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有个人的名字一度比毛泽东还要响亮。他叫张国焘，生于1897年，小毛泽东四岁。两人都是中共党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彼此间既有少许相同之处，又有许多迥异之处，存在着极大的正反可比性。
毛泽东出身于湖南韶山一个接近富农水准的小农家庭，张国焘出身于江西萍乡一个富有封建官绅家庭。毛泽东的父母均为勤劳朴实的乡村农民，张国焘的父母则为手握一定权力的地方官员。毛家在当时社会上身份卑微，依靠勤劳节约，生活几近小康。张家家世显赫，生活富裕，堪为一方大户人家。
成年以后，毛泽东几经波折，辗转求学，最后走进湖南一师。张国焘求学路途坦荡，一帆风顺走进当时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
两人都是思想先进、向往革命、勇于创新的革命青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发动各界人士闹学潮、搞罢工。始终与旧阵营做不屈不挠斗争。他号召在校学生起来，大张旗鼓地驱逐压制学生革命活动的校长张干。他数度奔波于北京与长沙之间，带领湖南各界民众开展了旷日持久的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运动。张国焘求学北京期间，适逢五四运动爆发，他是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不仅积极投身运动，而且把参与联合会的学生分别组成若干讲演团与讲演小队，到北京城内外的街道、车站、集镇等地方作露天讲演，还散发张贴宣传品，号召市民抵制日货，大胆揭露北洋政府内部的亲日分子。
1918年，毛泽东经恩师杨昌济介绍走进北京大学，在李大钊任图书馆长的北大图书馆任普通职员，正式开始了直接与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的接触，逐渐接触马列主义信仰，深受二人高度赏识。张国焘1916年已是北大北京大学理科预科学员，并在陈独秀、李大钊直接领导下频繁开展革命工作。
1920年，随着马列主义理论广泛传入中国，二人同时接受了马列主义信仰，成为国内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信徒，走上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后来，毛泽东在湖南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小组领导人；张国焘在北京协助李大钊创建了马列主义小组，负责组织工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告成立。毛泽东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发起人与党代表身份参加了成立大会，张国焘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一大召开期间，因中国共产党两位最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未参加会议，张国焘受其委托主持了整个会议过程，当选为中央局成员，分管组织工作。这一职务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并一直连任到中共六大后张国焘叛逃国民党为止。毛泽东则在一大期间担任书记员工作，负责会议全过程记录，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毛泽东仅在1923年中共三大当选为中央执委委员，参与中央领导工作。之后，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相当一个时期，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个别时期，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委员。如果从中共一大到遵义会议期间看，毛、张二人所担任的党内职务，张国焘始终高于毛泽东。
1924年1月，毛、张二人一起参加了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一大，均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
1927年，二人在不同地方先后参加了蒋、汪反动集团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武装起义。毛泽东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张国焘参加了南昌起义。后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奔赴井冈山，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由此点燃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星星之火，为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直接奠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础。张国焘则于1928年赴苏联参加了中共六大。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驻莫斯科。
1931年，毛泽东依靠自己与战友们的不断努力，极大拓展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并创建了第一支全新的无产阶级革命武装队伍——中国工农红军。在此过程中，他通过三湾改编、古田会议，明确确立了党与军队之间的不二铁律：支部建立在连上，党对军队具有不可替代的绝对领导权。正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才正式有了明确奋斗目标、有了雷打不动的组织纪律、有了永不更改的军魂、有了官兵一致的和谐共进。此时，滞留苏联三年的张国焘回到国内，继续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受中央委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
此后一个时期，毛泽东因受左倾机会主义者的不断排挤与打击，不仅逐步失去了对由自己一手创立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而且一度被严重边缘化到只能去闽西地方做基层调查工作。还是1931年，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凭借自己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而身为政治局常委的张国焘、项英等人当选为副主席。
