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列宁的战略抉择与艰辛努力，沙皇被推翻后，原沙俄版图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统一政治体。”

　　作 者 | 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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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公开指出，列宁的民族政策与联邦制设计，是埋在苏联大厦下的“定时炸弹”，最终引爆，并导致苏联解体。

　　2016年1月21日，普京在俄罗斯联邦科学与教育委员会会议上说：“我们国家的底下被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列宁支持这个概念——建立在各共和国完全平等、并拥有退出联盟权利基础上的苏联。这就是埋在我们国家底下的定时炸弹。”

　　2019年12月19日，普京在年度记者招待会再次抱怨：“列宁一生中最大的错误，就是他将一个拥有千年历史的统一国家，变成了一个邦联、一个国家联盟，并且赋予了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这个联盟的权利。”

　　普京的说法，在俄罗斯国内引发了关于苏联解体历史责任的激烈争论，在中国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苏联是列宁亲手缔造的，难道他还要为苏联解体承担最大责任？

　　评价列宁是否应为苏联解体负责，不能脱离沙俄末期的国家危局、十月革命后的民族分裂现实，以及苏联从无到有的建构过程。

　　在我看来，没有列宁的战略抉择与艰辛努力，沙皇被推翻后，原沙俄版图上根本不可能出现统一政治体。苏联解体的根源，是后继者对列宁制度初衷的背离与现实治理失败等原因导致的，而非列宁的制度设计本身。

　　在长达300多年的时间里，沙皇俄国是典型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单一制国家，以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为核心，依靠武力征服与专制高压维系广袤版图，被列宁尖锐批判为“各民族的监狱”。

　　沙俄的单一制，并非基于平等与自愿，而是建立在民族压迫、领土掠夺与残酷镇压之上，境内百余个民族长期处于被压制状态，民族矛盾积重难返。

　　步入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根本性变革。

　　与奉行殖民征服、强权兼并的18、19世纪不同，民族独立、民族解放与民族平等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被压迫民族追求自主权利的运动席卷全球，任何违背这一潮流的强权统治都注定难以维系。

　　此时，沙俄固守的旧式单一制国体与民族压迫政策，早已与时代大势背道而驰，这也是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分崩离析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月革命推翻沙皇统治后，原沙俄本土内的芬兰、波兰等纷纷宣布独立，乌克兰、高加索、波罗的海地区相继建立民族政权，中央政权权威崩塌，国家陷入分裂状态。

　　此时的俄国，已无任何“天然统一”的基础，传统单一制国家结构彻底失效，重建统一国家必须顺应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否则绝无可能实现。

　　02‍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成为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列宁原本秉持马克思、恩格斯的理念，反对联邦制，主张建立民主集中制的统一共和国，认为联邦制会削弱经济联系、阻碍国家集中发展。

　　但是，面对沙俄崩溃后的分裂现实与席卷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列宁以超凡的历史洞察力与现实主义态度，及时调整国家建构思路，将民族自决权与联邦制作为重建统一的根本政策。

　　列宁深刻认识到，在20世纪，若不承认各民族的自主权利，不顺应民族解放的时代大势，强行推行集权式统一，只会彻底激化矛盾，让原沙俄版图永久陷入分裂。

　　1917年11月，列宁颁布《俄罗斯各族人民权利宣言》，废除沙皇民族压迫政策，确立了各民族平等、自愿联合的原则；

　　1918年，颁布《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正式确认联邦制，明确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在“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之上。

　　列宁的这一重大转变，绝非仅仅出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而是破解分裂危局、顺应时代潮流的唯一路径——唯有承认民族自决权，消除历史遗留的民族间的不信任，才能将碎片化的领土与民族重新凝聚在自愿联合的旗帜之下。

　　1922年苏联建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内围绕国家结构爆发激烈争论：斯大林提出“自治化+俄罗斯联邦”方案，主张各民族共和国以自治形式加入俄罗斯联邦，实质延续大俄罗斯主义的集权思路；

　　列宁坚决反对这一方案，批评其为“真正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运动”，坚持各苏维埃共和国平等联合、主权平等、自愿加入并有权退出的联邦原则。

　　列宁强调，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联邦应作为平等主体组建新联盟，联邦中央仅统一军事、外交，保障各共和国的自主权利。

　　这场争论以列宁的胜出而告终，并决定了苏联的立国根基。

　　历史证明，列宁的联邦设计，既顺应了20世纪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潮流，又是在沙俄废墟上重建统一国家的唯一可行方案。

　　正是因为承认了各个民族、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权利，尊重了各民族的自主选择，才让原本走向分离的各民族共和国回头，愿意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最终形成统一的苏联。

　　若以“自治化”名义强行建立单一制的俄罗斯国家，必然激化民族矛盾，各民族共和国将彻底走向独立，原沙俄版图上不仅不会出现统一、强大的苏联，反而会陷入长期分裂与战乱。

　　列宁的联邦制与民族自决权设计，核心是以“分离的权利”保障“联合的自愿”。

　　在争论中，列宁用“离婚权”比喻退出权——承认退出权，不是为了分裂，而是为了让联盟建立在平等信任之上，更稳固持久。

　　这一设计契合了20世纪的时代特征：民族解放不是分裂的借口，而是统一的前提，只有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的联合，才具备真正的凝聚力。

　　联盟并不是列宁的终点。

　　在列宁看来，联邦制并非终极制度，而是各民族劳动者走向完全统一的过渡形式，待民族隔阂消除、经济社会融合深化，最终将过渡到民主集中制的统一国家。

　　03‍

　　将苏联解体归咎于列宁，本质是混淆了制度初衷与实践异化、历史根源与现实诱因。

　　列宁逝世后，苏联的国家治理逐渐背离其联邦制初衷，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悄然回潮，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油然而生。

　　到了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改革与新思维”后，在叶利钦等野心家的蓄意误导下，大俄罗斯主义恶性崛起，在“俄罗斯优先”的口号下摆脱联盟，成为一股极具破坏力的“时代潮流”，最终冲垮了苏联。【点击阅读】

　　简言之，1991年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应该由进行了错误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和采取了分离主义行动的叶利钦等人承担，而绝非顺应时代潮流、为国家统一奠基的列宁。

　　普京的批评，立足当代俄罗斯的国家治理需求，聚焦联邦制与民族问题的现实隐患，有其现实针对性，但将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归于列宁，则忽视了沙俄末期的国家危局、20世纪民族解放的时代潮流，陷入了以今度古、刻舟求剑的认知误区。

　　列宁的历史功绩，不在于设计一个永恒不变的制度，而在于在国家濒临灭亡之际，顺应20世纪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时代大势，以超凡的战略智慧与务实精神，在沙俄废墟上重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俄国各民族的团结发展奠定了基础。

　　列宁的联邦制设计，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列宁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挽救分裂的国家，建立平等的联盟。苏联解体的历史责任，只能由背离制度初衷的后世领导人承担，绝不能归罪于列宁。

　　相反，列宁关于顺应时代潮流，处理好民族平等与团结统一辩证关系的思想，在今天仍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