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石仲泉老师发了一篇关于西路军的文章，声称“有的地区或者部门出于这样那样考虑而自行其是地形成了某种‘潜规则’，使研究西路军著述的出版受到很大限制。这还是长期的那种陈旧观念——西路军是张国焘的产物的观念在作怪。”（石仲泉：《伟大的党史情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问题的重要论述》）然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1937年3月31日做出的决议表示“张国焘同志由于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估计（否认中国革命的高涨，两个高涨之间的理论）。因此产生了对于敌人的力量的过分估计（特别在蒋介石主力的前面张惶失措），对于自己力量的估计不足（对主力红军的突围表示悲观失望，对全国人民抗日的民族命运表示不信任）。因此丧失了红军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战胜敌人创造新苏区，使苏维埃红军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中心的自信心，而主张向中国西部荒僻地区实行无限制的退却。这是张国焘同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实质......张国焘同志始终对于北上与中央会合是迟疑的，对于中央的路线的正确性是不了解的。西路军向甘北前进与西路军的严重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克服张国焘路线。”（《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1937年3月31日）》。解放军出版社）之后，党中央这一决议中关于西路军的结论，迄今没有被党的其它任何决议推翻。石仲泉老师称当今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认为西路军的贡献不可代替，但是笔者也要告诉石仲泉老师：领导同志并没有否定西路军失败根源于张国焘路线这一结论，更没有表示其认为的西路军的“贡献”就是您的文中提到的“贡献”。西路军的失败究竟是不是根源于张国焘路线？党中央决议中的结论是不是正确的结论？我们就用事实说说话。
张国焘擅自破坏中央的既定战略并率先提出“西进”方针，红四方面军首长在未经党中央批准的情况下率9军、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5军渡河
为了扩大革命根据地、解决根据地经济给养问题并打通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拿到苏联武器，毛主席做出了“夺取宁夏，打通苏联”战略决策。1936年9月19日，毛主席和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主席等表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因宁夏是陕、甘、青、绥、内外蒙，即整个西北之枢纽，且国际来电说，红军到宁夏地区后给我们帮助，没有说甘西。”“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及甘西较暖，且是产大米区域，在西北为最富。红四方面军占领宁夏南部后，应顿住几个月，待明年春暖再攻甘西。”“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至祷至盼。”（《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1-58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将重点放在宁夏而非甘西，这与西路军徐陈部后来的“西进”路线是根本不同的。在这封电报，主席还特意强调了防止将一四两方面军隔开。
9月22日，总司令致电主席与周彭张等人，表示：“张国焘不同意静会战役计划，拟根本推翻。‘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的，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4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9月24日，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聂荣臻：“接朱德来电，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为使胡宗南不占去先机，请加派有力部队南下交红一军团指挥，增兵界石铺并分兵至隆德、静宁大道游击，至要。”（《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总司令说的原案，就是关于四方面军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师的决定。从总司令以个人名义发出的揭发张国焘的电报中，可见当时朱、张分歧，以及张国焘对于会师的强烈抵触情绪。
