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福布斯》发布年度全球亿万富翁榜单。美国总统特朗普净资产从51亿美元升至65亿美元，一年净增14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6.55亿元），排名跃升55位，位列全球第645名。《福布斯》将其列为美国历史上在任期间最富有的总统。在这14亿美元中，加密货币占最大头，总计约8.5亿美元。

　　✪ [美] 托比·斯图尔特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本文节选自《地位游戏：人生赢家是如何被选中的》一书

　　有趣的是与地位高的人或机构搭上关系，其作用远不止提升一位崭露头角者的声誉。当这类关联达到一定数量时，它们还能抬高那些不为人所知或不受重视的创新实践或技术的身价。新的社会趋势、文化运动、消费热点，乃至科技领域的探索，都不会凭空获得发展动力。挑战现状的文化运动必须证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让公众相信它们值得关注，并争取到一群忠实的追随者。这需要可信度，而可信度主要源自一个渠道：那些已然拥有可信度的主体所给出的有力背书。

　　以比特币为例。数百万消费者持有或交易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加密货币，截至本书撰写时，拥有一枚比特币的“特权”需花费约 10.5 万美元——虽然大多数比特币持有者或许都无法说清区块链的实际运作原理。然而回溯到 2009—2010 年，也就是这种所谓“数字黄金”的早期阶段，情况却截然不同：当时比特币的购买成本低廉，且被视为边缘事物或可疑资产。你知道那时谁对比特币感兴趣吗？是那些想要买卖毒品的人，是那些策划雇凶杀人的人。他们会打开使用“洋葱协议”加密传输数据的 Tor 浏览器，登录暗网，进入“丝绸之路”或“阿尔法湾（ 它们都是类似 eBay（亿贝）的暗网市场，主要交易非法商品和服务 ），然后用比特币进行交易，因为这类交易不会被当局追踪到。当然，这种去中心化、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概念，也吸引了少数更为主流的人群，但大多数人对其视而不见。那么，比特币究竟是如何跨越鸿沟，成为一种华尔街金融机构和普通投资者眼中的合法资产类别的呢？

　　这一声誉转变花了数年时间，而其背后的推手，是一群为比特币注入可信度的知名人士与机构。这群人中包括身材瘦高、性格和善的委内瑞拉投资人迈耶·“米奇”·马尔卡，以及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他们通过公开宣传比特币并对其进行投资，助力其获得合法性。为反驳“比特币不合法、与实体经济脱节”的说法，蒂尔在 2013 年将比特币比作美元，他表示：“我们应当把货币看作一种永不破灭的泡沫。比特币或许就拥有成为这种新现象的潜力。”

　　比特币走向主流的关键转折点，出现在同年12月：当时，顶尖风险投资公司安德森·霍洛维茨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牵头为当时尚处萌芽阶段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Coinbase 完成了一轮2500 万美元的风险融资。这家知名公司对 Coinbase 的投资，向硅谷乃至全球释放了明确信号：加密货币已然站稳脚跟，不会昙花一现。

　　加密货币看似是个特例，但任何新技术的研发都需要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的获取，反过来又取决于那些“受膏者”的关联选择。生物科技公司 Sirtris制药的成立，基于一个颇具争议的前提观点：激活沉默调节蛋白可显著延长人类寿命。换句话说，Sirtris 制药的目标是研发一种能大幅延长人类寿命的药物——这一设想看似不切实际，且需要投入巨额资金用于研究。那么，Sirtris制药究竟要如何说服持怀疑态度的投资者，向一家追求如此难以实现的科学目标的新公司投入大笔资金的呢？

　　Sirtris 制药创始人克里斯托夫·韦斯特法尔对此早有计划。他招募了一批顶尖科学家（其中包括几位诺贝尔奖得主）加入公司的科学顾问委员会。其实，正如一位精明的行业观察人士所形容的那样，这类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只是“装点公司门面的存在”。这些顾问很少会为合作企业提供全面且持续的科学指导，他们更像是书籍封底的推荐人：其核心作用是将自身声誉赋予该企业。倘若十几位极具声望的科学家都有意与一家初创机构建立关联，那这家机构肯定不错，不是吗？就 Sirtris 制药而言，这一策略确实奏效了：公司成功募集到超过 1 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最终更是以逾 7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收购。遗憾的是，5 年后，Sirtris 制药宣告关闭。我很抱歉地告知大家，尽管付出了诸多努力，但（截至本书撰写时）医学领域尚未研发出能让人类寿命延长 20 年的化合物。眼下要想长寿，我们所有人仍需坚持吃绿叶蔬菜，早起参加清晨 6 点的健身课程。

