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我军总兵力迅速膨胀至四百万人，其中包含了大量在战场上起义、投诚或被俘后加入解放军的“解放战士” 。

　　这些新成员的加入，一方面极大地增强了军力，另一方面也使得部队的阶级成分、思想状况和组织纪律性变得空前复杂。

　　许多“解放战士”仍带着旧军队的习气，纪律观念淡薄，阶级觉悟不高，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人民军队的性质缺乏深刻理解 。

　　与此同时，在部分久经战火考验的老干部、老战士中，也开始出现令人警惕的苗头……

　　连绵的胜利容易使人产生麻痹思想和居功自傲的情绪，一些指挥员自认为劳苦功高，开始讲排场、比待遇，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甚至出现了违反群众纪律、侵占群众利益的现象。

　　尤为严重的，是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在一定范围内抬头，这严重侵蚀着人民军队的政治肌体，影响着军民关系和部队的战斗力。

　　像华东野战军是由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等多支部队发展而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山头主义”的残余。

　　在1947年底至1948年上半年的整军运动中，华野就大规模揭发和批判了部分干部中存在的山头及本位主义思想，严厉批判了组织人事层面在干部任用上讲究“老部队”出身而不注重五湖四海，以及在作战协同上优先考虑本单位的利益而对友邻部队支援不力，包括在物资分配上向本单位倾斜而不顾全大局等错误观念或行为。

　　那一阶段，华野前委频繁通过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引导大家从革命全局的高度认识山头主义的危害，强调解放军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任何单位的利益都必须服从于革命战争的全局利益。

　　从后续的史实而究，渡江战役是二野、三野两大战略集团，联合华北军区、中原军区地方部队，共计百万大军的协同作战。

　　在这种规模的战役中，任何一个环节的本位主义、宗派主义都可能导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灾难性后果。

　　对山头主义的整顿，有效破除了各部队之间的无形壁垒，强化了全局观念和协同意识，使得在渡江战役中各部队能够真正做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无论是主攻、助攻还是佯动，都能坚决执行总前委的统一号令，形成了强大的战略合力。

　　除此之外，随着解放区的扩大和解放军开始接管城市，部分干部未能经受住“糖衣炮弹”的考验，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开始萌芽。

　　无需异议，诸多问题如若不能得到及时且彻底的解决，不仅会影响即将到来的渡江决战，更将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构成致命威胁。

　　恰如毛主席彼时高瞻远瞩的指出：

　　要警惕“不拿枪的敌人”的进攻。

　　为确保“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顺利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与毛主席本人审时度势，领导全军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长达数月的整党、整军和政策纪律再教育。

　　渡江战役不仅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军事行动，更标志着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即将从武装夺取政权、解放农村，转向接管和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

　　这意味着我军不仅要继续扮演“战斗队”的角色，还必须迅速拓展“工作队”和“宣传队”的职能。

　　这就对全军将士提出了全新的、更高的要求。

　　他们不仅得会打仗，还必须懂政策、守纪律，特别是要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俘虏政策。

　　任何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都可能在政治上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影响民心向背，阻碍新政权的建立。

　　事实上，渡江战役前的整顿并非凭空而来，它是解放战争后期“新式整军运动”的延续和深化。

　　自1947年底起，我军各部队就广泛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核心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 。

　　这场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官兵的政治觉悟，纯洁了部队组织，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使部队的战斗力获得了空前的提升。

　　比如典型的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后为第27军），这是一支战功赫赫的英雄部队，但在1948年的整军运动中，纵队内部通过深入的“三查”揭发出一些干部身上存在严重的“军阀主义”作风 。

　　具体表现为：对待下级和战士态度粗暴，动辄打骂；不尊重群众，随意侵占民房、征用物资；在战斗缴获上搞本位主义，不按规定上缴；甚至有个别干部生活作风腐化，追求享乐。

　　这些行为虽然发生在个别人身上，但严重损害了部队的声誉，割裂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

　　纵队党委对此高度重视，将其作为整顿的重点。

　　首先通过“诉苦”大会，让战士们控诉旧军队军阀的压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再对比部队中存在的军阀主义现象，引导大家认识其危害性；其次是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要求存在军阀主义作风的干部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并接受群众的批评帮助 。

　　对于问题严重、屡教不改的个别干部，则给予了严肃的纪律处分，包括降职、撤职，乃至开除出党。

　　同年（1947年），在毛主席的委托下，朱老总亲自指导了华北部队“停止军队经商”的整顿工作，果断指示部队停止经营生产，商店一律归公，建立统一的后勤机构。

　　这项改革深刻触及了部分干部的切身利益，阻力不小，但朱老总态度坚决，认为这是提高战斗力的必由之路。

　　整顿之后，华北部队面貌立刻焕然一新，机关精简，部队机动灵活，干部能集中精力于作战指挥，战斗力显著提升，为后来取得清风店等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次年即1948年，华北局在领导冀东地区的整党运动时曾揭发出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当年7月中旬结束时，参加运动的20个单位中就查出有贪污行为者354人，贪污总额高达（折现币）6.8亿元，数额触目惊心。

　　这集中暴露出在胜利形势下，部分后勤、财经等部门的干部竟开始利用职务之便大肆侵吞公款公物的骇人局面。

　　对此，冀东区党委和军区进行了雷厉风行的查处，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委员会对案件逐一核实，对于贪污数额巨大、拒不坦白的腐败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对于贪污数额较小、主动坦白退赔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和批评教育。同时，通过这次查处还完善了财经管理制度，加强了审计监督。

　　毛主席对此曾高度评价：

　　我军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民主运动，解决了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和瓦解敌军三大问题。

　　也是在这一年，《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在各级部队得到贯彻，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防止了个人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的发生。

　　进入1949年，面对渡江决战和解放全国的新任务，整军运动的重点亦随之调整。

　　除了继续解决思想、作风和组织问题外，更加突出了政策纪律教育和入城准备。

　　例如周口整训（淮海战役后，第二、三野战军在以周口为中心的地区进行休整）和丹阳整训（渡江战役后，第三野战军在丹阳地区进行的入城政策纪律教育），都是这一时期整顿运动的典型代表。

　　通过大整顿、大整训、大整风，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和思想动摇分子，使得各级党组织更加坚强有力，指挥体系更加纯洁可靠。

　　一个廉洁、高效、统一的指挥系统，是确保百万大军在渡江作战中能够令行禁止、如臂使指的前提。

　　这些军内烈度空前的政治活动，本质上是将新式整军运动的成功经验与新的革命形势和任务紧密结合的产物，绝非一次常规的休整，而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和灵魂洗礼。

　　它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关键历史节点，敏锐地洞察并果断地解决了部队内部因胜利而滋生的各种潜在危机，如同一座巨大的熔炉，将百万雄师淬炼得更加纯粹、坚强和锋利。

　　其对部队士气、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提升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作用绝不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胜利。

　　早在1948年，解放战争进入关键的战略决战阶段，毛主席就曾及时向全军发出了“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伟大号召，这一口号在1949年渡江战役的准备阶段又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它不仅要求军事上的令行禁止，更要求政治上的高度自觉。

　　可以说，没有这场“铸剑”与“淬火”的伟大实践，就没有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的雷霆万钧之势，中国的解放进程也必然会面临更多曲折。

　　这段历史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政治工作永远是我军的生命线，思想上的纯洁和组织上的巩固，是夺取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