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后，不加分析地机械照搬并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苏区内部大搞肃反运动，误杀了为数众多的优秀革命领导者，甚至连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妻子也未能幸免于难，给根据低各项工作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后来，鄂豫皖根据地因错误执行左倾路线，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四面围剿。根据地日益萎缩，革命形势渐趋危殆。最终不得不远赴四川，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
此时的中央苏区，博古、李德同样机械教条地执行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给原本形势大好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损失，一度欣欣向荣的革命形势迅速走向低落。无奈之下，中央红军被迫开始了所谓的战略大转移。此时，已到达川陕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利用国民党军队全力合围中央红军的难得机会，迅速在新开创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内大展宏图。一个时期里，川陕根据地内的革命形势一片红火，兵强马壮，成绩斐然。
1935年1月，中央红军在遭遇湘江战役重大失败之后，一路攻防，一路穿插颠簸，最后占领了贵州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足以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命运的遵义会议。党内军内所有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领导军队时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博古、李德领导红军之时，红军接连遭到重大损失？不仅丢失了苏区根据地，而且遭遇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历史在危急时刻，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毛泽东。如此一来，毛泽东责无旁贷地走向了领导中共革命事业的历史前台。自中共三大时唯一一次短暂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后，毛泽东再次成为党中央核心领导层成员。毛泽东这一次走进中央核心领导层，直接决定了中共革命史从此开始了告别左倾机会主义统治的新时代，正式走向日益正确、日益稳固、日益兴旺发达的新征程。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艰险，迭遭磨难，突破国民党反动军队的重重围堵，一路喋血牺牲，一路无畏豪迈，一路筚路蓝缕，终于到达川北，与张国焘领导下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按说，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师，必会使处境艰难的革命事业走出危境，再创辉煌。可危机偏偏出在看似形势大好实则潜流滚滚的这一大好时机里。
拥有八万之众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彼时在党内的地位与声望几与毛泽东齐肩。如果他像毛泽东那样，将全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不计个人私利，一切以革命事业大局为重；能像毛泽东那样，即便暂时受到左倾机会主义者排斥与打击，始终也不改初心，尽己所能地为革命事业做着力所能及贡献，那事情就绝不至于发展到后来那样危机与难堪境地。当张国焘从周恩来那里得知中央红军总人数只有区区两万人且亲眼目睹了中央红军衣服褴褛、装备极差境况时，个人私心迅速膨胀。自那时刻起，他心里哪还有一切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念想，哪还能毫无保留地服从党中央的领导与指挥？彼时的张国焘，想的只是自己如何优于他人的不平凡经历，不一样的地位与暂时出色的革命业绩。他一定在还在想，若论个人资历与威望，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人哪能与他相比？至于毛泽东，张国焘一定想着党的一大上，自己不仅是会议主持人，而且还是分管组织工作的核心层领导人，而且一大到六大，他从未从这一核心位置退出过。毛泽东虽然在开创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央红军、领导土地革命诸方面领先于自己，可眼前中央红军的不堪现状足，可抵消这一切。更何况，自己彼时仍是少数几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在党内地位与刚刚进入政治局常委行列的毛泽东一样高。
人的私心一旦放纵开来，一切高大上的革命信仰，一切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一切党与军队的绝对领导与被领导关系，都会被暂时利令智昏的大脑所支配，所左右，以致做出无法改变的莽撞举措来。
随后，张国焘开始了一系列分裂党、分裂红军、严重破坏党的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他指使部下笼络红一、三军团领导人林彪、彭德怀，遭到拒绝；伸手向中央索要政治身份与领导位置，一是暗示自己能走进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岗位，二是要求中央允许四方面军内几位主要领导人或成为中央委员或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三是对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决策阳奉阴违、拒不执行。
此时此刻，对身为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张国焘自是不放在眼里。危急时刻，唯有毛泽东才有资格与威望做张国焘的工作，也有能力与智慧筹谋如何化解党内军内乍然出现的严重危机。