　　无论是智能手机、重组 DNA（脱氧核糖核酸）、通用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小行星采矿、元宇宙中的虚拟现实，还是基因编辑，抑或其他任何新技术——每一项成功进入市场的真正突破性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被大多数人质疑的疯狂想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技术才逐渐跨越了人们对其可行性的巨大疑虑鸿沟。而帮助科学家、技术人员和企业家跨越这道鸿沟，正是知名风险投资公司、杰出科学顾问、著名天使投资人，以及科技生态系统中其他资深精英群体的核心业务。这些参与者不仅是资源提供者，更是“施膏者”：他们将自身声誉赋予新兴技术，此举往往是希望通过这种背书，为自己换取经济回报。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能获得地位回报：若能成为一家开创性公司的早期投资者，便拥有了极大的炫耀资本。这再次印证了一点——地位始终处于流动之中。

　　我们已经了解到，“受膏”而得的地位会通过背书的形式，借助社会关系与正式关联实现传递，但如果是与“受膏”相反的情况呢？若人们与声名扫地者产生关联，自身的社会地位是否会因此受损？答案确实是肯定的。当个人或机构深陷丑闻泥潭时，往往会让其关联方的地位一落千丈。有多少安然、Theranos（一家血液检测公司）、世界通信公司、FTX（破产前是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或其他失信企业的前员工，会在简历上自豪地展示自己在这些机构的工作经历呢？恐怕寥寥无几吧。尽管在这些公司中，几乎所有普通员工乃至许多高管级员工，都只是企业不当行为的无辜旁观者，但学术研究表明，企业丑闻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是企业破产所留下的轻微污点，都可能拖累个人职业生涯发展。

　　在我着手撰写本章的几个月前，哈佛商学院知名教授弗朗西斯卡·吉诺被公开指控伪造数据以支撑其研究结论。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批评者声称存在造假的吉诺的论文中，有一篇正是探讨 “如何通过心理学方法促使人们做出更诚实回应” 的研究！在学术界，伪造数据乃是大忌，针对吉诺的指控也在我所处的圈子里引发了轩然大波。彼时的吉诺已小有名气——尽管这种名气仅限于高端学术圈与商界（换句话说，并非广为人知），但她不仅在哈佛拥有“捐赠教授”席位，还发表了百余篇学术论文与期刊文章，谷歌学术引用量更是高达 3.3 万次（这一数字已相当可观）。安杰拉·达克沃思、查尔斯·都希格等知名人士都曾为她的著作背书，其研究成果也多次登上《经济学人》《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等主流媒体。哦，想必你也能猜到，她还斩获了无数荣誉，比如被评为“全球 50 大商业思想家”（没错，还真有这类荣誉评选）。就学术圈内的知名度而言，她已算得上接近金字塔顶端的人物。

　　造假指控公开后，随着多家媒体嗅到风声并报道此事，吉诺的声誉一落千丈。哈佛大学已给吉诺教授安排了行政休假，这一步骤很可能是解雇她的过渡性措施。曾发表过她过往研究成果的多家科学期刊（其中就包括《管理科学》，当时我正担任该期刊的编辑），已着手核查其发表论文的学术诚信，并准备撤回那些数据或分析存疑的文章。吉诺过往研究的逾百名合著者，则公开表示对其造假行为毫不知情，并联合起来与她划清界限。

　　在吉诺的职业声望节节攀升时，各类机构与个人都曾争相与她建立关联；而当丑闻爆发后，他们又突然陷入一场“解绑竞赛”。老话说得好：“观其友，知其人。”因此，当社会将某人的亲密伙伴、员工或雇主视为品行可疑之人时，一股负面地位冲击便会顺着此人的关系网络扩散开来。那些曾作为“提升地位背书”的社会关联，如今却成了耻辱的标记。对于那位突然声名扫地者的雇主、员工、合著者及其他关联方，我们会开始降低对他们的评价，甚至会质疑：他们当初为何要与此人合作，判断力何在？昔日的关联方纷纷对其避之不及（此举虽难称忠诚，但现实便是如此）。想想伯尼·麦道夫、“侃爷”（坎耶·维斯特），以及一长串曾风光无限却迅速从巅峰跌落的人物吧。在每一个此类案例中，其关联网络中的各方都会以最快速度切断联系，只因他们要竭力维护自身的地位。这其实仍是“受膏”的同一套动态机制在发挥作用，只不过方向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