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动学术权威”这个词，在中国现代历史中，有两次成为热词：第一次是前三十年，一些大学教授、行业专家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批判；第二次是，后四十年，人们批判前三十年的“极左”行为，为曾经的“反动学术权威”平反昭雪。

　　“极左”受到批判的时候，那些曾经受到冲击的大学教授、专家重新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重操旧业，干起了自己的老本行，这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可是，我始终有一个疑问：好端端的知识分子，为什么被扣上一个“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呢？

　　先说说这个词语的本意。这个词语的中心词是“权威”，前面有两个修饰词，一个“学术”，说明这一类人是学术界的权威，社会地位极高；再加上一个修饰词“反动”，意为这些学术界的权威的行为逆历史潮流而动，有与历史大势不合拍的言行。

　　再说说前三十年的国家政治背景。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要在一片废墟上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国，而国外有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围追堵截，残酷封锁；国内还有蒋介石集团的残余以及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他们表面上会装得老实，心里会伺机破坏。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正上小学，星期天，经常的干的一件事情是，生产队长带领我们钻进玉米地寻找美蒋特务散发的传单和物品。可见，当时国家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政权的生存。

　　共产党历来是襟怀坦荡的，比如文艺界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然在学术界也实行“大鸣大放大辩论”，本来这对于学术界是一件好事，大家可以各抒己见，共同促进学术的进步，以此推动各行各业的大发展。

　　但是，新中国初期的权威，大部分都来自地主、资本家家庭，这些学术界的权威自然而然会说出一些和自己家庭背景相吻合的观点，而这些观点一定背离人民大众，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叠加当时严酷的国内外环境，持这些观点的教授、专家也就成了批判对象，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反动学术权威”。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少的过激行为，有些事情不算多重要的，被上纲上线，受到批判的人也不少，但这个尺度传导到基层，基层党员干部以及普通群众，他们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可能偏离党中央的本意，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但在当时的大环境下，为了保证人民政权的安全，为了保证革命果实不落到敌人手里，对各行各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对逆历史潮流的言行进行清算和批判也是非常必要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能拿今天的社会环境和当时的环境做等量的对比。我们现在国内外有相当宽松的大环境，没有必要紧张兮兮地担心有人能撼动我们的政权，人们的言行也就宽松地多了。

　　如果不相信当时学术权威会胡言乱语，你就看看当下的教授和专家，他们身居学术界高位，头上顶着至高无上的学术头衔，却说一些近乎白痴，或者十足吃里扒外的话语。

　　诸如某教授说，“中国必须放弃核武器，以取悦于美国，才能获得美国的支持”；北大某教授在大会上侃侃而谈，说“中国农民根本没有什么贡献，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必须消灭农民”；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一个大学教授高喊“中国现在投降还能得到一些好处，否则将来连投降的机会也没有了”云云。

　　试想，如此言论，放到如此开放的社会都回受到强烈的抨击，更何况共和国的初期呢？

　　再譬如，一些文科教授、专家的言行更是让人愤慨。湖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梁艳萍，公开说“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都是中国专家瞎编出来的”。

　　前年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上海一所大学课堂上，一年轻女老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也都是“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谬论。后来，在强大社会舆论的攻击下，学校给予她开除公职的处分。她说了一句更加弱智的话：“我在武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老师就是这样讲的。”

　　可怜可怜，可悲可悲！试想，这样的言行，在建国初期，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收到批判，冤枉不冤枉？

　　最后，说说文艺界。湖北女作家当初一部长篇小说《软埋》，主旨是为地主阶级喊冤叫屈，竟然获得了第三届“路遥文学奖”。在全国新华书店上架后，受到全国读者的强烈抨击，不得已取消了奖项，又迅速下架。

　　而和方方女士《软埋》异曲同工的《生死疲劳》，却保留在书架上继续售卖，因为它是诺奖获得者的作品，而备受精英阶层的呵护。于是社会上产生了两个阵营：一派是挺莫言作品的，一派是批判莫言作品的，两派唾沫星四溅，一地鸡毛。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看历史的问题，我们有足够的论据证明，知识分子阶层需要强大的外力对其进行管理和约束，如果没有这样的管理和约束，他们狂妄自大，言行出格的。

　　实践证明，一个群体的世界观出现了问题，无论他们是如何的权威，都会给国家和民族造成难以估计的伤害。而在历次社会大变革时期，能站稳脚跟，眼睛雪亮的往往是普通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