主席和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王稼祥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再次表示：“我们的对策:第一步骤似应集合三个方面军于静宁、会宁、定西一线及其南北，给胡宗南以相当打击，使其不能达到隔断红军、各个击破的企图。第二步骤以两个方面军占领宁夏，以一个方面军控制胡宗南，占领宁夏是整个政治军事上极重要一环。至于第三步骤则在占领宁夏之后，那时我们已得远方帮助，处于有利地位，分兵略取甘西、绥远，乃至重占甘南均甚容易。”（《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5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主席再次强调以先集中我军主力占领宁夏为重点，反对率先向甘西挺进。然而，张国焘顽固坚持四方面军向西。捆绑不成夫妻，强扭的瓜不甜。闹不好红军还得分裂。所以，9月25日，主席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的态度，致电彭德怀，表示：“四方面军决心向西，从永靖渡河，谋占永登、凉州，其通渭部队二十四日撤去。据云渡河后以一部向中卫策应一方面军占宁夏。此事只好听他自己做去。”“四方面军既向西，应考虑何时由何地策应二方面军北上问题”（《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但是，9月27日的洮州会议上，在总司令等人的反复劝说下，张国焘开始有所动摇、决定暂时放弃西渡计划，表示“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必要，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则请中央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于是，9月27日，主席与周恩来、彭德怀抓紧机会复电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再次耐心讲述了反对西进的道理：“中央认为: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务请顾及整个局势，采纳北上方针。”（《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587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可见张国焘对“西进”多么心心念念，也可见中央由衷希望两军汇合、希望四方面军北上。
10月11日，中央提出“十月作战纲领”，其中主要内容包括：“四方面军主力在通马静会地区就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红军长征·文献》：《中共中央及军委关于十月作战纲领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1日）》。解放军出版社）阅读“十月作战纲领”全文可知，“十月作战纲领”根本没有要四方面军挺进大西北的任何部署，并重申了以宁夏为一四方面军主力合力攻占的重点。毛主席对张国焘等人很不放心。于是，10月13日，主席致电彭德怀表示：“请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与朱、张面商后提出于军委。”“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毛泽东关于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13日17时）》。解放军出版社）不出主席所料，确实有“个别同志”动摇。张国焘及其路线执行者，正是动摇者。
10月16日，张国焘果然露出了狐狸尾巴。他以他和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并告主席和周恩来。张国焘表示：“四方[面]军于三十军渡河成功后，九军即速跟进，该两军以主力控制一条山、六墩子，永登一带地区，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三团以上兵力向中卫扫击。四军主力位置于会宁、定西线，以一部由贡马井、冯家堡向兰州、定西间活动。五军、三十一军在界石铺、通渭马营、宁远店之线牵制前进之敌;三十一军主力应位置于青家[江]驿、界石铺之线，如渡河不成，则应以四、五两军担任钳制任务，集中九、三十一两军对前进之胡敌为有效之突击，消灭胡敌一部，争取时间。”（《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朱德、张国焘关于红一、二、四方面军部署致彭德怀、贺龙等电（1936年10月16日15时）》。解放军出版社）张国焘在这封电报表面“同意”十月作战纲领、实际完全篡改了十月作战纲领——不仅增加了“西渡”的兵力、减少了阻击南部敌军的兵力，而且率先提出了三十军西渡黄河后九军跟进。张国焘的部署，显然将四方面军主力西进作为了战略重点。我们从中也可见，三十军渡河、九军跟进，就是张国焘率先提出的意见，而非毛主席、党中央率先提出的意见。后来红四方面军就是按照张国焘的这个命令派三十军和九军西渡黄河。
张国焘显然按耐不住了西渡黄河。10月18日，他以他和总司令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表示：“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即可开始偷渡，我们决二十日早去打拉池。”（《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朱德、张国焘关于三十军拟二十日渡河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0月18日）》。解放军出版社）主席对此是不满意的，但如前文所述，“捆绑不成夫妻”。为争取多数四方面军指战员、避免红军分裂起见，主席只能对张国焘做出委婉提醒：“三十军渡河以至少备足十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恐船过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三十军渡河等问题致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19日13时）》。解放军出版社）主席提出“推迟数日”，不无在“拖”字做文章以争取日后引导朱张改变意见之意。
