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美国曾凭借“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构筑起国际信誉的立国根基。然而近年来，其信誉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崩塌。不管是国内政治的分裂，还是国际事务中的失信行为，都使得世界对美国的信任程度大幅降低。就像《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所说：“美国的信誉已彻底破产 。”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日前痛斥: 特朗普在所谓“解放日”之后，让全球开始怀疑美国是否真的值得信赖。而这一切的崩塌，仅仅用了100天。事实上，美国国际声誉的坍塌，并非只是特朗普一届或两届政府政策的结果，更是美国制度性等问题的集中呈现，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海盗文化基因的展现。

　　美国主持人也曾感慨：全世界对美国的信任碎了一地，这是来自美国国内的批评。

　　美国一直将自己标榜为“自由灯塔”“民主典范”，但其立国之基的“契约精神”却正经历系统性崩塌。从《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到如今单边主义的盛行，从“山巅之城”的理想主义，到“美国优先”的实用主义，美国的国家信誉危机，本质上是其政治经济制度深层矛盾的总爆发。2023年2月，中国发布《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从五个方面精准勾勒出美国霸权行径：一是肆意妄为的政治霸权;二是穷兵黩武的军事霸权;三是巧取豪夺的经济霸权;四是垄断打压的科技霸权;五是蛊惑人心的文化霸权。美国的国家信誉破产已从政策层面延伸至制度层面，其行为模式呈现出明显的“霸权综合征”。那么，美国的立国之信何以坍塌?这正是由之说天下今天要聚焦探讨的问题。

　　根源之一：契约精神的历史背叛

　　美国从立国之初就高举“社会契约论”大旗，宣称公民让渡部分权利以换取政府的保障，这一理念看似成为其民主与自由的基石，也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理论支撑。然而，深入探究美国历史发展轨迹，不难发现其所谓的契约精神，在资本扩张等多重因素影响下逐渐扭曲变形，暴露出虚伪与自私的一面。

　　19世纪，美国对印第安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种族灭绝政策。印第安人作为这片土地最早的居民，本应享有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但美国政府为满足白人移民对土地的扩张需求以及资本积累的渴望，背弃了与印第安人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如《堡垒拉菲叶特条约》等。通过驱赶、屠杀等野蛮手段，将印第安人赶出其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使印第安人从广袤土地的主人沦为在狭小保留地中艰难求生的边缘群体。这不仅是对印第安人基本权利的践踏，更是对契约精神的公然背叛，所谓的公民权利保障在印第安人身上毫无体现。

　　进入20世纪，美国以“门罗主义”为幌子，频繁干涉拉美国家内政。打着维护西半球利益的旗号，干涉拉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扶持亲美政权，镇压民主运动，利用经济手段控制拉美国家的资源与市场。比如，1954年美国中情局策动政变推翻危地马拉民选总统阿本斯，原因是其土地改革等政策触动了美国在当地的经济利益。美国的这些行为严重侵犯了拉美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破坏了地区和平与稳定，再次将契约精神抛诸脑后，一心追求自身霸权利益的最大化。

　　到了21世纪，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对国际法的肆意践踏，更是将契约背叛演绎到了极致。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就对主权国家伊拉克发起军事打击，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和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使伊拉克社会陷入长期动荡。此外，在国际贸易领域，美国频繁挑起贸易争端，单方面加征关税，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等多边贸易体制，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与发展。这些行径充分暴露了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只顾自身利益，将国际法和国际契约当作可随意践踏的工具，完全背离了契约精神所倡导的平等、公正、诚信等原则。

　　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指出的：“美国政府的白皮书，就是一部破产的记录。”美国所标榜的契约精神，在其发展历程中不断被资本的逐利本性、霸权主义野心等侵蚀与背叛。这种背叛不仅给美国自身带来社会矛盾加剧、政治极化等问题，也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灾难。美国需要深刻反思其行为，真正回归契约精神的本质，以平等、公正、诚信的态度对待国内外事务，才能在国际社会中重塑信誉，推动自身与世界的共同发展。同时，这也警示着其他国家，在与美国交往中要保持警惕，维护自身权益，共同捍卫国际契约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确保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公正。

