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道德叙事的美军形势和人心都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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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东欧局势的进展，以及俄乌战事的展开，世界的目光重新回到了亚欧大陆的这一端。这一场战争无疑牵连甚大，在谈及俄乌情况对世界的影响时，除开军事、制裁、难民以及油气资源，还有不少分析者也指出了俄乌两国都是非常重要的粮食出口国，所以目前的战争也会对世界范围的粮食问题产生明显的影响。事实上，眼下国际市场上的小麦价格暴涨，从绝对价格上说，已经赶上二十一世纪初全球粮食市场危机的水平了。

　　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事件——从米纳卜小学遭轰炸，到战场局势反复拉锯，再到福特号航母起火返修，以及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辞职——实际上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这些事件共同指向一个问题：美军当前不仅在战场上承压，其内部结构与士气也正陷入一场系统性危机。

　　▍冰山一角——米纳卜小学惨案

　　在2月28日美军轰炸伊朗米纳卜小学、造成上百名儿童死亡之后，特朗普在多个场合试图撇清美国责任。直到3月11日，美军内部调查的初步结果公布，这一问题才尘埃落定：袭击确由美军实施。

　　事实上，对许多观察者而言，这一结论并不依赖官方调查。早在此前，开源情报分析与独立调查就已提供了相当清晰的证据——包括战斧巡航导弹落点的影像记录，以及现场残骸中发现的美军制导弹碎片。在这场冲突的三方中，只有美军具备使用战斧导弹的能力。

　　因此，这份调查的意义，并不在于“发现真相”，而在于终止政治层面的否认空间。

　　问题的关键随之转移：这场惨案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一种常见观点认为，美军是“故意轰炸平民”。这一判断并非空穴来风——过去几十年，从阿富汗昆都士无国界医生医院空袭，到摩苏尔、拉卡的密集轰炸，再到2021年喀布尔误杀一家九口，美军造成平民伤亡的案例屡见不鲜。

　　另一种更极端的解释，甚至将事件与某种神秘的宗教祭旗仪式联系在一起。

　　但这两种解释有一个共同前提：它们将美军视为一个“邪恶且高度有效”的行动主体。然而，从当前披露的信息来看，更接近现实的描述或许是：一个在决策层面具有强烈攻击性但在能力上却草台班子属性的体系。

　　综合现有信息，特朗普政府初期的战略设想，很可能是试图复制“委内瑞拉模式”：通过对包括最高领袖在内的伊朗核心领导层实施定点清除，制造权力真空，进而促使反对派上位，并与美以达成妥协。在这一逻辑下，特朗普可以迅速宣布战略胜利。

　　因此，在2月28日，当情报显示老哈梅内伊离开防空掩体、出现在办公场所时，美方迅速启动“斩首行动”刺杀了老哈梅内伊。这也解释了战争爆发后，特朗普在首次记者会上明确将“政权更迭”列为战争目标之一。

　　然而，这一战略设想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伊朗内部结构的误判之上。

　　当米纳卜小学遇袭、上百名儿童遇难的画面传出后，这场冲突的性质迅速发生转变：稍有人性的人都会感到悲痛，更不用说伊朗人民，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已经从从针对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转变为被广泛感知为针对伊朗社会本身的战争。此后，美军对石油设施等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认知。

　　在这一背景下，关于事件成因，可以提出两种解释路径：

　　第一种：美军蓄意攻击平民目标。这意味着明确的战争罪责任，同时也反映出对战略后果的严重误判——攻击平民的行为团结了伊朗人民，反过来阻碍了美军的速胜。

　　第二种：误炸。这是美军当前官方调查所采纳的结论——由于情报滞后导致目标识别错误，美军误把一所小学当成军事设施进行了打击。

　　但或许还存在第三种可能：这起“误炸”并非孤立的战术失误，而是美军在制度层面退化之后的必然产物。

　　▍曾经存在的“克制机制”

　　需要明确的是，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军确实曾系统性地尝试减少平民伤亡。

　　这并非仅仅出于道德理想，而更多的是源自现实的战争逻辑。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指挥官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Gen.Stanley A. McChrystal）提出过一个广为引用的判断：“每杀死一个无辜平民，就会制造十个新的敌人。”