然而，徐向前、陈昌浩仅仅三天后的22日就表示：“一方面军在海、固、同心城、打拉池一带；二方面军约已集单家集及其以北地区，三十军在靖远附近，决明（二十三）晚抢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关于以运动防御迟滞敌人部署致各军及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0月22日）》。解放军出版社）23日，朱张致电徐陈表示：“第三十军立即渡河，第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则以第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朱德年谱（上）》，第6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毛主席和周恩来并不同意九军渡河。10月24日，主席和周恩来明确表示：“3.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4.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四、五两军主力是否足够。”（《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毛泽东、周恩来关于与朱德、张国焘会面商量的几个问题致彭德怀电（1936年10月24日10时）》。解放军出版社）可见，主席这里主要讲的是打击南线敌人、阻止其追击，与张国焘将重点放在西进是完全不同的。同日，主席再次表示：“胡、毛、王、关业占大道，如继续北进，而地形、给养条件又可能给以基本限制，则我处南北两敌之间，非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现虽有各种材料判断，南敌不能持久。但介石在短期内拼命一干之可能仍是有的。因此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巩固和发展陕甘边苏区的军事斗争（1）》：《毛泽东关于同意彭德怀宁夏战役计划致彭德怀并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0月24日24时)》）可见，主席的战略重点还是打击南线敌人。徐陈执行了谁的路线？显而易见：张国焘路线。
25日，按照张国焘的部署，徐向前、陈昌浩表示：“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九十一师一个团今下午即接五军防，九十三师两团位后，作预备队，节节制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各军行动致朱德、张国焘及各军电（1936年10月25日）》。解放军出版社）同日，徐陈致电中央表示：“目前部队正在夺取甘北宁夏，巩固与扩大陕甘宁苏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四方面军目前任务为扩大陕甘边苏区致朱德、张国焘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0月25日）》）值得注意的是，“甘北”是徐陈自己加到“宁夏战役计划”的任务。原版的宁夏战役计划，根本没有占领甘北的部署。向西部荒僻地区挺进，难道不是执行张国焘路线？彭德怀向毛主席报告了三十军、九军渡河的情况后，毛主席敏锐揭穿了张国焘的预谋。26日，主席致电彭德怀表示：“（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二）目前以打胡敌，取定远营两着为最重要。”（《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02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主席精确指出了张国焘破坏宁夏战役计划的实质，并再次强调了当前战略重点是阻击南线敌人并打通定远营得到苏联装备。但是，后来共产国际突然将接济地点从定远营改到了遥远的新疆，这是后话了。
10月27日，朱德、张国焘表示：“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朱德、张国焘关于执行击破南敌停止其追击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并报毛泽东、周恩来电（1936年10月27日5时）》）徐陈领导的四方面军指挥部过河，并未得到中央批准。面对张国焘破坏中央阻击南线敌人的战略计划，聂荣臻于10月27日向中央汇报时表示：“张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此点不仅是证明他怕胡宗南，更包含着继续向甘凉肃以至新疆逃跑之实质及一贯路线。”（《土地革命战争纪事（1927-1937）》，第594页。解放军出版社）还是那句话：选择张国焘热衷的西渡黄河、不积极执行中央重点打击南南线敌人计划的徐陈，如果不是执行了张国焘路线，又是什么呢？中央对红五军渡河更是毫不知情。10月28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51页。解放军出版社）徐陈这就提出了五军渡河的意见。同日，朱张回电表示：“五军即照徐、陈二十八日未时电部署，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朱德、张国焘关于在海原以南消灭胡敌先头部队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解放军出版社）在中央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五军西渡黄河。在张国焘的指挥下，30军、9军、红四方面军指挥部、5军走上了“西进”道路。
