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历光环的褪色：从“天之骄子”到“骑手编号”

　　2019年，当我手握985高校的毕业证书时，从未想过五年后的自己会穿着美团制服穿梭于写字楼间。数据显示，美团300万骑手中，21万为全日制大学生，其中不乏985/211毕业生。这一现象背后，是高校扩招带来的学历通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999年的10.5%飙升至60.2%，文凭从“稀缺品”沦为“标配”。我的研究生同学李敏（化名）在毕业典礼后投递了上百份简历，最终只收到月薪3890元的offer，与我送外卖的收入相差无几。时代洪流中，名校光环与外卖箱的碰撞，成了这一代人最刺耳的生存注脚。

　　二、就业市场的断裂：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我曾以为985学历是通往“体面工作”的通行证，但现实却是：传统行业缩编、互联网寒冬、体制内卷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上海纽约大学的研究指出，扩招后农村背景大学生的教育溢价下降最明显，而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同样面临“高学低就”的困境。送外卖看似“屈才”，但广州市总工会数据显示，其年薪可达10万元以上，超过许多白领起薪。当“稳定”和“专业对口”成为奢侈品，送外卖反而成了理性选择。

　　三、个人困境与社会镜像：谁该为“教育贬值”负责？

　　有人批评我们“浪费教育资源”，但鲜少追问：高校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为何严重脱节？ 我的母校计算机专业仍在教授陈旧的编程语言，而企业早已转向AI和大数据。更讽刺的是，送外卖教会我的沟通能力、应急处理和心理韧性，竟是职场中更实用的技能。社会需要反思的不是年轻人的“低头”，而是为何多元发展渠道始终缺位——当“985”与“外卖员”形成反差，恰恰暴露了职业评价体系的单一与僵化。

　　四、在夹缝中重构自我：送外卖是终点还是跳板？

　　送外卖于我，既是生存的无奈，也是重塑价值观的契机。凌晨三点送完最后一单时，我常想起同学群里的讨论：有人考公三年未果，有人在小公司“996”却不敢辞职。我们这一代的困境，或许不在于“送外卖”，而在于社会对“成功”的狭隘定义。正如某位骑手所言：“脱下长衫不可耻，可耻的是假装长衫还能蔽体。” 如今，我一边跑单一边学习短视频运营，计划用这段经历孵化自己的本地生活账号。

　　五、结语：时代不打招呼

　　“985送外卖”的争议背后，是教育、经济与社会转型的阵痛。当学历不再承诺阶层跃升，唯有在所属阶级开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