　　换言之，滥杀平民不仅带来法律风险，更会在军事上产生反效果。

　　基于这一认知，美国军方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平民伤害控制体系。2019年，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一份关于平民伤亡的内部评估报告，首次提出要建立一套跨战区的统一机制。2022年，美国国防部正式推出Civilian Harm Mitigation and Response Action Plan（平民伤害减少和反应行动计划，CHMR），并在2023年前后建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平民保护卓越中心（Civilian Protection Center of Excellence）来统筹执行。到2024年前后，这一体系达到最完整状态：大约有200名专职人员参与这一项目，其中约30人集中在卓越中心，其余人员分布在中央司令部、特种作战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等关键战区的作战与情报部门，这个部门的主要职责包括：更新“禁止打击名单”、绘制平民环境地图、进行打击前风险评估以及打击后的调查与赔偿机制等。这标志着，美国军方第一次拥有了一套比较系统化、跨战区运行的平民伤害管控体系。

　　▍体系的迅速瓦解

　　然而，这一体系在2025年后迅速被削弱乃至废止。

　　从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美国国防部经历了非常剧烈的变化。变化首先来自新上任的国防部长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带来的新理念：美军应该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则，即“最大杀伤力（maximum lethality）”原则。他认为，美军过去二十多年在战争中遭遇的失败，是因为军队被诸如人道主义、国际法审查、复杂的交战规则以及平民伤害评估机制等等的一系列规则限制住了，这些东西，恰恰削弱了他口中的所谓“战士精神（warrior ethos）”。他理想中的美军应该具备的是“最大的杀伤力，而不是娘炮的合法性（Maximum lethality, not tepid legality.）”，因此他主张要把资源向可以提升美军杀伤力的部门倾斜。在2025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调整中，CHMR相关的部门自然就成了第一批被砍预算和裁员的了。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美国国防部预算有限，养不起CHMR体系了，毕竟CHMR整个体系一年的预算才4000万美元左右，而众所周知，美国国防部为了赶在财年结束前把预算花光，光在2025年9月就突击花了934亿美元，其中光买牛排、龙虾、帝王蟹和三文鱼就花了超过2000万美元。

　　废掉CHMR体系主要还是为了摆脱掣肘，因为CHMR除了包含技术项目，还包含了问责机制，如果一次打击造成了平民伤亡，CHMR团队必须进行调查，公开报告，向受害者提供赔偿，并修改未来的作战流程，这样就留下了可追责的记录，而这恰恰是现在的美国战争部不想要的东西。到了2025年9月，原本有200人的CHMR岗位中，超过90%被裁撤，以美军中央司令部为例，原本有10人的团队，现在只剩下1个人，整个项目目前处在无任务、无预算和无授权的三无状态，换句话说，CHMR项目名义上还在，但实际已经停止运作，美军从自身利益出发，花了十几年建立的一套防止误伤平民的制度，被一刀砍掉了。

　　如果该体系仍在运作，米纳卜小学所在区域的历史用途变化（早在2015年即已不再属于军事设施）本应被及时更新，从而降低误击风险。因此，这起事件不仅是战术问题，更是制度性退化的结果。

　　▍战争叙事的瓦解

　　与制度变化相伴随的，是战争叙事的根本转变。

　　过去，美国发动军事行动时，通常会强调某种“道德理由”——无论其真实性如何，这种叙事为士兵提供了心理上的合理性框架，正如一位曾在美国空军服役的军事心理学家瓦尔多维诺斯（Michael Valdovinos）所言——“道德语言，其实是士兵心理的一种脚手架（Moral language acts as a psychological scaffolding for service members.）”。当战争被解释为保护平民、保卫民主时，士兵至少能理解自己为什么被要求去杀人，但如果这种道德支撑消失了，士兵就只能独自承担战争带来的心理负担。

　　这次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中，这一框架恰恰几乎完全消失。

　　这种对道德框架的放弃首先体现在美军给这次军事行动的代号上——史诗狂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过去美国战争行动的代号，比如：持久自由行动，统一保护行动，至少听起来像是某种高尚使命，而这次行动代号体现的到底是谁在愤怒什么，美军士兵为何而战，没人知道。