张国焘本人回忆：“关于解决党内争端问题，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对于这一点，我声明我主动的去陕北，足以表示内部团结的诚意，一俟西进计划顺利实现，我决这样做。我也说到共产国际已知道我们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又批准了我们的西进计划，两个中央对立的形势也已解除了，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持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张国焘：《我的回忆》）他毫不避讳的暴露了他的真实目标：西进“开辟一片新天地”、攒出和中央分庭叫板的本钱。徐陈确实执行了张国焘的意见，并没有积极执行中央打击南线敌人为重的意见。毛主席的战略重点是宁夏，张国焘的战略重点是河西走廊；毛主席的意见是一四方面军合力作战，张国焘的意见是分裂一四方面军。徐陈此时和此后的行动，都体现了张国焘的意见。
徐陈先后提出并放弃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并主动包下了西部局面开辟与打通国际线的任务
在张国焘指示下，红四方面军首长率领红30军、9军、5军与四方面军指挥部西渡黄河。由于张国焘的破坏，毛主席精心设计的宁夏战役计划完全流产。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向中央军委请示：“一、若主力能够速渡河，需此方带（待）接时，即向中卫、宁夏进；二、或单游击定远营；三、或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若主力不能迅速渡河，此方因各种关系，不便久时，即我方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目前大靖、土门、古浪、凉州甚空虚易袭，不缺粮，人多，均汉人，若不出动待敌迫近或布妥，在此方即陷于极大困难之境况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请示行动方针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2日）》。解放军出版社）徐陈提出的如若主力不迅速渡河他们就率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方向挺进的意见，不仅根本不在中央十月作战纲领的规划之中，而且和宁夏战役计划不沾边。5日，朱德、张国焘回电徐陈，表示：“（戊）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己）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庚）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你方和河右岸主力行动有何意见？请随时电告。”（《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朱德、张国焘为河北纵队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独立开展新局面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5日14时）》。解放军出版社）“机断专行”“不受一切牵制”，当然包括可以选择不接受中央指示。从中也可见张国焘继续明确了他的战略重点——西进，打马家军。
11月6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纲领：我四方面军北渡之主力，遵军委电令有首先消灭平番、大靖间马步芳野外部队，进取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地区，发展创造甘北抗日后方，配合主力行动之任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问前、陈昌浩、李特关于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6日）》。解放军出版社）7日，朱德、张国焘等回电表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林育英、朱德、张国焘为迅速执行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致徐向前、陈昌浩（1936年11月7日）》。解放军出版社）请注意：如前文所说，平大古凉战役计划虽然在四方面军的局部军事上也不是毫无合理性，但是其战略方向不仅和中央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沾边，而且和宁夏战役计划也不沾边。对中共在陕甘开辟局面、阻击南敌的大局而言，甚至某种程度上弊大于利。因为一四方面军主力集中起来，无疑可以对胡宗南部造成更大打击，这比打马家军要划算得多。中央由于前文所提原因，不得不批准了徐陈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意见，表示：“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已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1）》：《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作战新计划致朱德、张国焘、彭德怀等点（1936年11月8日）》。解放军出版社）中央虽然给西路军提出了“直接打通远方”的任务，但是并未对西路军“怎样打通远方”、派多少部队“打通远方”做任何具体部署，甚至强调完成期长达一年。后来迅速西进又迅速失败的西路军行动，与中央这里的意见可以说是毫无关系的。
