泽东率领部队寻找合适的落脚点，在到达江西西部莲花县时，接到了宋任穷带来的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信，告知部队可去宁冈，“那里有我们党的武装，可以安顿下来。”宁冈，处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区域，后来成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朱毛会师和早期工农苏维埃政权所在地；那里有一支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式的农民武装，领头人袁文才是党员。此消息正合毛泽东之意，他是白色恐怖下共产党面临覆亡危机的关键时刻第一个提出“上山”的人。在党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湖南的革命队伍“不用去广东而应该上山。”“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要毛泽东去上海党中央工作，他回答说：“我不到那地方去，我要上山找绿林兄弟作朋友。”于是，毛泽东召开前委会宣布了上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计划。
这个计划再一次遭到余洒度的激烈反对。在他看来，“上山”就是“走投无路”，团结袁文才是“与‘土匪’滚在一起”。
毛泽东列举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以水泊梁山为例，阐述了在中国特殊条件下作“红色山大王”对于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关键性意义，以雄辩的说服力统一了大多数人的“上山”思想。
第三个场面，1927年9月29日至10月3日的三湾扩大前委会。
这就是载入史册的著名的”三湾改编”， 发生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
当时起义部队面临瓦解的危险。由于成分复杂，思想混乱，在屡遭失败的阴霾下，悲观气氛蔓延，成班成排的逃跑不断发生。另一方面，一些军官仍保持旧军队的作风，享受特殊待遇，对士兵随意打骂侮辱。这种情况如不改变，这支队伍势必在白色恐怖压力下的艰苦环境中崩溃。
”三湾改编”做出了以下决定：
第一，由师的编制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包括余洒度在内的一些军官编入军官队。
第二，把共产党的支部建在连队，扩大党员队伍，连以上单位设党代表，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在军队内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取消特权；成立士兵委员会，有权监督包括军官在内的违纪行为，有权监督伙食和经济状况。
第四，让那些不愿意干下去的人员离队，留下武器，发给路费。
这些决定又一次激起了余洒度内心的强烈不满和抵触。他在会议后期（部队移至宁冈古城，史称古城会议）以“罢会”的方式表示抗议。
终于，跟毛泽东的思想格格不入的余洒度做出了离开队伍的决定。
据老红军韩伟（开国中将，时任排长）所说，余洒度出走时恰是韩伟值岗。余洒度偷偷摸摸地走，被韩伟抓到，送回毛泽东那里。余洒度态度强硬，扬言要去上级告毛泽东违反指令。毛泽东回应：“你就去告吧，我不怕坐牢，不怕杀头，还怕你告吗！”最后，毛泽东对韩伟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革命呀，要靠自觉，捆绑不成夫妻。他要走，就让他走吧。”
这几次交锋，在当时的情况下，直接决定了这支初生的红军队伍生死存亡的命运——如果不是毛泽东果断决策，这个点燃中国革命燎原烈火的星星之火早就熄灭了。而当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后回首这段历史，从大的历史变迁的广度来看，那就更加意义非凡——文家市会议确定的把工农革命的重心放到农村去，实际上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的中国革命之路，一条创建新中国唯一正确的胜利之路；莲花会议做出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策，是不断壮大革命力量，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必经之途；三湾改编则是使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队伍脱胎换骨为在共产党宗旨指导下的，有明确政治方向和严格纪律的革命部队，为发展为战无不胜的，横扫一切顽敌的人民革命武装打下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这些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事件。
对于个人，特别是政治人物来说，在重大历史关口，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其实也就是对自己人生之路和政治生涯的抉择。公允地说，当时能有毛泽东那样远见卓识的人并不多，怀有“红旗能够打多久”的疑问的人在高级将领中也不在少数，但他们至少有一个信念——绝不能背叛革命，无论如何困难也要跟着毛泽东干到底。余洒度则不同，他有才能，头脑灵活，精于算计，在革命高潮时，迎着胜利的曙光，带着建功立业、加官进爵之心投身革命，屡建战功；可是，当队伍放弃攻占大城市，转而下农村、钻密林、上荒山，他就觉得“走投无路”，胜利无望了，别说建功立业，就连原来在旧军队中享有的军官特权也被剥夺了。于是，在他精于盘算的头脑里，想到“赶紧止损”，另找别途就很自然了。
如果到此为止，那也就是做了一段革命的同路人，在革命低潮时，类似的情况也不少见。但是，令人不齿的是，余洒度选择了投靠反动派，反过来打击革命的背叛之路。
1931年，余洒度向国民党反动派表示"悔过自新"，并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为骨干成员。余洒度利用其共产党经历为国民党服务，在反共宣传方面发挥其特别作用，被提拔为政训处少将处长。
不仅如此，余洒度沉迷享乐，频繁出入夜总会等场所。由于其特务军官的身份，可直接接触军需物资和毒品等禁运品的流通渠道，余为了满足其奢侈生活的需要，直接参与走私和贩卖鸦片和吗啡。余通过特务系统的情报网络获取毒品供应信息，倚靠其少将身份和特务系统的特殊权限，利用军需物资运输渠道掩护毒品流通，以"特殊任务"为名规避常规检查，建立完整的毒品贩卖网络。此事被国民党宪兵查获，证据确凿，1934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时年30岁。
人走到这一步，就完全突破了做人的底线。在腐败成风的国民党内部，尤其在其上层，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本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一些尚有良知的国民党人物对于这类无耻之事还是不屑于做的；更有一些人正是难以容忍国民党的腐败而脱离了国民党。而余洒度却一掉入国民党腐败的泥坑就不能自拔而彻底堕落。这说明，一个以极端利己主义为人生宗旨的人，不仅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也经不起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腐化环境的诱惑。
据现有史料的不完全统计，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红军官兵中原黄埔军校生有41人，其中半数以上血染沙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坚持革命到胜利而幸存的，除一人转地方工作（任国务院副部长职），其余都成为新中国获中将以上军衔的开国将领。但也有少数像余洒度那样的败类经不起考验，成了可耻的叛徒。这就是大浪淘沙的结果，既有金子，也有渣滓。（参阅：《党史博览》2008年第6期，“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黄埔军校生”）
余洒度的人生轨迹，从一名战功显著的革命将领，到丧失信念的逃兵，再到投靠敌人的可耻叛徒，最后沦落为一个贩卖毒品的罪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给后人留下了极具警示作用的典型。
如果说，战争年代的革命者既要经受战火与牺牲的考验，也面临敌人威逼利诱下高官厚禄的诱惑；那么，和平年代的共产党员，特别是手握权力的各级干部，又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则主要是面对围猎者糖衣炮弹无孔不入的进攻和寻租利益的巨大诱惑。近年来反腐斗争所揭示的事实证明，这种诱惑的考验同样是极其严峻的。
1962年时，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党的”，其中“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
今天，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已达10027.1万名（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其中有8800万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加入的（占比87.7%）。
余洒度这个典型人物的警示作用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