　　换句话说，在这套新的战争叙事里，“道德理由”不再是战争的核心组成部分，甚至被当成一种软弱。这就带来了一个很少被讨论的问题：如果战争不再被解释为一种道德使命，那么士兵该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当开战理由只剩下抽象的“国家利益”或者单纯的“打击敌人”，那么士兵在战场上的心理就更容易崩。

　　更重要的是，这次美国发动的战争，即便从现实主义出发的开战理由和目标都没讲清楚，美国方面一开始就利用谈判作为烟雾弹，搞偷袭，对外宣称伊朗对美国造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但又拿不出证据。开战时表示空袭是为了摧毁伊朗的导弹能力、消灭其海军，同时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但仅仅两天后，特朗普又不再提推翻伊朗政权的事儿了，转而强调要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和远程弹道导弹。之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又不断把战争理由切换成保护驻中东美军，恢复美国威慑和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等等，到后面赫格塞思干脆强调战争就是要对伊朗实施“全天候地从天空倾泻死亡和毁灭”，美国的战争目标已经从摇摆不定彻底变成胡言乱语了。战争目标不明确，也就意味着退出战争的机制不清楚，换句话说，美军士兵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完。

　　就在此时，我们看到美国的福特号航母莫名其妙的洗衣房着火了，30多个小时才扑灭，超600名美军士兵铺位用不了，只能睡地板，福特号现在要去希腊返港维修并调查失火原因了。除了超期部署本身带来的运转负荷之外，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舰上的美军士兵哗变了，破环舰船，赶紧返港，才能不打这种意义不明的。

　　如果说福特号的事情还带有一定的猜测性质，那前两天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乔·肯特Joe Kent辞职的事情就板上钉钉地说明美国目前对伊朗战争的形势和人心都出问题了。肯特一家，属于是MAGA眼里典型的满门忠烈。在当反恐中心主任前，他自己作为前美国陆军特种作战人员，11次部署到反恐战争前线，还为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过，而他的妻子作为美军情报人员，也在2019年叙利亚的一次ISIS爆炸袭击中身亡。但就是这样的人，对于美国发动的这场不义之战也看不下去了，肯特在昨天辞职的时候发了一封公开信，其中写道：“我无法在良心上支持这场正在进行的对伊朗的战争（I cannot in good conscience support the ongoing war in Iran.）”，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写道：“伊朗并没有对我们的国家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Iran posed no imminent threat to our nation.）”，以及，“很明显，美国是在以色列及其在美国的游说集团的压力下发动的战争（Iran posed no imminent threat to our nation, and it is clear that we started this war due to pressure from Israel and its powerful American lobby.）”。

　　▍决策层的根源问题

　　这一切，并非偶然。

　　当前美国对伊战争的主要军事决策者，包括国防部长赫格塞思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Dan Caine）。两人的共同特征在于：能力不足，履历不符，走马上任靠的是对特朗普的无限忠诚。

　　赫格塞思当部长前最高军衔只是国民警卫队的上尉，最主要的经验是主持电视节目、管理一个退伍军人组织和做俯卧撑，现在却要管理一个拥有数百万军人和文职人员，预算超过8000亿美元的大型机构。

　　凯恩虽然是经验丰富的战术级空军作战军官，也长期参与反恐和特种作战，但在被提名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之前，并没有担任过最高级别战略指挥职位，而传统上参联会主席通常需要由拥有长期战区级指挥经验的四星上将担任。凯恩最出名的事，也是被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的事情是，他曾经在一次简报里告诉特朗普，ISIS可以在一周内被美军击败。凯恩的说法，被普遍认为要么是判断力有严重问题，要么是对特朗普无耻的讨好。

　　当美军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来源是对大统领的忠诚和极力表演出来的强硬，很难想象在决策中他们能说实话，做正确的决策。一个自认为是天选之人的癫狂总统带着一帮“奇才”领导着世界上规模最大但不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在他国的驱使下正在玩一场不知道如何结束的战争游戏，只能说，美军和美国人民的大危机还没有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