11月12日，主席和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表示：“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央军委询问西路军情况致朱德、张国电（1936年11月12日15时）》）由于共产国际突然将接济地点从定远营改到新疆，主席不得不考虑打通新疆的问题。但是，主席并没有给徐陈下打通新疆的死命令，甚至特意突出强调了如遇困难重返河东的问题。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徐陈表示：“戊、提议此方第一步以主力迅速进到凉州地区，以一部尽量控制土门，功沨（古浪）迟滞南敌，占领凉州地区后击敌。以一军进占永昌、大靖后，我第二步如受着南敌压迫时，或后路受威协时，即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徐向前军事文选》，第881页。解放军出版社）这才是徐陈电报原文，根本没有《历史的回顾》中所说的“争取年前接通新建”这句话。中央并没有下西进新疆的死命令，徐陈更是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至于中央提问的东返问题，徐陈在这封电报未回答一字。
此时，张国焘显然看到了“东山再起”的时机。“占领大西北，又拿到了苏式武器，岂不美哉？”11月14日，他以他和总司令的名义致电徐陈，表示：“以此判断，对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后东追之敌并不多，守甘、凉、肃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们各个击破敌人，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须集结梯次行进，后卫必须强大，相机消灭尾追之敌，更能完成根据地任务。”“大局日益紧张，蒋利于我们速决战，我们应调动其兵力持久之，在运动战中灭敌，使敌疲于奔命时打击之，以争取政治胜利。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朱德、张国焘关于西路军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电（1936年11月14日）》）张国焘显然要徐陈全包下来在西北荒僻地区打开局面与接通新疆的任务，这样的话他也有和中央叫板的本钱了。17日，张国焘突然致电徐陈，表示：“戊、毛炳文本日开始渡河，十八日可渡完，先集结锁罕堡、大小卢塘，再向大靖进。己、你们兵力应相当集结，速打通远方为要着。（万万火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朱张关于敌军行动及速打通远方致徐陈电（1936年11月17日）》。解放军出版社）徐陈接到张国焘的电报之后，按照张国焘的意见，迅速放弃了攻打凉州，并迅速西进。徐陈才提出没多久的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就这样迅速、突然被他们放弃了，西路军走向了更为荒僻的大西北地区。这与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任何关系。
11月18日，毛主席致电朱德、张国焘。主席表示：“四军萌城抗战甚为得力，请鼓励其继续抓紧阻该敌，以利一方面军与三十一军之突击。现胡军已露疲、阻止，其弱点兵力又颇分散，一战而胜前途大佳。因陕北绝无粮食，南下又集中兵力于庆合，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毛泽东关于战胜胡敌才便开展局面致朱德、张国寿电（1936年11月18日）》）不出毛主席所料，中共于21日在山城堡之战夺取胜利后，蒋介石果然震惊，将毛炳文部调回来了河东。主席战略决断之正确、战略预判之精确，令人很难不发自内心敬佩。这一战，实际上也给河西部队东返提供了必要的战略条件。对于共产国际突然将接济地点改为新疆，主席也并不满意。同日，主席在给徐陈电报中表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解放军出版社）可见，主席反对河西红军主力西进、仅仅提出了将来只能去一部的设想，并重点强调了遥远的西北荒僻地区的困难，与张国焘急于西进、急于打通远方的意见根本不同。
21日，徐陈致电中央并告朱张，表示：“（一）与马、毛全力决战不利。（二）须尽力加强有生力量（三）竭力在永（昌）、肃（州）间创立根据地以接通国际，如永（昌）甘（州）间决战不利时,主力可以而且必须移甘（州）、肃（州）间再战。（四）五军全部约十二月五日前可到安西。国际接济最好先期或按时到达,无论如何皮衣、子弹速来。（五）如取到接济可以回击甘（州）、凉（州），更合力配合主力行动。”（《徐向前军事文选》，第38-39页。解放军出版社）可见，徐向前、陈昌浩更倾向于打通新疆、接通国际以及在永、肃创立根据地，与毛主席担心西部地区人烟稀少、荒僻、条件不利的态度根本不同。23日，蒋介石决定将毛炳文部撤回河东；25日，主席将这一消息转达给徐陈。然而，12月6日，徐陈甚至表示：“我们根据已知情况，对主力行动有以下意见:1.抗日形势仍未取得应有的具体开展，蒋曾在防共抗日中表现一种动摇，但目前不是着重剿赤，关防阻打开国际，仍成为抗日共同立场。2.依据形势估计敌我情况，主力在河右岸暂时出击难能站稳脚跟，取大的胜利。只有先在有力的准备力量，再困有决定意义之发展。