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失败，小资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沦为赤贫——这或许是他们支持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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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电影制片厂1965年摄制的《大浪淘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
《大浪淘沙》的突出优点，在于触及到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其精彩与深刻，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电影中无出其右。
在立誓共同寻找光明的“结拜四兄弟”中，老四杨如宽就是一位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狂热性与动摇性，在他身上都表现得很充分。
当北伐军占领武汉，收回英租界，革命高潮来临的之时，杨如宽连军校都不愿意上了，带着浪漫憧憬，报名参加北伐宣传队，直接上了前线。
但是，当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大肆屠杀工农群众，斗争形势变得严酷时，他的狂热瞬间消退，最终心灰意冷地逃离革命队伍，回家当一个小画家，过小日子去了。
谢辉则体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常陷入的思想迷茫。
出身城市爱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她，虽在反帝反军阀的学运中表现英勇，却受薛健白“以仁爱之心待人”的思想蛊惑，立场折中，既向往共产主义，又钟情于三民主义，本质是小资产阶级在思潮选择上的摇摆。
谢辉初期看不清国民党新右派薛健白的伪善面目，也认不清余宏奎的投机本质，反而迷惑于他的彬彬有礼，直到经历了马日事变以及武汉国民政府背叛革命等血的洗礼，才褪去这种缺乏阶级判断力的迷茫，坚定了革命立场。
谢辉的转变过程深刻揭示了小资产阶级脱离实际的思想局限。
“老三”余宏奎则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走过了一条从投机式狂热到沦为反革命分子的完整道路。
余宏奎出身地主家庭，受过一些五四运动个性解放，婚姻自由思想的影响，但参加革命并非出于“为天下受苦人求解放”动机，而是有强烈的“宁可闯过虎口成大器，绝不默默无闻混一生”个人野心，身上有《红与黑》中于连·索黑尔的影子，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借革命牟私利的狂热。
革命高潮来临时，余宏奎慷慨激进，把革命视为个人出风头的机会，可当国民党新右派向他抛出金钱与地位诱惑后，其剥削阶级的本质立刻暴露，毫不犹豫地背叛革命，暗杀对他进行革命启蒙的人生导师赵教官，甚至带队抓捕立誓要“情同手足，患难与共”的结拜兄弟。
在余宏奎身上，体现的小资产阶级投机性狂热的凶险。
作为他们对立面的靳恭绶，出身贫苦佃户家庭，父亲被地主逼死后，杀了地主，被军阀政府通缉，逃亡在外，所以，余宏奎一直视他为“杀人犯”。他经过共产党员赵教官的启发、引导后，形成坚定的阶级立场，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战士，最终参加了秋收起义，跟着毛委员上了井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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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要表现为缺乏坚定阶级立场与现实根基的情绪化行动——既渴望突破自身阶层局限，又因经济地位不稳定、思想易摇摆，常表现为对激进口号或短期目标的盲目追捧，热度来得快、退得也快。
这种狂热，本质是“理想与现实的落差焦虑”，既不满底层困境，又畏惧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便用情绪化、表面化的激进姿态寻求存在感，比如跟风参与运动却缺乏持续投入，追捧极端观点却回避实际问题。
比如，法国大革命中的吉伦特派，主要代表城市小资产阶级——小店主、教员、自由职业者等，他们初期狂热追捧“自由平等”口号，积极参与示威、请愿，甚至呼吁用激进手段推翻王权，但当革命深入到触及财产私有制、要求他们承担更多义务时，便迅速转向保守，反对雅各宾派的彻底革命，暴露了“只愿享受革命红利、不愿承担革命代价”的本质。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缺乏社会运动的社会。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主要表现为“跟风式激进”，热衷于通过发表激进言论、参与网络声讨获得道德优越感，但当议题触及自身利益，便立刻沉默或转向，狂热仅停留在“口头表态”层面。
涉及到国际关系话题时，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经常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这种狂热无视国家整体利益（如经济合作、地缘平衡等），仅靠民族主义情绪获得身份认同与安全感，一旦对抗引发实际损失，又快速转向消沉和怨天尤人。
二十世纪，一个引人注目的历史教训是：在那些发生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经常表现为某种托派主张；而在那些较为反动的国家，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又经常表现为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
二十年代，意大利法西斯的崛起就离不开小资产阶级的推动，小资产阶级既是其初期的核心社会基础，也是其狂热主张的主要受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凋敝、失业率飙升，大量小资产阶级（如小手工业者、小商贩、底层知识分子、退伍军人等）处境艰难——小手工业者受大工业冲击濒临破产，退伍军人群体找不到工作、抚恤金微薄，小知识分子则因社会动荡看不到出路，这种迷茫与焦虑，让他们迫切渴望某种强大力量改变现状，这就为法西斯崛起提供了群众基础。
