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悄然降下。一个拥有70年历史、2000万党员的超级大国，在几乎没有抵抗的情况下宣告解体。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苏联解体前夕，有媒体进行过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代表工人的仅占4%，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代表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占到85%。这一数字背后，是一个政党和它的“红二代”们如何从人民的公仆蜕变为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特权阶层的完整轨迹。
一、你不知道苏联特权阶层有多腐败，毛主席的批判
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列宁时期，苏共干部革命意志坚定，能与群众同甘共苦。一个典型事例是，1918年发生粮食危机时，有权调拨千百万吨粮食的人民委员瞿鲁巴，竟因自己都吃不饱而在人民委员会会议上饿得昏倒。然而，随着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制度的建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
斯大林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特权制度，给予不同级别的干部以不同的特权——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以及在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期间赠送贵重礼品和包裹的制度。党政干部兼职普遍化，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拿到几份报酬。高级干部除高额月薪外还有高额的“专门津贴”，金额、来源及享受者名单都是保密的。
全莫斯科享受各类特供商品的人总共有4万人。高级干部通过克里姆林宫食堂的餐券，一个家庭的食品花费只占收入的10%，而普通公民则需花费收入的60%到70%。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于1935年访苏后写道：“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特权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斯大林女儿斯维特兰娜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上层布尔什维克们的生活”：伏罗希洛夫、米高扬、莫洛托夫的住房和别墅摆满了地毯、金银器皿和贵重瓷器，“别墅变成富丽堂皇的大庄园，有花园、暖房、马厩，当然，这一切都是用国家的钱来维持和经营的”。即便在20世纪30年代初全国爆发大规模饥荒、饿死数百万人的特殊时期，苏联特权阶层的特供也从未中断。
到勃列日涅夫时期，特权阶层的腐败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勃列日涅夫本人生活极为奢侈，他在扎维多沃的“小屋”花费了数百万卢布的国防开支，在莫斯科郊外至少还有6栋别墅。叶利钦在自传中描述了一处特权别墅：“单从外面看这座别墅，你就会被它巨大的面积所惊呆。走进屋内，只见一个50多平方米的前厅，厅里有壁炉、大理石雕塑、橡木地板、地毯、枝形吊灯、豪华的家具……一个房间、二个房间、三个房间、四个房间，每个房间都配有彩色电视机……我的一家人基本上是被惊呆了。”叶利钦还透露，即便他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清洁女工和1个花匠。而政治局委员们出行时，沿途岗亭一路绿灯，特权车“痛痛快快地向前飞驰”。他说：“你在职位的阶梯上爬得越高，归你享受的东西就越丰富……如果你爬到了党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入了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国家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这番话辛辣地道出了特供体系的本质——在宣扬“人人平等”的苏联，“共产主义”竟然只属于少数特权者。
据俄罗斯学者估计，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约有50万至70万人，加上家属共约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5%。这个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
毛主席早在1964年就对苏联特权阶层做出了深刻批判。他在“九评”苏共的最后一评中指出：“苏联特权阶层控制着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毛主席还告诫全党要认真学习这段文字，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研究也指出，毛主席关于苏联特权阶层的判断“具有深邃的历史洞察力”，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证明了毛泽东上述预见的科学性”。
二、苏共“红二代”成长在特权环境下，天然脱离人民
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其子女——即苏共“红二代”——便自然而然地成为特供体系的直接受益者。苏联的特权制度涵盖之广令人瞠目，其中最突出的是“特教权”和“特继权”。
所谓“特教权”，是指凡是高级干部的子女，均有培养他们的专门机构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子女则直接送军事院校培养。苏联后期，70%的干部子女进入顶尖大学，而普通工人家庭的孩子只有15%。这种教育领域的特权固化，使得“红二代”从一开始就与普通民众子女站在完全不平等的起跑线上。
所谓“特继权”，是指各级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免费为子女留下住房和别墅，供其终身享用。特权具有明显的继承性和裙带性。高级干部的子女可以继承父辈留下的住房和别墅，凭借父辈的特权在求学和就职方面一路畅通，并很快走上重要权力岗位。
