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盛夏，全球化智库副主任、苏州大学讲席教授高志凯，在翻阅一份尘封八十余年的档案时，掷下了一颗思想的惊雷。这份档案，是江西铜鼓县档案馆馆藏的《广西邕宁县日伪汉奸通缉名册》，共二十八页，白纸黑字记录着四百三十多个名字。

　　高志凯指着其中一行说：“黄世安，邕宁县商会副会长，名下有三间当铺、两百亩水田，1943年主动出任日伪维持会副会长。”他又翻过几页：“李孝儒，县立中学校长，留学过日本，不仅接受了伪教育局长职位，还亲自编写奴化教材。”紧接着，高志凯发出了那个让无数人脊背发凉的追问：“当年给日军征粮、带路、递城防图、刺探抗日武装情报的人，名字都白纸黑字在档案里;这些人的孙子、重孙，今天在哪儿?坐什么位置?干着什么体面差事?!”他更留下一句斩钉截铁的话：“中华民族对待汉奸是有传统的，活人死人最后都要算账。”

　　这番话，如同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一个被有意无意回避了太久的话题：当年手握优质社会资源、在关键时刻为私利出卖民族利益的精英阶层，他们的后代如今身在何处?他们是否正以另一种方式，延续着祖辈的“遗产”?

　　后来果然就有人查了。当年地主、恶霸、土匪、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子孙后代，大量活跃于今天的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上阶层。80年代初大规模的平反，让长期被“戴帽”压制的反动势力终于喘了一口气。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成了乡镇企业家、个体经营者、政协代表、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有的还读了书，拿到了高学历，混成了手握重权的领导干部。90年代初为资本家入党打开绿色通道后，一大批剥削阶级的后代成为我党队伍中的一员，他们晋升更快，掌握的话语权更多更大。

　　那么，在中西战略对决的关键时刻，在国内阶级矛盾暗流涌动的非常时期，那些所谓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他们又是什么来头?他们又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为哪一个阶级说话?这些问题，要不要重新审视、正面应对?

　　当年我们曾经喊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现在虽然阶级斗争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仍然以各种形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层面上客观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然后为他们失去的天堂组成新的“还乡团”，疯狂反扑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

　　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不值得重视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告诉我们：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然而，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并非凝固不变，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忽视次要矛盾，放任其积累、发酵、激化，最终可能撼动主要矛盾的解决根基，甚至导致矛盾性质的逆转。这是一个被历史反复验证的真理。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党中央基于国情变化作出的重大政治判断，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根本遵循。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可动摇。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矛盾——包括阶级矛盾在内——可以被视为“死结”而束之高阁，更不等于说，次要矛盾失去了被正视、被分析、被化解的必要性。

　　一、次要矛盾的“次要”，不等于“无视”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精辟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紧接着他又告诫我们：“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类，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但也不可忽略非主要的矛盾。”这一“不可忽略”，正是方法论的关键。

　　阶级斗争在我国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这是事实。但“不是主要矛盾”与“不存在”之间，有着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不同群体在资源占有、财富积累、话语权分配上的差异客观存在，基于经济利益分化的阶层差异客观存在，各种形式的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客观存在。这些现象虽不构成“你死我活”的阶级对抗，却无时无刻不在以利益博弈、观念冲突、政策影响的形式渗透于社会肌理之中。若因其“次要”而视而不见，无异于讳疾忌医。

　　二、历史周期率的镜鉴：被忽视的次要矛盾如何颠覆大局

　　纵观历史，多少王朝的覆灭并非源于主要矛盾的突然断裂，而是次要矛盾长期侵蚀后的总崩溃。明末的党争、清末的官场腐败与利益集团盘根错节，起初皆是“次要矛盾”，最终却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解体前夕，其社会主要矛盾本应是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但特权阶层的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失守、精英集团的集体背叛——这些看似“次要”的裂痕——最终在最薄弱的环节撕开了整个制度的缺口。

　　高志凯之问，其尖锐之处不在于具体指向哪一群人，而在于提醒我们：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知识阶层、资源掌握者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从来都不是无足轻重的“个人选择”。他们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上说话，他们的利益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重合还是背离，他们是否将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凌驾于国家与民族利益之上——这些问题，在承平时期或许只是“次要矛盾”的表征，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决定历史的天平向哪一端倾斜。

　　三、“人还在，心不死”：一种需要制度性回应的客观存在毋庸讳言，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其残余影响并未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完成而灰飞烟灭。

　　某些“失去的天堂”的追忆者，某些对人民政权怀有潜在敌意的势力，某些将个人财富积累视为最高价值、将西方模式奉为圭臬的“精英”，他们确实“人还在，心不死”。他们未必以“还乡团”的暴力形式出现，却可能以资本垄断、舆论操控、政策俘获、历史虚无主义等更为隐蔽的方式，试图重塑社会的价值排序和利益格局。

　　8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平反，纠正的是“左”的错误，恢复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历史的钟摆若从一端走向另一端，同样值得警惕。当资本的力量与权力的力量出现合谋，当“先富起来”的群体试图将这种优势固化为代际传承的特权，当某些“成功人士”以“精英”自居而蔑视普通劳动者，当个别党员和领导干部沦为特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这些现象，不正是阶级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表现吗?

　　90年代以后，资本与权力的关系、新社会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些课题从未真正退场，只是换了一副面孔。

　　四、重视次要矛盾，绝非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

　　强调重视次要矛盾，绝不是要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绝不是要搞人人过关、上纲上线、残酷斗争。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也是对历史的反动。真正的重视，是将其纳入法治的轨道、制度的笼子、民主监督的视野，以制度化的方式加以防范和化解。

　　这意味着：要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防止党内形成特权阶层和利益集团，确保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防止社会阶层固化，阻断贫困和富裕的代际传递;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等错误思潮敢于亮剑;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普通劳动者的声音在决策层面有真实的分量;要警惕外部势力利用我国内部矛盾进行“颜色革命”的图谋，在对外斗争中巩固国内的团结。

　　五、结语：在发展中解决矛盾，在警惕中守护初心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一口号在特定历史时期被绝对化、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其教训必须铭记。但剥离其历史外壳，这一口号蕴含的警惕性、忧患意识，却并未过时。

　　不是主要矛盾，不等于可以高枕无忧;不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不等于可以对客观存在的利益分化和立场分歧丧失政治敏锐性。中西对决的关键时刻，国内改革攻坚的深水区，正是各种矛盾交织叠加的敏感期。此时，若只知埋头发展而不知抬头看路，若只讲“蛋糕做大”而不问“蛋糕怎么分”、不问“分蛋糕的人站在哪一边”，则发展成果可能异化，改革红利可能旁落，人民政权可能从内部被蛀空。

　　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但次要矛盾值得重视——这是辩证法的清醒，是历史经验的沉淀，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应有的政治成熟。重视它，不是为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消弭隐患;不是为了挑起斗争，而是为了巩固团结;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新社会，从来不是在温室中自然生长的，它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在发展的同时保持警惕，在开放的同时守住底线，在团结的同时分清敌我。唯有如此，“失去的天堂”才永远是幻梦，人民的天堂，才能坚如磐石。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