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子夜，京郊丰台铁路指挥所灯火通明。总后勤部运输局的参谋们围着作战地图，看着一条条通往华南的红线渐次点亮。有人低声嘀咕：“新开列车次这么密，钱从哪儿来？”没人回答，窗口外的北风卷着雪花，只闻电报机“嗒嗒”作响。

　　春节刚过，南下的车皮在湘桂线上排成长龙。装卸工赵长林被两节敞篷车里的大堆军靴吓了一跳，鞋底钢钉锃亮，可生产日期却标着“七一、七二”。老伙计笑他见识短：“仓库深得很，这点儿才开了个头。”几天后，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北方库房沉睡十多年的物资在边境丛林开口“说话”。

　　战后档案显示，战事共动用经费二百二十三亿元，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约百分之五点四。诡异之处在于：外汇账户分文未动，财政部靠的全是人民币存量。只要翻开预算文件就会发现，其中一百八十二亿元标注为一九六五年设立的“战备专项”，这是毛泽东批示“一分一厘不能挪用”的那笔老本。

　　有人总爱把“一穷二白”与“经济崩溃”画等号，却忘了冷冰冰的库存才最诚实。广西隆安洞库里封存的一三0毫米加农炮皮封完好，贵州某山体工厂出库的炮弹批号停在一九七四年。东线的卡车方队清一色解放CA10，底盘锈斑不多，却都印着“一汽七五年”字样。若真是捉襟见肘，又如何解释这份富余？

　　再抬头看宏观数字：一九五二年全国钢产量一百五十万吨，至一九七六年跃至三千两百万吨。攀枝花、包钢、鞍钢接力投产，耐高强度装甲钢、硅钢片乃至核级不锈钢相继下线。水泥、平板玻璃、化肥的产量曲线同样一路上扬，支撑起遍布大西南的“山散洞”工事。一位老工程师曾比划：“敌机炸平山顶，也摸不着我们那层岩石的门。”

　　农业底盘不能漏。粮办资料表明，一九六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全国粮食总产从一亿九千万吨提升到三亿零五百万吨。红旗渠、葛洲坝、套里沟引水工程铺出千里水网，水利灰线搭上工业红线，兵站军灶便不缺口粮。后勤部清点粗粮饼干时惊喜地发现：六九年配方的高能压缩饼干仍保持香味，拆袋冲泡即可下锅煮粥。

　　值得一提的是，三线建设的厂房在战争中表现惊艳。川北深山里，距前线一千公里的兵工十六厂在战火初起三小时即转入二级战备，所有机床移入洞中，照常开机。越军空袭重点瞄准友谊关一线，却无从摧毁后方的地下生产链。军事经济学界把这种“空袭冗余度”当作计划经济的一种另类优势。

　　国外学者也留下记录。美国汉学家科恩一九八0年进京查档，反复确认中国当年竟零外债。他在访谈中问财政部干部：“你们怎么做到边还苏联债务边搞原子弹？”对方递来一张数据表，随后淡淡一句：“该吃草时大家都吃过，账是这样算清的。”这句玩笑背后，是全国储蓄率长期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事实。

　　国际援助曾被视作沉重包袱，可数字同样耐人寻味。一九五○年至一九七八年，中国对越援助总额折合三百多亿元。哪怕如此，本国财政仍能在七六年实现盈余七十亿元。不少经济史研究者因此提出“紧缩型外援”概念：对外输出的是成套工业和成型物资，对内则通过高度集中分配，把缺口压到可控区间。

　　回到前线。谅山地区总攻前夕，一位师长对参谋说：“当年援越抗法的炮，如今打回来，我们要的是比他们更充足的弹药。”战斗结束后清点，储备弹药还剩三成多。后勤处干事笑言：“真怕打不完拉回库房，又得刷油封。”

　　外部的质疑从未停歇。八十年代初，某些西方经济学家断言中国工业“阴影工厂”多半是空壳。可他们来到沈阳铸造厂，被万吨水压机的轰鸣震得耳膜发麻；走进昆明机床厂，看到数控系统已在试切飞机起落架。三菱代表离开时悄声感叹：“这底子，省了我们至少十年。”

　　对越作战不过短短二十八天，却像一束探照灯，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家底照了个透亮：背负还债压力，保持较高储备；在缺外汇的日子，优先保证国防、粮食、基建三条线；面对可能的全面战争，洞库、三线、战略资金“三位一体”蓄势待发。有人质疑几十年计划体制是否高效，但冷冰器材、成批卡车、长库资金给出的都是冰冷答案。

　　战争结束，部队陆续归建。二十六军军需处把用余的压缩饼干分给驻地小学，木箱侧面印着的“备战备荒”红字在孩子们的笑声里格外醒目。十余年后，那些卡车新漆上蓝条，摇摇晃晃驶进民营工地。工人抹去车头的泥点子，依稀还能看到当年越北雨林的编号。有人摸着钢板自言自语：“哪来的崩溃？这铁家伙还在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