苏联特权阶层最可怕的后果，不仅是当代官员的腐化，更在于形成了一个特权代际传递的封闭体系——他们的子女在特权环境中成长，天然脱离人民群众。有资料记载：“这些达官贵人的子女是在受到庇护和享受特权的环境下长大的，他们和社会上其他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红二代”，从小享受特殊供应、特殊医疗、特殊教育、特殊出行，他们对普通苏联民众的生活状况一无所知，更谈不上共情。他们与人民群众之间形成了一道看不见却无法逾越的高墙。苏联人常用“他们”和“我们”来谈论官员和一般大众。这道墙，最终隔绝了一个政党与它赖以生存的人民群众。
三、打天下坐江山，“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女才放心”
特权阶层最危险的倾向，是将公共权力视为家族私产，在用人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圈子文化”。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形成了自己固定的亲信班子“第涅伯河帮”。高层干部的更替往往伴随着自己亲信班子的大换班。这种“近亲繁殖”、拉帮结派和任人唯亲的现象在苏联后期日益严重。
1979年的《参考消息》报道指出：“家族和裙带关系已经成为苏联权势集团中决定前程的重要因素；党的领导人利用职权，徇私情，走后门，让自己的子女在政府、新闻界或研究机构中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稳妥职位。”勃列日涅夫的家庭在这方面并非特例。总理柯西金的女儿柳德米拉是英语专业毕业生，在科学情报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她的丈夫格维希阿尼则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席。整个官僚体系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权圈子，权力和资源在这个圈子里代际传递、循环往复。
这种权力交接模式的核心逻辑是：革命前辈认为只有把权力交给自己的子女和亲信才放心。他们不再信任通过正常程序选拔的干部，不再相信制度和程序，而是依赖血缘和裙带关系来维系权力。这种逻辑的蔓延，使得苏共的组织原则被彻底侵蚀，正常的干部选拔机制被架空。
四、“职务名册”制度只认“血缘”不认本事，非正常提拔成了“惯例”
苏联特权阶层得以形成和固化，一个关键的制度工具就是“职务名册”制度。这个制度俄语中称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意思是人员名单，具体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
这一制度在十月革命后就开始实行。1923年6月12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1925年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修订了“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分为不同级别：第1号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第2号由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第3号由各部委负责任命。到20世纪30年代末，“职务名册”制度最终定型。这份秘密名册涉及苏共、最高苏维埃以及政府的经济、外交等各部门，甚至波及军事和社会群众组织，总计11000个领导职位。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干部，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特权，有着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干部任命权高度集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由党组织部门任免。这一制度名义上是组织选拔，实际上逐步演变为“近亲繁殖”的工具——谁在名册上、谁不在名册上，取决于上级领导的意志和关系网络，而非能力和业绩。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任用的标准主要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这种制度造就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奉承之风——大小官员为了能得到晋升的机会，无不挖空心思讨好上级。“红二代”凭借父辈的政治资本和人脉关系，在这种制度下如鱼得水。
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琳娜在父亲的庇护下，私藏各种珠宝首饰，长期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她的丈夫丘尔巴诺夫，最初只是一名内务部上尉警卫。在成为勃列日涅夫女婿后，短短几年内便连升数级，1979年晋升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同时还担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最高苏维埃代表，并被授予上将军衔。
丘尔巴诺夫的升迁轨迹堪称“红二代”非正常提拔的典型样本。他仰仗岳父的权势，目空一切，对那些稍有不恭的人毫不留情地打倒在地。他不但骄横狂妄，而且贪婪无度。据资料显示，丘尔巴诺夫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总共收受贿赂折合110万美元，是一名普通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此外，他还收过高级地毯、精致茶具、文物珠宝等贵重礼物。
“只认血缘不认本事”成为非公开的用人原则，非正常提拔成了“惯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职务名册”制度“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五、苏共“红二代”的腐化堕落及其恶劣影响