由于意大利虽然是一战战胜国，却未能在巴黎和会上实现领土诉求，这使意大利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墨索里尼抓住这一点，联合反动文人等频繁举行集会，高喊收复阜姆、达尔马提亚等领土的口号。小资产阶级本来就有通过提升国家地位改善自身处境的愿望，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宣传恰好点燃了他们的情绪，于是，他们将法西斯视为捍卫国家与自身利益的代表，大量加入法西斯党。
为了夺取政权，墨索里尼组织了法西斯暴力组织“黑衫军”，核心成员多是出身小资产阶级的退伍军人。他们因失业、生活困顿而心生怨气，在法西斯的煽动下，将自身困境归咎于革命力量和政府软弱，积极参与武装暴乱、破坏罢工等暴力活动。这些行动既宣泄了小资产阶级的不满，又帮助法西斯震慑了反对派，最终助力墨索里尼通过“进军罗马”夺取政权，而小资产阶级也在这一过程中成为法西斯推行暴力统治的重要工具。
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也与日本小资产阶级（含农村中农、城市小市民、下层军官等中间阶层）的深度参与有关。
二、三十年代，关东大地震、全球经济大萧条等接连冲击日本，财阀垄断大量财富，小资产阶级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农村的中农受地主压迫，城市小商贩、小手工业者遭垄断资本排挤，而下层军官大多出身这一阶层。他们既不满政党政治的无能，又恐惧无产阶级革命，此时宣扬强权与扩张的军国主义，成为其寄托希望的对象。
为了吸引小资产阶级，日本军国主义借助所谓“皇国史观”和武士道精神，向小资产阶级灌输“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扩张理念，将对外侵略包装成“为国家争取生存空间”的正义行为，契合了该群体改善处境的渴望。
在行动层面，小资产阶级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核心执行者。农村的中农、退伍军人组成的组织，成为军方联系农村的纽带，战时大量农村青年参军，构成日军士兵的主力。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则不少投身军需生产、物资运输等领域，为战争提供后勤支撑。而下层军官作为小资产阶级在军内的代表，更是军国主义的急先锋，像“巴登巴登集团”等昭和军阀的核心，大多出身中间阶层，他们策划的“二·二六”事变，直接推动了军国主义掌控国家政权。
讽刺的是，无论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都没有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拯救者与保护神。一方面，大量小资产阶级的子弟被墨索里尼和日本军阀送上战场，沦为炮灰；另一方面，由于战争失败，小资产阶级几乎完全破产，沦为赤贫——这或许是他们支持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的报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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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革命导师和领袖，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问题，都作出过系统、深刻的论述。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列宁指出，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缺乏革命所需要的坚韧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拒绝革命中必要的妥协、迂回等策略，偏爱极端斗争手段；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狂热持续性极差，易快速转向，可能从极端激进转为消沉颓丧，甚至沉迷某种资产阶级思潮。
二月革命后，孟什维克等小资产阶级政党因狂热与摇摆，将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这一教训也让列宁更坚定地认为，只有克服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才能避免革命成果被窃取。
在中国，毛泽东主席结合中国小资产阶级群体庞大的基本国情，围绕革命与建设实践，系统剖析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根源、表现及危害，并给出了针对性治理办法。
毛主席指出，中国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广，其狂热性源于小生产的局限性——小生产者看问题仅着眼局部、缺乏全局观，也看不到长远利益。同时，党内大量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党员，易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入党，若不改造，其狂热性和片面性会渗透到党内，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的温床。
毛主席认为，在革命与建设层面，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会引发盲动主义、左倾错误，比如湘南特委曾声称“要把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再强迫他们革命”，结果把大量小资产阶级驱赶到反动势力一边，孤立了革命力量；在党内层面，小资产阶级思潮的泛滥会催生自由散漫性、党八股等问题，破坏党的纪律与实事求是作风。
毛主席强调，要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潮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潮，一方面要加强思想改造，注重实事求是，克服主观主义，学会结合主客观条件开展工作；另一方面要制定合理政策，扎实做群众工作，让党员扎根群众，摒弃脱离实际的幻想式行动。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非常有意义，因为中国正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
但令人感到不安的是，严肃的思想斗争却付之阙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正如决堤的洪水一样肆意泛滥——伊于胡底？走向何方？揆诸历史教训，需要引起严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