3.甘北气候、地区、人粮、物力与新疆、远方关系均便利。4.蒋不能移大兵到甘北，二马实力夜战削弱，我主力可单独制之。5.主要集中组织力量均增强，因此，我们主张主力速来，黄河结冰迅速向甘北古、大、凉、民进。”（《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等对目前主力行动的意见致中央电（1936年12月6日15时）》。解放军出版社）这显然是要中共一二四方面军主力都转移到河西荒僻地区，这难道不是要全党都执行张国焘路线吗？毛主席当然不同意徐陈的错误意见。“我现在管不了你，但是你也别想管我！”早在12月1日，主席就表示：“我军似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定了。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势，加紧休息整理。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毛泽东年谱（第一卷）》第616页，2023年修订版。中央文献出版社）后来，主席毫不动摇坚持了在现地区坚持的战略方针，对徐陈“主力西渡”这一完全错误的意见不做任何理睬。主席这时做出的“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的可能”预言，被后来的事实证明是完全精确的神预言，体现了毛主席作为战略家惊人的高瞻远瞩。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可知：在西北荒僻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完全是张国焘影响下西路军首长自己决定包下的，他们在放弃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之后选择了更荒僻的西部地区作为根据地——甚至一度建议全党全军“主力西渡黄河”。在此期间，毛主席恰恰重点强调的是那些地区的人烟稀少于贫瘠；所谓的“打通国际，接通新疆”，对张国焘与西路军首长的吸引力远远比对毛主席的吸引力要大得多；主席倾向于争取一年完成、立足长期，更反对西路军以主力部队打到新疆，西路军首长则在张国焘引导下急于西进。
西路军西进途中停止进军根本不是为了策应中央对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的处理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认为：他们“积极西进”之后，“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但是，徐向前回忆录中说的要求他们策应西安事变、策应河东的“命令”根本不存在——一切关于四方面军、关于西路军的文献，都没有收录过徐向前所说的“命令”。如果有“命令”，这些持与徐向前晚年观点一致观点的编者们早就收到文献集去了。笔者这里说的策应西安事变是广义的，包括西安事变后一段时间的善后问题的解决。
西安事变后，徐陈并未积极策应河东，中央也没有给他们下策应河东的命令。12月20日，周恩来致电主席，表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能做到否，请立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周恩来关于联军打击胡、毛等敌的部署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0日）》）周恩来并没有希望中央下命令，而是以询问态度征求主席的意见。12月23日，徐陈致电中央表示：“我们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等认为迅速取得远方接济为目前迫切与极大要求致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电（1936年12月23日12时）》。解放军出版社）可见，徐陈依然希望把西进作为首要任务。
中央从未要求西路军停在临泽、高台策应河东。1937年1月4日，周恩来、博古在关于防南京方面进攻的作战部署给毛主席、张闻天的电报中表示：“（一）东线:（1）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2）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3）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泰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4）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梅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关迂回。（二）西线:（1）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2）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三）北线: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四）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周恩来、博古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电（1937年1月4日20时）》）这一电报中说明的部署中，没有关于西路军的任何内容，以至于一切与西路军相关的文献集都没有收录这一电报。同日，徐陈也走不动了，对西进产生了动摇。徐陈与李特表示：“㈢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㈣西路抱最大决心□？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徐陈李这段话，不仅表明他们不愿意东返，而且提出了中央不可能办得到的支援他们继续西进的条件。三十一军和四军渡河西进是没条件的、极其冒险的行为，所以中央绝不允许。要求苏方直接把物资送给他们，更是不可能的。可见，西路军停止前进并不是为了策应西安事变善后工作，而是他们自己走不动了。
