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前知名网络大V陈杰人后，湖南再度出现一桩“涉媒体人员敲诈勒索政府部门、公职单位”的奇案。
2025年10月16日，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法院对彭誉泉等人涉嫌敲诈勒索、诈骗一案一审公开开庭审理。
祁东县法院已公开开庭审理该案。图据网络
笔者获悉，彭誉泉系湖南鸣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鸣洋传媒”）法定代表人；其以鸣洋传媒为主体，与多家机构媒体合作，提供软文发布、活动策划、报刊订阅等经营性业务。
公诉机关指控称，十余年间，彭誉泉等人假冒“记者身份”，或利用“舆论监督”相威胁，或以“开展正面宣传”为由，敲诈、诈骗总金额超200万元。
笔者注意到，该案一共183家被敲诈、诈骗的被害单位，有180家系政府部门、公职单位，包括多个政府民生部门、多个乡镇政府、多家公立学校及医院等等，再现“个人敲诈政府”的荒诞奇景。
一位知名刑辩律师说，按照公诉机关指控的逻辑，180家政府部门、公职单位，竟能被一个“假记者”敲诈、诈骗十余年、近200次——衡阳这些政府部门、公职单位，在面对“舆论监督”时的软弱无能，着实令人震惊。
01 涉媒体人员被指控“敲诈勒索”“诈骗”
根据知情人士的介绍，湖南衡阳人彭誉泉于2013年成立鸣洋文化；此后，其以该公司为主体，向多个机构媒体提供诸如软文发布、活动策划、报刊订阅等经营性业务。
“简单来说，他是多家机构媒体的‘编外经营人员’。”该知情人士说。
该知情人士还介绍，中国媒体环境充满复杂性，尽管相关管理部门明确要求“采编、经营两分开”，但实际情况中，新闻媒体的“经营能力”，往往与其“采编能力”有直接关系；采编能力强，经营能力便会更强。
“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沦为了形式。”该知情人士说，媒体行业的诸多乱象，因此而生，从未有效杜绝，彭誉泉作为“编外经营人员”，为诸多机构媒体提供经营性业务，便属这些乱象中的一部分。
2024年11月，彭誉泉等人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该案被告人彭誉泉。图据网络
根据知情人士介绍，彭誉泉等人被抓，与彭誉泉、中经网工作人员罗某某、发改网工作人员王某某3人欲曝光祁东一镇政府“违法征地”之事有关。
公诉机关指控称，2023年5月，罗某某、王某某、彭誉泉三人，以“曝光祁东县归阳镇政府征地拆迁的负面消息”向当地政府施压，索要“宣传费”3万元。
此外，彭誉泉本人还被指控近200起“敲诈勒索”、“诈骗”犯罪事实。
公诉机关指控称，2014年至2024年11月，彭誉泉假冒多家媒体的“记者”，虚构、捏造衡阳地区基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存在负面舆情，以发布负面舆情、曝光负面信息相威胁，使上述单位、企业或个人产生恐惧心理，被迫与相关文化传媒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协议到期后，又被迫续签，长期被勒索“宣传费”。
公诉机关称，2014年至2024年11月，彭誉泉单独或伙同他人，先后实施110起敲诈勒索犯罪，涉案金额164万余元，实际所得156万余元。
此外，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彭誉泉还假冒“记者”，谎称有能力消除负面舆情，为衡阳地区基层党政机关等开展正面宣传为由，实施72起诈骗犯罪，涉案金额70万余元。
02 敲诈的受害者大部分系政府部门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彭誉泉“敲诈”“诈骗”的受害者，绝大部分均系衡阳当地的政府部门、公职单位。
笔者梳理发现，这些政府部门、公职单位，包括衡阳市烟草专卖局、衡阳市交通运输局、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衡阳市民政局等等，几乎涵盖了管理衡阳国计民生的各个部门。
此外，衡阳各区县的多个乡镇政府、医院、卫生院、学校等，均成为彭誉泉“敲诈”“诈骗”的受害者。
根据公诉机关的指控，彭誉泉“敲诈”“诈骗”的单笔金额，少则2、3千元，多则10余万元。
祁东县检察院指控彭誉泉敲诈勒索、诈骗犯罪。图据网络
值得一提的是，庭审信息显示，该案中，除了祁东县归阳镇一名挂职副书记魏某“举报”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一家单位在被“敲诈”“诈骗”后向警方报案。
庭审信息还显示，在侦查阶段，衡阳市公安局雁峰区分局甚至出具了一份情况说明，认为彭誉泉并不存在“威胁、强迫行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构成犯罪。
此外，郴州市中院因与彭誉泉有过三次合作，已被专案组列入调查范畴；但郴州市中院出具情况说明称，在与彭誉泉开展相关宣传合作过程中，双方均按合同履约到位，“我院合法权益未受到侵害。”
庭审信息显示，有多家与彭誉泉有过合作的政府部门，未被列入到受害单位名单之中，其中包括祁东县委宣传部、石鼓区委宣传部、衡阳县委宣传部、郴州中院、衡阳县法院等等。
庭审信息还显示，尽管彭誉泉被指控“敲诈”“诈骗”了183家政府部门、公职单位、企事业单位，但全案资料中，没有一份受害单位的陈述被列入案件材料。
“警方、检方说，这些都是受害单位。但这些受害单位，并没有向警方、检方讲述他们受害的任何经过。”一名知情人士说。
03 政府能否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根据公诉机关指控，彭誉泉以“舆论监督”之名，向各地政府部门、公职单位索要钱财，十余年间竟然屡试不爽。
对彭誉泉的相关行为，究竟应当如何进行法律评价？这涉及一个常谈常新的老话题：政府，究竟能不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一个通俗、且被广泛认可的观点是：政府是没有感情的国家机构，政府不会害怕任何个体，自然不可能成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
广东省惠州中院2019年作出的一份“敲诈政府”案的判决文书，在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并成为同类案件的重要参考。
惠州中院在该判决书中明确指出，敲诈勒索罪的客体，是一种复杂客体，对被害人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如果被害人拒绝勒索者的要求，只会损害财产权利而不危及人身权利，则不足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惠州中院强调，XX镇政府不能成为被要挟、被勒索财物的对象，因为XX镇政府作为政府机构，没有人身权利，不会、也不可能因为被告人的行为，而在精神上被强制、产生恐惧感和压迫感。
知名法学学者罗翔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曾指出，在此类案件中，如果敲诈勒索罪成立，那么政府就将成为“被害人”，这会导致整个法律秩序的错乱。
以“通过信访敲诈政府”为例，罗翔指出：公权力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如果上访者的要求合法合理，就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满足，如果不合理，就应当按照法律法规予以拒绝——如果超越法律规定，碍于上访压力予以同意，那这种行权方式本身就是滥用职权，涉嫌渎职犯罪。
罗翔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不能成为“敲诈勒索”被害人
说回彭誉泉一案。庭审信息显示，彭誉泉的辩护人在庭上亦发表了类似观点的辩护意见。其辩护人指出：
按照公诉机关的有罪指控，案件中涉及的180家政府部门、公职单位，他们浪费纳税人的钱财，用于配合“敲诈勒索”犯罪，不仅是软弱无能的表现，更已涉嫌渎职犯罪。
“作为政府部门、公职单位，它们究竟有没有基本的法治意识？有没有区分善恶的能力？有没有与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勇气和底气？”其辩护人当庭提出质疑。
笔者获悉，该案目前一审尚未宣判。此案后续如何，笔者将持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