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最早接触到形左实右的概念应该是在读到伟人的《我的一张大字报》之后，但是很少有人去细细思考这个提法的含义。很多人，包括学术界、理论界的学者，只是把它看作党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另一种叫法。
伟人所说的形左而实右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是一回事吗？
关于革命战争年代的“左”倾错误，伟人在他的著名的《实践论》中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
也就是说，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犯“左”倾错误的人，动机是要革命的，只是思想脱离了实际，超越了现实的可能性，故而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
那么，形左实右是个什么概念呢？
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与周围工作人员及同行的王卓超（时任江西省副省长）说起他对党内存在问题的看法时说：“一想到建立红色政权牺牲了那么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担心。一般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什么权利，你提意见他们不听。官僚主义作风反了多次，还是存在，官僚主义思想也比较严重。打击迫害、假公济私、忽“左”忽右、形“左”实右的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你们知道的比我多。报喜不报忧，也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有政治需要、人情关系。县官不如现管，假话满天飞，这些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毛泽东在重提“井冈山精神”时强调“士兵委员会”对官员的监督作用，以一种十分担忧的口气说道：“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
这是公开刊物中查阅到毛泽东提到形“左”实右最早的一次。这种形“左”实右是与官僚主义，打击迫害，假公济私联系在一起的，其实质是“官僚封建东西”，“做官的有特权”， “很容易造成干部的腐化蜕化和变质”。
很显然，伟人这里所说的形“左”实右与以往所说的“左”倾错误不是一回事，不是“超前”，而是向“官僚封建”倒退，是“腐化蜕化和变质”。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与“群众监督”没有形成有效制度相关。
毛泽东在1958年就对形左实右做过具体说明：
—— 对劳动人民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不能使用权力，用权力就是压服。有人这样做，好像很“左”，其实很右，是国民党作风。
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形左实右的本质：形似很左，实质很右，以共产党的面目出现，行国民党作风之实。其关键就在于对待群众，特别是劳动人民的态度：是诚心诚意地为人民服务，还是高踞于群众之上，作威作福，发号施令，强制压服。
这个问题，是在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后才会出现的。在夺取政权之前，面对强大的反动统治，唯有依靠和动员广大的被压迫群众，共产党才可能聚集起人民战争的革命巨浪，形成足以压倒反动派的巨大力量。在那种情况下，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不仅是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而且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唯一选择。可是，在革命胜利后，共产党掌握了政权，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尽管伟人一再告诫全党，不要忘记权力是人民给的，是受人民的委托来执管政权的，但是党内仍然普遍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思想，不少官员渐渐忘记了曾经与人民群众的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以统治者的心态与官老爷的态度对待人民，把广大群众视为被治理的对象。
这种情况，早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不久，毛泽东就觉察到了。他在1953年1月5日关于开展“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
——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就其社会根源来说，这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的问题。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首次提出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毛泽东是这样说明的：
—— 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1957年 3月20日毛泽东在党政军干部会议上作整风动员讲话时，特别地就如何处理政府机关与群众之间矛盾的问题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
类似的话，毛泽东还讲过多次，中心意思就是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要解决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提醒各级官员绝不能像国民党那样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群众实行压服。
可见，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要防止共产党走上执政地位后忘了自己的根本，重蹈国民党的覆辙。曾经在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党内工作过的毛泽东，很清楚国民党是如何从一个革命党变成一个反革命党，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在取得政权后抛弃“扶助工农”的政策，走上统治、压迫、镇压人民群众的道路。共产党执政后绝不能走国民党的老路。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开门整风”。1957年4月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要求从上到下的各级党委，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执行情况报告中央。其中的重点就是要解决“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
由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共产党的政权还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颠覆活动，57年右派叫嚣要共产党下台的情形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放在首要位置，对已经觉察到的党内问题则希望通过整风加以解决。
直到几年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挫折，许多料想不到的严峻情况接踵而来，才使得毛泽东思考的重点发生了变化。
曾经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抱有极大期望，对人民群众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热火朝天的积极性欢欣鼓舞的毛泽东，却在1960年夏得知农村处于严重的饥荒之中，这与他在之前不断收到各地喜报频传的好消息成了截然相反的对比。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是这样描述这时毛泽东的心情：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1960年7月5日-8月10日），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