　　根源之二：制度性腐败的侵蚀

　　美国常常将自己吹嘘为民主法治的典范，然而近年来，金钱政治、选举舞弊、司法不公等问题频繁出现，严重冲击着美国社会的信任，其立国之信岌岌可危，而制度性腐败正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

　　金钱政治使得政治权力沦为商品，政治技术的操作将政治献金合法化，从而减少了对腐败行贿受贿的指控。美国选举耗费巨大，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支持候选人，本质上是在购买政治影响力。例如，油气行业向特朗普捐款7500万美元，特朗普政府便对油气产业给予政策倾斜，撤销环保法规、加大化石燃料开采，全然不顾公共利益。尽管法律对政治献金有所限制，但捐款人总能找到变通方法，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可接受匿名捐款并支持特定候选人，资金来源和使用缺乏透明度，使得利益集团能够在暗中操控政治。

　　选举舞弊引发了民主制度的信誉危机。部分州选民身份验证不够严格，导致选民身份造假、重复投票等现象时有发生。在2020年大选中，就有选民收到多张选票、无需验证身份即可投票的报道。一些地区投票机器陈旧，存在技术故障和被黑客攻击的风险，计票可能出现错误，而且投票机制造商与特定政党的关联，也让人对计票公正性产生怀疑。缺席投票本是为了方便选民，却被一些人利用进行欺诈性投票，比如伪造申请、篡改选票内容，甚至将选票邮寄到不存在的地址。

　　司法不公动摇了法治的根基。美国部分司法人员的任命和晋升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裁判时可能带有政治偏见。最高法院大法官与政治献金的利益输送问题，也凸显出司法系统与利益集团的复杂关系，使得司法难以保持中立。此外，美国司法程序繁琐、诉讼成本高，穷人难以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而富人和利益集团却能凭借金钱和资源操纵法律程序，获得有利判决，这加剧了社会不公，削弱了民众对司法的信任。

　　“旋转门”制度成为政商勾结的温床。美国政府官员与企业高管频繁流动，一些官员在任职时制定有利于特定企业的政策，离职后到相关企业任职获取高额回报，利益输送十分隐蔽，难以监管。例如，特朗普任内，国务卿蒂勒森来自埃克森美孚，国防部长埃斯珀曾是雷神公司高管，他们制定的政策倾向于原供职企业，损害了公众利益和市场公平。虽然有法律法规限制官员离职后的行为，但监管执行不力，导致这一问题愈发严重。

　　制度性腐败给美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民众对政府、政党和司法系统的信任大幅下降，认为政治体系被少数人操纵，这加剧了社会的分裂对立。富人和利益集团凭借金钱和权力获取更多资源，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底层民众的话语权被削弱，社会不平等加剧，这既影响社会的稳定发展，也违背了美国所标榜的民主平等价值观。美国长期以“人权”“民主”卫道士自居，但其国内严重的制度性腐败使其国际形象受损，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下降，难以再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所谓的“领导作用” 。

　　美国的制度性腐败已渗透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阻碍了其发展进步。如果不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美国立国之信将进一步坍塌，社会稳定和繁荣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根源之三：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

　　美国所谓的立国之信坍塌，与意识形态的双重标准紧密相关，其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历史文化根基

　　- 清教思想与“天定命运”：美国的清教徒祖先将自己视作上帝的选民，他们怀着在欧洲无法实现的“山巅之城”理想来到北美，认为自己肩负着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富足典范社会的使命，这种思想为美国后来的对外干涉和推广其意识形态提供了历史根源和文化依据，使其在国际事务中自认为是“正义”一方，对他国指手画脚，却忽视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主权独立，

　　- 美国例外论的传统：美国长期秉持“美国例外论”，觉得自己拥有一套特殊的政治及社会价值、独特的历史轨迹等，是世界上唯一建立在“信念”上的国家。这使其在意识形态上自视甚高，认为自身制度完美无缺，其他国家应向其学习和靠拢，进而以双重标准评判他国，对他国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却对自己的问题视而不见。