经过周密考虑，毛泽东断然决定，部分满足张国焘提名的四方面军领导人担任中央委员与政治局委员要求，动员周恩来主动将红军总政委一职转给张国焘。但毛泽东坚决反对张闻天让出党中央总书记职务给张国焘的想法，并尽最大努力说服四方面军领导层，要认清形势，服从革命事业大局。
毛泽东及党中央的种种努力，哪能满足权力欲望严重膨胀的张国焘？更改变不了他愈加顽固的我行我素、视党的组织纪律如乌有的个人主义观念。最终，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内部矛盾日趋严重。张国焘不仅拒不执行中央北上陕甘决定，且不顾一切地率军南下。不但他本人如此，而且还密电陈昌浩，必须裹挟中央和一方面军一同南下。还说什么，如果中央与一方面军不同意他的南下方针，就要开展所谓的党内斗争。
危急时刻，毛泽东从叶剑英那里得知了消息，立刻感到问题十分严重。此时，张国焘的政治野心已全面暴露。他不在跟中央兜圈子，而是直接亮明了自己的底牌。危急关头，如果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势必会给革命事业造成无可挽回的毁灭性损失。
长夜漫漫，百忧劳心。情急之下，毛泽东经过激烈思想斗争，清醒认识到，如不及时率领党中央和一方面军悄然北上，很有可能要遭受张国焘铤而走险恶劣行为的严重伤害。
1935年9月9日晚上，在川北荒凉之地，毛泽东经历了他自认为是一生中的至暗时刻。他迅速做出决定，暂时与张国焘率领的四方面军分道扬镳，连夜拔营，毅然北上。正是这一英明果断决策，避免了两只主力红军存在极大可能性的内部火并灾难，为红色革命队伍留存了相对充实的革命火种。再一次挽救了岌岌可危的革命事业，挽救了刚刚摆脱严重危机的中国共产党。
张国焘挟兵自重的军阀行为，哪一点像一个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所为？哪一点具有领袖群伦者身上不可或缺的坦荡无私、胸怀博大、阳光豁朗、目光长远的意志品格？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山头主义，现时代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军阀门户主义，有枪便是草头王的绿林草莽主义，在张国焘身上暴露无遗。如此狭隘的阴鸷心理，如此粗野的鲁莽行为，如此为所欲为的兵痞做派，不仅充分彰显了张国焘自私自利、毫无革命大局观念的粗鄙率意特性，更严重破坏了党指挥枪这一关乎革命事业生死攸关的不变军魂。
毛泽东及中共中央睿智果决的北上之行，从中国革命事业大局而言，既是彼时唯一正确的选择，也是被逼之下的英明果断之举。正是在那个决定革命事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刻，毛泽东及中共中央不得不无奈地留下了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朱德、刘伯承等人在四方面军，同时也无奈留下了一直跟随中央红军长征的红五、九军团。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带领下，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顺利到达陕北，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陕甘红军会师。由此扎稳脚跟，拉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开启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的新纪元。
反观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在张国焘错误路线指引下，挥师南下，跌宕起伏，最终兵败百丈关，八万人马一下子折损过半。后来，在中共中央和后期到达四川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等人联合劝说下，不得不沿着中央红军北上路线，二次跨越草地，到达陕北地区，与先期到达的中央红军回事于甘肃会，结束了一年多来，红军没有牢固根据地、没有稳定物资及后勤支援、没有成熟军民关系、历尽了千辛万苦的伟大长征。
中央红军北上之后，张国焘在错误泥潭里越陷越深，竟至彻底放弃了川陕根据地，开始了与中央红军背道而驰的所谓南下征程。当年10月，张国焘率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公然在四川卓木碉宣布成立伪“中央”，甚至狂妄地公开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党籍，彻底走向了分裂党、分裂红军的重大错误之路。
业已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党中央，始终没有忘记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没有忘记滞留于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及原属中央红军系列的红五、九军团全体将士。一直通过不同渠道，与他们保持着联系，并尽最大努力劝说他们迷途知返，北上陕甘。
历史往往在最危急困难之际，因为一两个人的特殊行为，发生了足以影响后世历史的惊人巨变。张国焘违背中央决定率军南下的错误行为，对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革命事业，危害极大，中伤很深。按照中共组织纪律原则，对其如何处置都不为过。
然而，胸怀革命大局的毛泽东，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从来对极个别人而不对事处置一切。他委婉拒绝了党内个别同志声言要与四方面军尤其张国焘彻底划清界限的建议，以最大诚意、最大努力对处于危机之中的四方面军及张国焘本人予以最大慰勉与劝解，丝毫不放弃对他们的希望与努力。
张国焘呢，始终以狭隘个人主义为处事先决，从不考虑革命事业大局，从不考虑红四方面军全体将士生死安危，从不考虑如何维护团结，从不考虑党的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危机。他心里唯一盘算的是自己所犯错误能否被人忽略不计，如何能将自己所犯错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即便后来在被迫之下北上陕甘后，依然心存私念，不打算与中央红军会师，幻想着要到青海开辟新的根据地，以便能逃脱他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危害必须要有的纪律惩罚。
