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A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DSA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对同一个阶级创伤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作 者 | 郭松民
01
每一场选举都会把政治制度的真实性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其意义远不在于民主党夺回了参众两院,也不在于特朗普个人声望的涨落,而在于向一切认真的观察者揭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事实:美国两党制的外壳依然存在,但填充其内的灵魂已经彻底更换。

共和党被MAGA运动所夺舍,民主党正被民主社会主义者运动所牵引。
两个曾经互为“忠诚反对派”的政党,如今各自听命于内部最激进、最不妥协的派系。
代议制民主那套精巧的平衡术,赖以运转的前提——两个资产阶级政党在根本制度共识之内进行温和轮替——正在它的两极同时断裂。
02
MAGA运动对共和党的夺舍,已经不再是趋势,而是完成了的事实。
据全国民调,明确自认属于MAGA运动的成年人占美国成年人口的18%至22%,约合4500万至5500万人。
这个数字并不足以构成全国多数,却足以构成共和党初选政治中的绝对多数。
MAGA“仍然牢牢控制着共和党的激进基础、控制地方初选的机器以及核心叙事”。
谁掌握了初选机器,谁就掌握了党的肉身;谁掌握了核心叙事,谁就掌握了党的灵魂。
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国会党团和州级党组织,早已不是那个曾经代表东北部工商业精英、讲究财政审慎与制度体面的政党——它已经是一个被基层激进主义征用的容器。

然而,夺舍者与被夺舍者之间的联盟,从来不是稳固的。
MAGA运动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一个承诺之上:它能够动员非大学学历的白人工人阶级,能够把农村和小城镇的选票变成electoral college中的多数。
2026年中期选举的结果却表明,这个承诺正在贬值。
MAGA品牌在俄亥俄、得克萨斯、堪萨斯、艾奥瓦等保守腹地不再是保险单,在传统红州和紫色州的选举中也失去了效力。
极化策略撞上了疲惫选民的天花板,独立选民大规模转向民主党,不是为了拥抱社会主义,而是作为“制度制衡”的机械反应,属于“肌肉记忆”。
于是,MAGA运动从“以全国动员为基础的选举多数”退化为“对党内机器的控制”。
一个控制了党却正在失去选举能力的运动,必然要在内部寻找替罪羊。
替罪羊就是特朗普本人。

这里必须戳破一种流行的误解:特朗普的失败,是因为他遵循了“美国优先”。
不!特朗普失败,恰恰是因为他背离了“美国优先”。
特朗普从来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保守主义者;他是一个张国焘式的机会主义者,一个把“美国优先”当作修辞拐杖、却在执政实践中把它典当给外部利益的投机者。
他把美国拖入一场为以色列利益服务的伊朗战争,而这场战争被共和党内的反叛者和党外的批评者一致认定为拖垮其选举前景的祸根。
万斯在选举日当天发表长文,被媒体解读为“与特朗普做切割”,而他的切割方式正是把责任归咎于伊朗战争。

MAGA基层被告知的是“美国优先”,得到的却是“以色列优先”;是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得到的却是另一场为外国打的战争。
特朗普用机会主义的短视,把一个本可以继续在选举中兑现的纲领,消耗在了一场与“美国优先”截然对立的冒险之中。
但必须清醒地看到:美国保守主义的能量并未耗尽,MAGA运动不会因为一次中期选举的挫败而消失。
MAGA运动的阶级基础——那些在去工业化中失落、在文化变迁中感到被围困的白人工人阶级和小业主——依然存在,而且他们的愤怒不会因为特朗普个人的失败而消散。

运动的领导人会把责任推给特朗普的腐败与背叛,以此完成一次内部清洗,保存机器,等待下一次出击。
MAGA从选举多数退守为党内机器,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次以更纯粹、更不妥协的面貌重新争夺国家权力的准备阶段。
03
如果说共和党已经被夺舍完毕,民主党则正在被夺舍的过程之中。
2026年中期选举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不是民主党夺回了国会,而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协会(DSA)支持的五名新候选人当选联邦众议员。
来自纽约、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科罗拉多;加上成功连任的AOC和特莱布,DSA在众议院的力量从此前的两人扩大到至少七人。
在多个州的众议员初选中,DSA人选甚至击败了民主党在任者;在密歇根州的参议员初选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初选中,也出现了颇具实力的DSA人选。
DSA“跃升为民主党内部最具活力的新生力量”。