　　政治霸权与利益考量

　　- 维护霸权地位：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确保自身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主导权，常常以意识形态为工具，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和打压。对于符合其利益的国家，即便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或民主缺陷，美国也会选择性忽视;而对于不符合其利益的国家，即便在民主和人权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也会被美国批评为“不合格”，并以此为借口进行干涉和制裁。

　　- 实用主义政治思维：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奉行实用主义，其政策和行动往往以自身利益为中心，不受固定原则或道德标准的约束。这种实用主义思维使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和双重标准，根据不同的利益需求，随意调整对不同国家的态度和政策，以实现其短期或长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

　　意识形态偏见与对立

　　- 冷战思维的延续：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未摒弃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对立思维，仍将世界划分为不同阵营，对与自己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抱有偏见和敌意。这种冷战思维的延续，使得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习惯性地以意识形态划线，对一些国家进行无端指责和打压，而对自己的盟友则采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即便这些盟友在国内存在严重的民主和人权问题。

　　- “民主改造”的使命感：基于“美国例外论”和冷战思维，美国一些政客和势力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向其他国家推广美国的民主和意识形态，将其视为一种“使命感”。他们将美国的民主模式视为普世价值，认为其他所有国家都应接受和采用这种模式，却忽视了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民主改造”的使命感促使美国频繁干涉他国内政，以武力、经济制裁等手段试图推翻不符合其意识形态标准的政府，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暴露其双重标准的真面目。

　　媒体与舆论操纵

　　- 塑造有利叙事：美国的媒体巨头在国内外拥有广泛影响力，它们通过选择性报道、夸大事实、歪曲真相等手段，塑造有利于美国及其盟友的叙事，同时抹黑和攻击与美国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这种媒体操纵使得美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国际舆论走向，为其双重标准的行径制造借口和掩盖真相，误导国际社会对其政策和行为的认知。

　　- 煽动情绪与偏见：美国媒体善于利用民众的情绪和偏见，通过渲染外部威胁、制造恐慌等方式，激发民众的爱国情绪和对其他国家的敌对情绪，从而为政府的双重标准政策提供国内支持。例如，在涉及中国、俄罗斯等国的报道中，美国媒体常常使用带有偏见和歧视性的语言，煽动民众对这些国家的不满和敌视情绪，使政府在推行对这些国家的强硬政策时能够获得民众的默许或支持。

　　根源之四：资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

　　美国立国之信的坍塌并非偶然，其资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层面都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利益集团的操控到政治选举的金钱游戏，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到媒体的资本属性，再到对外政策的工具化，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导致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异化和社会的不公。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并解决这一问题，其立国之信的坍塌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加剧，最终可能引发其政治制度的全面危机和社会的深度动荡。

　　有人说“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国家”。美国政治沦为利益集团博弈的战场，政策制定被军工复合体、金融寡头裹挟，导致国家行为日益偏离公共利益。而资本与权力的深度绑定正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根源之一。

　　利益集团的操控：政策偏离公共利益的幕后黑手

　　在美国，利益集团广泛存在且影响力巨大，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渗透到政治决策过程中。这些利益集团代表着不同资本集团的利益，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惜耗费巨资进行游说、政治捐款等活动，从而影响政客的立场和政策的制定。例如，军工复合体通过向国会议员提供政治献金、组织游说活动等方式，推动政府增加军事开支、发动对外战争等符合其利益的政策，而这些政策往往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导致大量资源被浪费在战争和军事项目上，却忽视了国内的民生需求，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

　　政治选举的金钱游戏：权力被资本绑架

　　美国的政治选举过程高度依赖金钱支持，候选人需要筹集巨额资金来开展竞选活动。这就使得那些拥有雄厚资本的个人、企业和利益集团在选举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通过捐款等方式支持自己中意的候选人，期望在候选人当选后能够获得相应的政策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权力逐渐被资本所绑架，政客们为获取资本支持，往往在当选后制定有利于出资方的政策，而不是站在广大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不仅破坏了选举的公平性和民主性，也使得政府政策无法真正体现公共意志，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稳定。