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特权逐步制度化。特权种类繁多，包括宅地权、特供权、特教权、特继权、特卫权、特支权等。由特权衍生出来的各种“福利”具有“合法性”和隐蔽性。法国作家罗兰在1935年访问莫斯科时，就惊讶地发现连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高尔基也置身于特权之中，在其豪华别墅里为他服务者就多达四五十人。
拥有300名成员的苏联特权阶层家族，在苏联解体后将庞大国有资产以不到其价值1%的价格收入囊中，完成了从“红色官僚”到“资本寡头”的惊人转变。1993年俄罗斯100家最大私企的老板都是苏联时期的官员、国企领导人或国有银行领导者，几乎找不到例外。
俄罗斯学者的研究表明，新经济精英群体61%出身于原苏联官员。1988年时，52.6%是身居高位的权贵官员，33.4%是一般官员，只有14%是非精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500家最大的私有化企业按当时市值至少值2000亿美元，而实际却仅以72亿美元出售，私有化损失总计高达1.7万亿美元。
苏联解体后，这批原苏共官员在短短几年内就获得了福布斯富豪榜级别的财富，他们付出的成本，却是苏联的崩溃和曾经拥戴、追随他们的多数人民创造的财富被掠夺。
苏共“红二代”的腐化堕落，集中体现在层出不穷的大案要案中。比如“贷款换股份”计划的设计者弗拉基米尔·波塔宁，出身于苏联外贸部高级官员家庭，1995年设计了著名的“贷款换股份”计划：为国家财政提供贷款，国家以实际价值高十余倍的石油和冶金企业国有股份作抵押。波塔宁以1万美元成立的联合进出口银行（Uneximbank）在私有化浪潮中迅速膨胀。他通过这一计划获得了诺里尔斯克镍矿公司——这家公司如今市值高达约228亿美元。1996年至1997年，他更是出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
更为严重的是，“红二代”的腐化堕落带来了深远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在任用干部方面，“近亲繁殖”和任人唯亲成为常态，在经济领域，贪污腐败、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盛行。在党群关系方面，干部特权严重导致群众极度不满。
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腐败已经积重难返。1988年12月，“驸马”丘尔巴诺夫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但此时距苏联解体已不足3年。一个案件审理拖了5年，折射出整个体制的瘫痪。
六、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并从制度层面防患未然
习近平总书记曾深刻指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得过辉煌成就，但后来失败了、解体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苏联共产党脱离了人民，成为一个只维护自身利益的特权官僚集团。”这一论断切中肯綮。
苏联解体与苏共“红二代”堕落的教训，深刻而惨痛。
第一，必须防止党内形成特权阶层。自从苏联实行干部“职务名册”制度以后，党内外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这个阶层垄断国家一切执政资源，大多贪污腐败、恣意妄为。苏联的历史教训表明，“特权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而不是某一种政治体制的专利，推翻阶级统治也并不能自动消灭特权”。必须充分认识到反特权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第二，必须打破权力代际传递的闭环。“红二代”在特权环境中成长、依靠裙带关系上位、享受特殊待遇，天然脱离人民群众。必须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干部选拔机制，坚决杜绝“近亲繁殖”和任人唯亲，确保选人用人只看德才、不看血缘。
第三，必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苏共执政后期，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不断弱化，形成的庞大官僚特权阶层日益脱离人民群众，制定的政策也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群干群关系日益紧张，党的威信逐渐降低。一个政党一旦脱离群众，就失去了执政的根基。
第四，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苏联的干部任命制度高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权力的高度集中必然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蔓延。必须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第五，必须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据勃列日涅夫侄女柳芭的回忆录披露，连勃列日涅夫自己都“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他告诉他的弟弟：“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一个连最高领导人都已不再信仰其意识形态的政党，其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结语
1991年，在莫斯科上万名的富翁当中，绝大多数人正是原来的党政干部——正是这些所谓的“共产党人”亲手埋葬了苏共。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兹认为，“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一个拥有2000万党员、执政70余年的大党，就这样在特权阶层的集体背叛中轰然倒塌。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的蜕化变质；最可怕的敌人不是公开的对手，而是那些披着党的外衣、窃取人民权力的“自己人”。只有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始终以制度的力量防止特权的滋生和蔓延，才能避免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