这不是偶然的。
DSA的复兴根植于一个阶级事实:民主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纽带已经断裂。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施洛兹曼教授把这一现象概括为“阶级脱钩”与制度忠诚的削弱。
曾经把工人子弟送进民主党阵营的工会、教会和邻里组织,已经不再是政治忠诚的锻造车间。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以身份政治为外壳、以青年和城市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为载体的激进主义。
DSA的纲领——全民医保、生活工资、租金管制、气候正义——之所以在初选中具有战斗力,恰恰因为它说出了民主党建制派不敢说出的话:这个制度在经济上对普通人是失败的。
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和DSA的“民主社会主义”,是对同一个阶级创伤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当然,迄今为止,DSA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查韦斯,更不要说切·格瓦拉了。
目前,DSA仍然是一个依附于民主党参与政治的压力团体,而非一个独立的、拥有自己国家纲领的阶级政党。
它的政治主张“多元杂糅”,身份政治色彩强烈,组织规模虽然在特朗普时代有所扩大,但远不足以取代民主党内的工会官僚、顾问阶层和捐赠网络。

DSA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它已经掌握了民主党,而在于它代表着民主党内部唯一还在生长的方向。
建制派没有纲领,只有对特朗普的否定;而否定性的选举胜利,恰恰是最脆弱的胜利——当“ todo menos Trump ”(西班牙语短语:只要不是特朗普)的选票耗尽之后,民主党拿什么来维系它的多数?
施洛兹曼的警告是准确的:民主党的斩获“更多是对一个长期在位的现任者的反应,而非民主党自身力量被唤醒”。
在这个纲领真空中,DSA是唯一在制造政治忠诚的力量。
它是否会在未来十年内完成对民主党的夺舍,取决于它能否把初选中的激进主义转化为全国选举中的多数——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方向已经确定。
04
两党同时被各自的激进一翼所牵引,其后果不是简单的“极化”,而是代议制民主赖以运转的一项根本前提的瓦解:忠诚反对派的存在。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揭示了一个被资产阶级政治学刻意掩盖的真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个命题的反面同样成立:资产阶级也不能在阶级对抗激化时,继续运用那套为温和轮替而设计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统治。

两党制的“忠诚反对派”机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一份默契:在野的一方不质疑执政一方的统治资格,执政的一方不把在野的一方当作敌人消灭。
这份默契的阶级条件是,两党都代表同一个财产关系的不同管理方案,轮替不触及所有制,不改变国家作为“阶级镇压的机器”的根本属性。
当共和党被一个以“夺回国家”为纲领的MAGA运动控制,当民主党被一个以“制度性经济变革”为口号的DSA运动从内部撕扯,这份默契的物质基础就消失了。
MAGA不承认民主党对手的统治资格,DSA不承认现有财产关系的神圣性。
双方都把对方描述为文明存亡的威胁,而不是可以轮替的管理者。
2026年中期选举的竞选语言——“腐败与自我致富”对阵“激进左翼的社会主义颠覆”——已经清楚地表明,选举不再是政策竞争,而是敌我识别。
尽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民主立即崩溃,但却意味着它的运转方式发生了质变。
两党将越来越难以在国会中形成任何具有持久合法性的立法联盟,因为每一方都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对方的不合法性之上。
政府将陷入一种“否决政治”的常态化:选举的胜利不再授予治理的权力,而只授予阻挠的权力。
05
2026年的中期选举不是一次普通的政党轮替,而是一份诊断书。它宣告了美国两党制“忠诚反对派”时代的终结。
共和党已经被MAGA夺舍,它的下一次出场不会更温和,只会更决绝地以“被背叛的美国优先”之名向民主党对手发起进攻。

民主党正在被DSA从内部牵引,它的纲领真空正在被民主社会主义的激进回答所填充。
两个党都失去了在现有制度框架内管理阶级对抗的能力,也失去了向对方保证“我执政时不会消灭你”的意愿。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把国家称作“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
当这台机器的操纵杆被两只不再承认同一套游戏规则的手握住时,机器的轰鸣本身,就是旧政治正在死去的声响——未来美国出现法西斯专政,或爆发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

历史在加速演进——得克萨斯的阿道夫已经离开啤酒馆,大步走上街头;密西西比河上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烟囱,也开始冒出浓烟——历史将在我们眼前发生大爆炸,导火索已经在滋滋作响并闪着火花,我们将目睹这一切,并无法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