　　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逐利本能驱动权力腐蚀

　　资本主义制度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核心，这种逐利本能促使资本不断寻求各种途径来扩大自身利益。在政治领域，资本发现通过与权力结合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其经济目标，因此积极向政治领域渗透。而政治权力也意识到与资本合作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和支持，从而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于是，资本与权力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形成了一种深度绑定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的力量使得权力偏离了其应有的服务公共利益的轨道，而权力的庇护又让资本更加肆无忌惮地追逐利益，最终导致社会的公平正义受到严重损害，立国之信也随之坍塌。

　　媒体的资本属性：影响舆论引导民意

　　美国的主流媒体大多掌握在少数资本巨头手中，具有明显的资本属性。这些媒体并非客观中立地报道新闻和引导舆论，而是根据其背后的资本利益和政治立场来选择性报道和塑造舆论，这一点为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它们可以通过操控新闻内容、设置议程等方式，影响公众对政治事件和政策的看法，进而引导民意走向符合资本和特定政治势力利益的方向。这使得民众难以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无法对政府决策和政治现象进行准确的判断和有效的监督，进一步削弱了民主政治的基础，加深了资本与权力绑定对政治和社会的负面影响。

　　对外政策的工具化：维护全球资本霸权

　　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资本与权力深度绑定也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政府常常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名，推行对外政策，但实际上这些政策往往是为了保护美国资本在全球的利益和霸权地位。例如，通过发动战争、实施制裁、干涉他国内政等手段，来确保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利润。这种对外政策的工具化不仅给世界带来了动荡和不安，也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信誉，使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号召力和影响力逐渐下降。

　　根源之五：美元霸权与美债信用危机将拖累世界

　　美元霸权一直是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重要工具，然而，当前美债信用危机的加剧正对美元霸权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国债规模的持续膨胀，以及财政状况的恶化，使得市场对美债违约风险的担忧不断升温，进而动摇了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基础。美债信用危机不仅是美国自身财政问题的体现，更是美元霸权面临挑战的重要标志。随着美债违约风险的不断上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金融市场和投资者已经开始调整策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转向其他更安全的资产。这一趋势不仅将重塑全球金融体系，也将对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产生深远影响。美元霸权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而全球金融体系的多极化转型或许已不可避免。

　　美债信用危机的根源

　　美国国债规模的快速膨胀是美债信用危机的直接诱因。截至2025年4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飙升至约36万亿美元，而目前这一数字已进一步上升至37.3万亿美元。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使得市场对其违约风险高度关注。2024财年，美国财政收入为4.9万亿美元，而支出高达6.75万亿美元，财政赤字达1.83万亿美元，赤字率高达6.4%。与此同时，美国债务利息支出不断增加，存量国债平均利率升至3.8%，新发行债券利率超4.5%，利息支出增速远超GDP增速，形成了“借新还旧成本攀升赤字扩大债务膨胀”的恶性循环。.

　　此外，美国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谈判陷入僵局，2025年6月或再现技术性违约风险。这种政治僵局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美债的信心。一旦美国国债出现违约，将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美债违约的潜在影响

　　首先，美元信用体系将受到重创。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将受到冲击，全球可能加速“去美元化”。事实上，全球金融市场已经在逐步调整对美元的依赖。例如，PIMCO等大型金融机构已经开始削减美元和长期美债敞口，转而增持欧洲、日本及新兴市场债券。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将导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份额大幅下降，动摇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其次，全球金融市场将剧烈震荡。美债收益率将飙升，推高全球借贷成本，企业融资困难，股市可能遭受重挫。对冲基金、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由于持有大量美债，可能因美债违约而出现爆仓，引发流动性危机。届时，全球金融市场将陷入混乱，各国经济都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世界经济增长可能陷入停滞甚至衰退。

