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终于抽空去看了一部最近特别火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
之所以今天才去看，是因为之前总觉得，这类剧情片没必要花那个钱去影院，等着影院下线以后在平台上看体验也是一样的。但耐不住推荐的人实在太多了，网上讨论的热度又很高，让人很好奇，所以就提前去影院看了。
看完我终于能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很喜欢，不说别的，单说一点，整部电影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坚韧、善良、风趣、苦中作乐的品质和精神，是一点也不吝夸赞的，并且这种夸赞不着痕迹，没有刻意去煽情。
不要小看这一点，这一点在今天这样的影视剧氛围里是非常难得的。自从劳动人民失去当家做主的政治地位以后，影视剧的风向也完全逆转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伤痕文学；80年代后期是歌颂承包户、厂长经理、改革家；90年代后是下海潮，市场热；2000年后是财富英雄、企业精英；最近十几年是民族自信、大国崛起……
在这种逆转过程中，劳动人民不但完全沦为了历史的配角，而且出现在影视剧中的形象，也多半以一些偷奸耍滑、好吃懒做、保守落后、不思进取之类的形象出现。与之相反，对于那些靠榨取劳动人民血汗上位的先富者，则个个都是敢想敢干、吃苦耐劳、沉着冷静、智慧奋勇的改革先驱。
即便是对那种贪污腐化分子、黑恶势力败类，影视剧也变着法的从他们的出身、遭遇等等方面去给予美化和同情。
也不是没有想帮劳动群众说几句好话的影视作品，包括一些主旋律的影视剧，但往往衣服是劳动人民的，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的。这是因为长期脱离群众，叠加上一种居高临下的同情和施舍的态度，因此最后的结果往往是搞得不伦不类。比如前几年有一部电影叫《隐入尘烟》，本来是想表达一下农村还有很贫穷的人，呼吁一下社会关注这些人，但是由于不深入了解这些人的生活状态，很多地方和情节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想象的“贫困”，想象的“浪漫”，这就很难让大家产生情感上的共鸣。
也有一些主旋律红色影视剧，想要歌颂一下当初革命群众的贡献，但是描绘群众的部分，也多半都是些随大众，从主流的刻板印象，甚至把一些群众描绘成墙头草，用他们的“摇摆”来衬托个人英雄的坚定。所以我在看很多现在的影视剧的时候，容易产生不适，会有一种花钱去看别人怎么贬低自己的感觉，花了时间和钱不说，还受一肚子窝囊气。
但是在看《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相反，会不自觉地被里面人物之间的情义所打动。
这部电影突出的就是情义两个字，用电影里面阿嬷的话说：做人得有情义，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
郑木生下南洋谋生，省吃俭用踩三轮，把钱都寄回家，这既是责任，也是情义；他到了暹罗以后，是同样下南洋谋生的潮汕同胞帮他找居所，谋出路；郑木生利用自己租的柴房，找老师帮助那些华侨同胞的孩子免费读书识字；谢南枝家的旅店被烧，为了救谢南枝的父亲，郑木生来不及把自己攒的钱取出来，结果付之一炬；后来郑木生死后，谢南枝以郑木生的身份和口吻，继续给叶淑柔写侨批，汇款，一守守了18年……可以说，整部电影处处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义。
这种情义是真实的，美好的，所以令人感动，但是这种情义也并不是无源之水，恰恰相反，它的另一面，是当时的底层劳动人民受压迫，不得不团结互助，互帮互衬，才能挣扎求生的一种生存文化。
导演很显然是一个精通塔学的人，他很清楚哪些事是能说的，哪些是不能说的，因此他将这种团结互助，互相帮衬的有情有义的一面很真实的表现出来，但是对这背后的深层的社会原因，则悄悄的隐去了。
郑木生之所以下南洋，直接原因是国民党抓壮丁，但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是当时地主阶级剥削太狠，很多潮汕青年绝了出路，养活不了家庭。因此，只能背井离乡远赴那些东南亚的被殖民国家，那里需要大批劳工采矿、割橡胶、干苦力。这些下南洋的华侨劳工，很多根本到不了南洋，有的在半路就因为贫病、疫情、天气灾害等原因死了。即便到了南洋那些国家，如果在那里没有亲人朋友的帮衬，也很难活下来。郑木生就是典型的例子，举目无亲，又不识字，身上半个子也没有，如果得不到潮汕同乡的帮助，可能还没登上三轮就死了。同样地，即便到了那里的人，也需要同乡之间结成这种互助关系，才能面对当地的黑帮、官僚、本地官商地主们的侵害。
谢南枝的父亲，是郑木生冲进火场里救出来的；大量华侨的孩子没有读书的机会，于是只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搞一个学习班来解决孩子读书识字的问题；因为同胞受欺负，打架出头吃了牢饭，大家又互相凑钱来帮助这个人的家庭渡过难关。
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个人的力量微弱无助，因此必须要相互扶持、守望相助，才有可能在苦难的生存环境里面，最大程度的活下来，而这种互助精神，就是我们电影里面看到的情义，这种情义流传在华侨劳工之间，又变成一种精神力量，支撑着大家相互取暖，苦中作乐。
过去封建时代，农村小农经济上的劳工互助，亲友帮衬的现象很多。这实际上是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制度下，拯救自身悲惨命运的一种方式和途径。我们看《水浒》里面这种例子就非常多，一个人哪怕犯了人命官司，只要这个人曾经帮过你，甚至只是他祖上或亲朋对你有过恩惠，那他来投奔你，你无论如何困难，也要想办法帮他一把，绝不能推脱不管，更不能落井下石，否则轻则臭名昭著，重则可能就以不讲义气的名义结果了你。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大家用今天的视角去看，会觉得林冲太不厚道，人家虽然推脱过你，但好歹也收留过你，怎么杀起王伦来一点道德负担都没有？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用今天的视角去看，觉得收留你是情分，不收留也是本分。但是在当时那种缺少互助就很难活下去的社会环境来说，收留就变成了一种很社会化的责任和道德，甚至可能被视作一种义务，相反，则容易被视作一种令人不耻的行为。所以当王伦再次用曾经相同的理由拒绝晁盖一伙人的时候，林冲杀起他来才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不管是殖民地的劳工互助，还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亲友互助，归根结底是过去底层劳动人民拯救自己悲惨命运的一种办法。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更，这种互助精神自然而然随之瓦解变迁。
过去是郑木生绝了生存出路选择下南洋谋生，很多年后，是他的孙子欠了几百万债务，去泰国打听他是否有一个在南洋发了大财的阿公。过去，是华侨劳工互帮互助，今天你要是再下南洋，高低得有人先问一句：你到底是不是被忽悠进了电诈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