1937年1月12日以后，西路军陷入极其严重的困境。1月16日，西路军准备东返。中央当即表示同意：“同意西路军在现地休息一个时期，集中全力乘机向东打敌，尔后以一部西进，在这种条件下，并大大向东扩张甘北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军委主席团关于提高红军政治工作与红军纪律致西路军电（1937年1月16日）》。解放军出版社）往东出击，总比往西部荒漠要划算得多。24日，主席再次表示：“一、你们行动方针以便利击敌保存实力为目的，行动方向由你们自决。二、如你们决定东进，我们是赞成的，当派三十二军、二十八军适时到靖远河边策应你们过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军委主席团关于行动方向自决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7年1月24日24时）》。解放军出版社）徐陈要东返，算是进步，主席是支持的。同时，主席也给了徐陈行动自决权。《历史的回顾》中强调中央对西路军“干预过多”“导致西路军机动不足”是不符合当时的电报文献所展现的真实历史的。
然而，好景不长。1月28日，西路军首长突然自主决定：停止东进，集中兵力返回倪家营子。2月13日，徐陈更是表示：“我们详细考虑及根据百余日苦战的教训,认为四军、三十一军此时不能归还建制夹击二马，则西路军无法完成西进任务，决心在甘州、抚高地区乘机击敌，天气稍暖即转到西宁、大通一带活动，因拚战而不能根本战胜敌人，持久消耗实为不利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为完成西进任务的新提议致中央电（1937年2月13日24时）》。解放军出版社）不久以后，困于大西北的西路军几乎全军覆没，仅仅有400人在李先念率领下到达了星星峡。
综上所述，西路军突然停止西进完全是徐陈走不动之后的不得已而为之，中央也并无要求西路军停止西进以策应西安事变的命令。西路军首长提出了东返的意见之后，中央表示了积极支持，并明确指出西路军首长有自决权，对西路军的行动并没有进行“严格干预”。然而，西路军首长突然停止了东返，就地徘徊，使西路军彻底丧失了东返的最后机会。西路军首长心心念念西北荒僻地区导致最后失去东返时机，显然是在执行张国焘路线。
结论：
综上所述，西路军失败，完全根源于张国焘路线。党中央关于西路军问题做出的决议是完全正确的。石仲泉老师否定党的这一迄今为止没有被推翻的决议，不仅违反了党的组织纪律，而且背离了历史真相。另外，笔者认为，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所说的西路军的不可代替的贡献，就是以董振堂烈士为代表的所有牺牲的西路军指战员在战斗中展现了共产主义者不怕牺牲、坚持革命不讲讨价还价的阶级精神。特别是董振堂烈士宁自杀身亡不当俘虏的精神，必流芳万世、教育后世。烈士们为后世提供的阶级教育贡献不可代替。但是，石仲泉老师认为：西路军的历史功绩包括“一是消灭了马家军2.5万余人，为西北解放提供了经验借鉴；二是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策应了河东红军作战；三是牵制了马家军，策应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四是在河西地区建立了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播撒了革命的种子；五是保存了骨干力量，走出了一批共和国将军和技术兵种。”（石仲泉：《伟大的党史情怀——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路军问题的重要论述》）这些“功绩”，不仅都不是领导同志亲口说过的“功绩”，而且绝大多数是不客观的。
第一，毛主席指导下彭德怀同志指挥的西征战役，也是对马家军作战，我军并未遭到惨重损失，反而扎扎实实取得了胜利——这样得远远大于失的战役，难道不比两万军队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军西征要划算得多吗？毛主席指挥的西征之战恰恰在前，而西路军在后。第二，西路军那边，拿不出“策应河东，牵制国民党中央军”的任何一场战例——恰恰毛主席亲自指挥河东红军在山城堡之战重创胡宗南部之后迫使蒋介石要求毛炳文部回到河东，恰恰河东极大策应了他们、减轻了他们的压力。第三，马家军是地方军阀，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的第一志愿是守住自己的地盘、当土皇帝，而没有闲情雅致为了救蒋校长而拼命——热衷于救蒋校长的是国民党中央军。西路军打马家军，不会对策应西安事变产生任何重要作用。第四，东征之战，毛主席指挥红军播撒了革命种子、扩大了政治影响同时，大量消灭了敌人、尽可能扩大了红军、缴获了大量物资之后满载而归、凯旋回陕，这难道不比“播撒了种子”却损失惨重的西路军的工作划算得多？第五，如果没有张国焘路线影响下的西路军西征，难道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不会更多吗？这次惨重牺牲恰恰严重减少了大量革命火种！
请石仲泉老师尊重党的决议、尊重党的组织纪律、尊重历史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