　　此外，美国经济也将陷入困境。政府停摆、社保支付中断，社会矛盾激化，企业裁员潮蔓延，消费萎缩，经济陷入“滞胀”。国内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同时，地缘政治格局也将被重塑，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下降，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将受到严重削弱，难以继续维持其全球霸权地位。

　　美元霸权的未来

　　美元霸权的根基在于其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然而，当前美债信用危机的加剧正使其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美国长期无节制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扩张，导致美元超发，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对美元购买力稳定性的担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如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干预，进一步削弱了市场对美元制度稳定性的信任。

　　全球金融体系正在逐步重构，多极化趋势愈发明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转而寻求其他更安全、更稳定的资产。例如，人民币、欧元以及黄金等资产在全球跨境支付中的份额正在逐步上升。这种趋势不仅反映了市场对美元霸权的不信任，也预示着未来全球金融体系将进入一个更加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时代。如果美国不能有效解决美债信用危机，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重塑市场信心，美元霸权的衰落将难以避免，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也将随之动摇。

　　根源之六：全球治理责任的逃避

　　美国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以“规则制定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身份自居。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相互依存，共同面对诸多挑战，美国理当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回归遵守承诺、尊重规则的正轨，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然而近年来，其频繁背弃国际承诺的行为，却让其所谓的“立国之信”逐渐坍塌，逃避全球治理责任成为其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逃避气候责任的“双标”行为

　　1997年，《京都议定书》作为人类第一个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通过，美国时任副总统戈尔签字，但克林顿政府未将其提交国会审议。2001年，小布什政府以“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未被约束”为由，单方面退出《京都议定书》，使该议定书的生效进程陷入僵局。2015年，奥巴马政府签署了《巴黎协定》，但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宣布退出，理由是该协定“损害美国经济利益” 。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反复无常，不仅削弱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也暴露了其“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双重标准。当其他国家为了全球气候治理积极承担责任、履行减排义务时，美国却为了短期经济利益，将国际责任抛诸脑后，严重破坏了全球气候治理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退出《伊朗核协议》：单边主义的“任性”之举

　　2015年，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经联合国安理会核可通过，伊朗履行了其义务，但2018年5月，美国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伊朗违反协议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退出。这一行为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努力，也引发了地区局势的紧张。美国此举打破了中东地区脆弱的战略平衡，导致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再度恶化，核扩散风险增加，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信誉。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美国的这一行为是对国际法和国际协议的公然践踏，是其推行单边主义的典型表现。

　　美国逃避全球治理责任的深层原因

　　美国历史学家霍华德·津恩曾指出：“美国的对外政策史，是一部以道德名义掩盖利益扩张的历史。”美国在国际事务中频繁“退群”毁约，其根源在于其国内政治的极化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同政党执政时，往往采取截然不同的外交策略，导致政策缺乏连贯性和稳定性。例如，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气候政策、贸易政策等方面存在巨大分歧，使得美国的国际承诺难以得到持续履行。此外，美国政府常常将本国经济利益置于首位，忽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甚至不惜牺牲全球利益来维护其霸权地位。在一些美国政客看来，参与全球治理、承担国际责任会限制美国的行动自由，影响其获取经济利益，因此选择逃避责任，优先保障美国国内特定利益集团的需求。

　　美国行为对全球治理的负面影响

　　美国逃避全球治理责任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国际社会的信任基础，也给全球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在气候问题上，美国的退出使全球减排目标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延缓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增加了极端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在核不扩散领域，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威胁全球安全，让国际核不扩散体系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的这种行为模式，已经使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也让其所谓的“立国之信”变得不堪一击。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的领导能力和责任担当产生质疑，国际社会呼吁美国承担起应尽的责任，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根源之七：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

　　一部美国史就是一部战争史，这一事实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的“好战”本质。美国频繁发动战争的行为不仅给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其自身的国际形象和所谓的“立国之信”。美国需要反思其对外政策，摒弃干涉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做法，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和独立，通过和平与合作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以赢得国际社会的真正尊重和信任。