毛泽东的胸怀与格局，是张国焘绝难望其项背的。为了革命事业大局，为了国家民族利益，他从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升迁，从计较党内同志有意无意之下犯下的错误，从来都怀揣坦诚与真诚、怀揣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理念，处置事务，化解矛盾，团结同志，顾全大局。
1938年，毛泽东摒弃党派恩怨，摒弃家仇私恨，几经口舌劝说全党同志，要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时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同仇敌忾，全民御敌。这一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在昏黄油灯前，连续伏案十几个昼夜，撰写出了光耀千古的军事名篇《论持久战》。为处在迷惘之中的全民抗战事业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做出了科学合理的宏观战略规划，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战术指导。
此时的张国焘又在搞什么？他犯了严重政治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然而，党中央、毛泽东并没有放弃他，仍委他以重任，担任陕甘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然而，张国焘不仅毫无真诚忏悔之心，而且开始了更加错误甚至严重犯罪的逆向行动。1938年4月，张国焘乘祭奠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怀抱。4月18日，中共中央开除其党籍。不久，张国焘可耻地加入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主持“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始从事彻头彻尾的反共特务活动。
此时，毛泽东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深孚众望、首屈一指、无可替代的伟大领袖。带领全国广大民众，同东洋倭寇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使得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逐渐成为全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再后来，毛泽东率领全中国民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此后岁月里，先后打败了入侵朝鲜半岛的美西方联合军队、入侵中国领土的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西贡军队。彻底结束了外敌入侵中国、践踏中国、奴役中国、掠夺中国的百年屈辱历史，让沉沦百年的中华民族彻底站立起来了。
张国焘呢，随着国民党在大陆失去政权统治，不得不龟缩到台湾岛上苟延残喘，先是亡命香港，再后逃亡加拿大，最终在一个寒冷冬夜，冻死在当地养老院里。
纵观张国焘与毛泽东的人生阅历，不难看出，初期的张国焘算得上春风得意，洋洋洒洒。革命之初，确实做出过不少贡献。然而，由于他的自私自利，局促狭隘，信仰游移，立场不稳，格局窄狭，最终沦落为革命初心的可耻背叛者。可笑的是，张国焘叛逃以后，虽经周恩来几经劝说，终任何无效果，竟自走上了与革命阵营势不两立的不归路。悲催的是，张国焘临了只是以孤家寡人身份成了国民党爪牙。跟随他的警卫员，一经发现自己的“首长”竟然成了可耻叛徒后，毅然与其决裂，重返延安，继续自己的革命之路。
张国焘与毛泽东，特定历史时期内，确实具有一定可比性。然而，随着历史演变与个性本质的逐步显现，二人之间渐行渐远，高下立判。他们的历史定位与所做贡献，随着后来的历史延展，相去愈益悬殊，几成云泥之别。
毛泽东以非凡卓越的超一流才华、足可撼动天地的杰出能力、至高无上的人格魅力、白璧无瑕的道德情操、领袖群伦的强大气场，毫无愧色地成为中国革命事业中无可替代的最伟大领导人。他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旧中国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且逐步将中国带入到世界工业强国行列。中国有了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的福气，是中华儿女的福气，是整个国家的福气，更是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国家地区人民的福气。
张国焘呢，背叛革命之后，并未受到蒋介石赏识，最后去了为人不齿的军统，充当了反动势力的打手与走狗。最后逃亡到加拿大，垂暮之年不得已走进了养老院，最后冻死在饥寒交迫之中。
历史上从来不缺乏能力超强之人，但却缺乏信仰坚定、品德高尚、无私无畏、才华卓绝之人。若论个人能力，张国焘虽不能比肩毛泽东，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中，也算是数一数二的人物所在。起码，由他一手带入人强马壮态势的红四方面军，当时是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主力红军、第二大红色根据地。然而，他自私狭隘，信仰不坚定，没有基本的组织纪律原则，行事肆意妄为，视党的组织纪律如同虚无。张国焘尤为严重的错误有三条，一是肃反扩大化，误杀了为数不少的优秀革命者；二是严重践踏了党指挥枪这一任何时候都不容有丝毫动摇的军魂，拥兵自恃，索要权利，搞亲亲疏疏的山头门阀主义；三是公然分裂党中央，私自成立伪中央。他的所作所为，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其恶劣程度，较之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说，张国焘较之于毛泽东，绝不可同日而语。他们一个时翱翔天宇的大鹏，一个是投机钻营的蓬间雀；一个是巍峨高山，一个是黄土一抔；一个是人间大佛，普救天下苍生，一个是奸邪盗寇，为了个人利益不惜胡作非为；一个以天下为己任，不计名利得失，一个自私自利，不惜断送大好革命形势；一个为中华民族建立了功高盖世的历史伟业，一个在背叛初心之后可耻地充当了反动势力的爪牙。
历史永远是公正的。正如有人所言，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由此，我们可以得出最终结论：毛泽东乃天下第一公者，张国焘乃天下少有私者。二者天差地别，势呈正反。这不是哪个人的定论，而是历史与人民的公论。
2026.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