历经多少惊涛骇浪，艰难困阻的毛泽东，从来都没有这样显得身心疲惫。这时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为什么本来大有希望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八大建立了一线、二线的领导制度后，有一线同志处理具体工作，毛泽东除了抓大的方向之外腾出精力去处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大理论分歧问题。虽然他仍然关注各地送来的报告，但这些报告大都报告好消息，始终是“一片大好形势”。现在突然发现农村不仅减产，还到了闹饥荒的程度。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为自己未能及时掌握基层实情而自责，多次作自我批评，并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传》记载：心情沉重的毛泽东，常常睡不着觉。从10月开始，他开始不吃肉了，他要跟老百姓共渡难关。
对毛泽东震动最大，并引起他高度警觉的，是1960年10月26日中组部、中监委关于信阳问题的调查报告。当地干部为了维持虚报高产的谎言，不惜动用各种非法手段，夺取群众家中的最后一口粮，直接导致饿死人的严重后果。报告揭露了一些官员对群众捆绑打压，到了草菅人命，骇人听闻的地步。如此践踏法纪的行径，就不能简单归结于政策掌握不当了，因为这完全不是身为共产党员做得出来的事情，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会干出这种欺压百姓的暴行。因此，毛泽东自然得出结论——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
接着，毛泽东又陆陆续续收到类似问题的报告，这就使得他把关注的目光集中到干部队伍中带有典型性的问题。
一个尖锐的事实对比摆在眼前：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在面临危险时共产党员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全群众，无论多么艰难的环境，都能挺得过来；可是，在和平年代，在共产党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克服暂时的困难，却为什么会出现官员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明目张胆地抢走群众最后的活命粮而造成饿死人的事情呢？
问题集中到一点，即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如何看待手中的权力？是坚守共产党的立党宗旨，做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还是步国民党的后尘，做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违法乱纪的恶行，都是在“党的领导”名义下，在“反瞒产”一类“左”的口号下实行的。
执政，成为共产党能否保持本色的严峻考验。
这段时期，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提醒全党警惕“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那样的掌权人物。这在《毛泽东年谱》中有充分的反映。他说“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他又说：“必须认识这是反革命分子的复辟，死官僚主义是他们的同盟军”；他怒斥这些坏人的胡作非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他还指出：许多问题，如“共产风”，“在不少地方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县级和县级以上的”。
在这些指示中，有两点毛泽东特别强调。第一，对干部品质的基本判断，就看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凡是“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的人，就是“假共产党，真国民党”。第二，整顿干部队伍，必须紧紧依靠群众，“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对于那些坏干部，“要由群众撤他们的职，不要只由上级去撤”。总之，“群众的解放，要依靠群众自己，不是依靠任何人的恩赐”，要让群众真正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由官员来掌控一切。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群众路线的重要讲话，反映了这段时期他的深入思考。
在这个讲话中，毛泽东反复强调：“让群众讲话”，“一定要让人讲话”，凡是“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的人，绝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越怕，就越有鬼” ；他提醒全党警惕“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纪。这是些小蒋介石。”
他以极其郑重而严肃的口气告诫全党：如果执政的共产党不坚持群众路线，“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形成了一个清晰的思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变质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的不是来自外部的敌人，而是来自掌握政权的共产党的内部：共产党的干部如果背弃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把自己视为治理民众的统治者，承袭数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官本位传统，就会成为新的官僚，就会使无产阶级专政变质，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种变质的一个特点，是以维护党的领导为名，违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原则，打着各种“左”的旗号，行压服群众之实——这就是形左实右的典型表现。
在随后开展的“四清”运动中，在是否坚持群众路线，是否依靠广大群众把主要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已经蜕化变质的掌权者等问题上，也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引发毛泽东极大不满的某些做法，恰恰是在一些“左”的口号下，以“反右倾”的形式出现的。
这就是晚年毛泽东为什么突出地反对形左实右的原因。他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把反对形左实右列为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表现。他殚精竭虑所思考的是——为实现“全国性的政治民主”，保障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利，保障人民群众监督各级官员的权利，寻找到“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
（1966年2月和6月，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两次请示毛泽东公开发表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他批示：“此问题很大，要真正实现民主集中制，是要经过认真的教育、试点和推广，并经过长期反复进行，才能实现的，否则在大多数同志当中，始终不过是一句空话。”当时他正在考虑“找出一种形式，公开的，全面的，自下而上的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所以期待着在人民群众新的实践中“一定有许多新的经验可以对这篇讲演加以修改”。）
这个问题，超越国界，是关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重大课题。毛泽东的思考与探索，必将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留下启迪后人的重要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