　　美国的“好战”本质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在240多年的历史中，仅有16年没有参与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的248次武装冲突中，美国发起了201场，占比高达81%。2001年之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在全球85个国家发动战争或开展军事行动。这些数据充分表明，美国的历史几乎是一部战争史，其对外军事干预的频繁程度令人咋舌。无论是为了扩张领土、争夺资源，还是为了维护霸权地位，战争始终是美国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手段，这种“好战”基因深深植根于美国的发展历程中。

　　美国战争的多重影响

　　- 造成巨大人道主义灾难：美国发动的战争给其他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例如，朝鲜战争导致300多万名平民死亡，约300万人成为难民;越南战争造成约200万名平民死亡;海湾战争及随后的制裁导致约50万名儿童死亡;阿富汗战争20年来，有超过4.6万阿富汗平民在战乱中死亡，另有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这些战争不仅夺走了无数生命，还造成了大量人员流离失所，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秩序。许多家庭支离破碎，基础设施被摧毁，医疗卫生和教育体系崩溃，给受害国家带来了长期的创伤和发展障碍。

　　- 破坏地区稳定：美国的军事干预常常导致被干涉国家和地区陷入长期的动荡和混乱。在中东地区，美国的战争行为使得当地武器扩散，国家主权体系被破坏，教派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许多国家沦为“失败国家”。例如，伊拉克在经历了美国主导的战争后，经济凋敝，社会分裂，至今仍面临着诸多问题;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被推翻后，局势持续动荡，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棋子。美国在战争结束后，往往没有能力或意愿帮助当地重建秩序，导致权力真空和社会失序，为极端组织的滋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

　　- 损害美国自身形象：美国一直自诩为“山巅之城”，声称支持“天赋人权”，肩负“天赋使命”，但其频繁发动战争的行为却与这些宣称背道而驰。美国以“反恐”“保护人权”“维护民主”等为借口发动战争，但实际上却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的伤亡和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严重损害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使其所谓的“立国之信”受到质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众认识到美国发动战争的真实目的并非是为了维护正义和人权，而是为了实现其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公信力和道德权威大幅下降。

　　美国发动战争的根源

　　- 政治因素：美国有着“定居主义”政治基因，将其他国家和地区视为“他者”，试图通过发动战争或挑起争端来改造和控制“他者”，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此外，美国的自我定位是“全球霸权国家”，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深受干涉主义思想的1，认为通过军事手段干涉他国内政可以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在这种思维模式下，美国将世界视为其实现霸权的舞台，一旦认为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不符合其利益或战略需求，就会毫不犹豫地动用军事力量进行干预。

　　- 经济因素：美国的“军工复合体”是其频繁发动战争的重要经济推动力。战争为军方、军火商及政客提供了巨大的利益，使得他们能够从中赚得盆满钵满。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冲突中投入了大量军事装备和资源，这些都为军工企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军工复合体通过政治献金、游说等手段影响政府决策，推动美国政府发动战争或增加军事开支，形成了一个以战争为牟利手段的利益链条。同时，战争还可以帮助美国控制全球资源，确保其能源供应和经济利益。

　　- 文化因素：美国在早期扩张殖民地和进行西进运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通过暴力解决问题的思维定式和历史传统，这种文化底色也影响了其对外政策。美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对军事力量的过度迷信和推崇，认为通过武力可以实现其政治和经济目标。这种文化观念使得美国在面对国际问题时，往往倾向于首先考虑军事手段，而忽视了外交、经济和文化等其他解决途径。此外，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和媒体宣传也常常将战争美化，进一步强化了民众对战争的接受度和支持度。

　　根源之八：滥施经济制裁让世界怨声载道

　　在当今国际舞台上，美国长期以“世界警察”自居，频繁挥舞经济制裁大棒，对他国进行肆意打压。这种行径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也让美国的立国之信摇摇欲坠，引发全球的强烈不满与谴责。

　　从数据来看，美国实施经济制裁的规模和频率令人咋舌。近几十年来，制裁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从2000年开始的21年间，美国对外实施制裁的数量暴涨了933% 。美国财政部统计显示，上届政府期间累计实施超3900项制裁措施，平均每天挥舞3次“制裁大棒”。截至2021财年，受到美国制裁的实体和个人高达9421个。如此高密度的制裁，已然让世界看清了美国的霸权本质。

　　在制裁手段上，美国无所不用其极。一方面，滥用经济、金融垄断地位对别国实施长臂管辖，随意将别国企业拉入“实体清单”，搞贸易禁运、技术封锁。例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毫无事实依据地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限制华为在全球的业务拓展，阻碍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试图遏制中国科技的发展。美国通过切断华为的芯片供应、限制其使用国际通信标准等手段，破坏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严重损害了华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冻结他国资产成为美国制裁的惯常手段。2021年8月，阿富汗中央银行约70亿美元外汇资产遭美国冻结，使阿富汗本就脆弱的经济雪上加霜，无数民众生活陷入困境;自2019年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单边制裁，目前该国有超过220亿美元的资产被国际金融机构冻结，严重阻碍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些被冻结的资产本可用于国家建设、社会福利和经济发展，却因美国的制裁而无法发挥作用，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特别是美国多年来拒不接受联大对解除古巴制裁封锁的决议，引起世界公愤。

　　美国的制裁行为对全球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关税政策将实际关税水平推升至一个世纪以来最高水平，是对世界经济的一次“重大负面冲击”。美国单方面挑起经贸摩擦，动摇了半导体等全球供应链，使得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遭到破坏，各国企业面临成本上升、订单减少、生产停滞等困境。世界贸易组织报告指出，美国关税政策导致全球贸易前景严重恶化，2025年全球货物贸易量预计将下降0.2%，比“低关税”基准情形下的预测值低近3个百分点，严重影响了全球贸易的正常开展。美国的制裁不仅损害了被制裁国家的经济，也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产生了连锁反应，扰乱了全球经济的正常运行节奏。

　　美国滥施经济制裁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感与抵制。美国《政客》杂志刊登文章指出，西方世界以外的很多国家在诸多问题上的立场与美国并不一致，美国的盲目自信以及频繁滥用制裁导致国际社会极度反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美国的制裁行为是为了维护其自身霸权，而非基于公平正义，纷纷在国际事务中表达对美国制裁行为的不满，并寻求自主的发展道路和合作模式。例如，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积极推动本币结算，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减少对美元和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制裁，呼吁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美国的这种霸权行径正在让其失去国际社会的信任，其所谓的“国际信誉”也在一次次的制裁中坍塌。美国若不改变这种错误做法，必将在国际舞台上愈发孤立，其自身经济也难以独善其身，最终损害的还是美国自身的长远利益。国际社会期待美国能够回归理性，摒弃霸权思维，以平等、合作的态度参与国际事务，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结尾感言

　　美国立国之信的坍塌，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多重领域深层矛盾长期积累、集中爆发的必然结果。从背叛契约精神、深陷制度性腐败，到奉行意识形态双重标准、任由资本与权力深度绑定;从美债危机冲击美元霸权、逃避全球治理责任，到深陷战争泥潭、滥施经济制裁，美国的种种行径不断透支着国际社会的信任，将自身推向孤立无援的境地。

　　美国曾试图以霸权维系“世界领导者”的幻象，却在一次次背信弃义中瓦解了自身价值体系的根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霸权或许能逞一时之威，却无法构筑持久的信任;强权或许能制造表面服从，却难以赢得真正的尊重。当美国将国内利益集团的私利凌驾于全球共同福祉之上，将单边主义凌驾于国际规则之上，其立国之信的坍塌早已埋下伏笔。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当下，世界需要的不是霸权主导的秩序，而是平等合作的新范式。美国若想重拾信誉，唯有正视自身问题，摒弃霸权思维，以实际行动承担国际责任，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道路。否则，继续沉溺于霸权迷梦，只会让美国在信誉破产的道路上越行越远，最终被历史发展的潮流所淘汰。国际社会也将在去霸权化的进程中，携手构建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国际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