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然而，跨越近两个世纪的岁月，今天的某些“用人单位”甚至觉得马克思与恩格斯笔下的资产阶级还是太过于“仁慈”了。

　　因为在当年，即便是把神圣的职业变成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好歹还要“出钱招雇”。

　　而在2026年的今天，山西太原万柏林区育华小学向世人展示了一种更为极致、更为赤裸、甚至超越了传统剥削下限的“创新模式”：零薪酬招募。

　　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普通话二级甲等、专业须对口……这是硬性门槛。

　　备课、听课、磨课、试教、作业批改、班级管理、课后服务、校园活动组织，覆盖语文、数学等七门学科……这是实质工作。

　　而与之对应的待遇则是：“无薪酬待遇”，食宿自行解决，仅提供校内午休场所。

　　这甚至已经不能用“廉价劳动力”来形容，因为“廉价”至少还承认了劳动有价，而育华小学的这份公告，是对劳动价值的彻底清零，是对成千上万苦读十余载的青年学子赤裸裸的社会性羞辱。

　　虽然后续在舆论的滔天巨浪下，当地人社局紧急介入，将此定性为违法用工并叫停，校方也抛出了一句轻飘飘的“考虑不周全”作为遮羞布。

　　但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风气与傲慢，让一所教书育人的公立学校，竟敢把《劳动法》视若无物，将如此一份带着旧社会雇佣契约气息的招募公告，堂而皇之地摆到公众面前？

　　一

　　现在回头想想，真是一个荒谬的现象……

　　所谓的“跟岗教师”，所谓的“搭建教学实践平台”，当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术被披在零薪酬的外衣上时，几乎没有人不会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剩余价值绝对榨取感到窒息。

　　回想一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价值率的推导：资本家通过延长工作日或提高劳动强度，榨取工人创造的超出其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

　　但在育华小学的这套“创新模型”里，剩余价值率直接趋向于无穷大——因为劳动力成本被强行设定为了零。

　　这其实在当下的人力资源压榨论述中，是一个非常经典的PUA框架：

　　我给你提供的是“平台”和“机会”，你付出的是“学习”的成本。

　　其言所指，正是长久以来难以解决的劳动力市场供需极度失衡与行政管理权力边界模糊的深层矛盾。

　　从纸面法律上看，我国《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构筑了保卫劳动者底线的坚固长城。太原市万柏林区人社局仲裁院的回应也算得上掷地有声：“能力不行可以不录用，但不能让人白干。”

　　但是，经过这几年的演进，一系列类似事件均揭示了残酷现实之扭曲：法律上的形式保护完全没有转化为现实招聘中的实质敬畏。

　　事实上，这并非育华小学的初犯。

　　今年6月、9月，该校已两度发布类似的“跟岗实习教师”招募，均标注着高高在上的“备用上岗”。

　　一次可以说是“考虑不周”，两次可以说是“疏忽大意”，连续三次堂而皇之地发布违法招募，这就是一种系统性的、有恃无恐的制度性傲慢。

　　在这个过程中，招聘方完美地掌握了当代青年的软肋：对于体制内履历的渴望，以及对于未来不确定性的巨大恐惧。

　　他们知道，在当前内卷的就业市场里，“教学经验”本身被炒作成了稀缺资源。

　　于是，学校成了坐拥资源的方脉领主，而那些手握双证（毕业证、教资证）的本科生、研究生，则成了不仅要出卖劳动力，还得自带干粮的“免费劳力”。

　　你连吃喝拉撒都要自己解决，只为了换取一个可能存在、也可能随时灰飞烟灭的“备用上岗”名额。

　　这就是当代某些单位人力资源管理的底层逻辑：用虚无缥缈的未来承诺，白嫖你当下实打实的血汗劳动。

　　二

　　在此必须要科普一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常识：“相对过剩人口”与“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在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

　　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通俗解释就是，当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时，就会形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的存在，既让用人方有了随时挑选廉价劳动力的余地，也让在岗人员时刻面临被替代的威胁。工资可以压低，劳动条件也可以随之恶化。

　　一句话：你不干，有的是人排队干。

　　大多数西欧福利国家，通过强大的工会、严格的最低工资法案和高昂的失业救济，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托住这个向下的底线。

　　但是，当庞大的毕业生群体遭遇经济周期的波动时，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番残酷的景象。

　　近几年，随着“教资热”的持续升温，数以千万计的青年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师范生与非师范生共同涌入这条原本就不宽阔的赛道。

　　在“逢进必考”的编制被极度压缩的背景下，大量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在“考编”与“失业”之间，被迫接受了一种名为“代课教师”、“劳务派遣”的折中方案。

　　而如今，育华小学的操作，直接击穿了代课教师和劳务派遣的底线，创造了“零薪跟岗”的历史级下限。

　　当用人单位发现，无论开出多么苛刻、多么侮辱人的条件，依然会有被就业焦虑逼到墙角的年轻人愿意投递简历时，底线就会被一次次突破。

　　在这个买方市场里，劳动者的尊严被明码标价，而价格是零。

　　他们甚至还在公告中恩赐般地写下：“提供校内午休场所”。

　　言下之意：你看，我让你有个地方趴着睡觉，你还不赶紧感恩戴德地过来给我批改作业、管理班级？

　　这是何等的傲慢！

　　制度的残酷代价，在这一纸招聘公告中终得一次性全面释放...

　　三

　　这让人不禁联想到旧社会里学徒工的悲惨命运。

　　在那个暗无天日的旧时代，学徒去店铺学手艺，头三年是只有饭吃、没有工钱的，要给师傅端茶倒水、干脏活累活，任打任骂。

　　因为那是旧式行会制度下，行东垄断技术的特权。

　　可是，我们今天是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建立起来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我们的国家里，劳动是光荣的，按劳分配是宪法写明的神圣原则。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就庄严宣告：国家保护公民的劳动所有权。

　　然而，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一所肩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的公立小学，居然公开搞起了现代版的“无薪学徒制”。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为深层、也更令人不寒而栗的结构性困境：教育机构的形式主义与行政权力的资本化倾向。

　　学校，本应是抵御社会达尔文主义侵蚀的最后堡垒，是传递公平、正义与良知的圣坛。

　　但在“零薪跟岗”的逻辑中，学校的管理者完全采纳了最劣质资本家的思维范式。

　　他们不再把青年教师看作是传承知识的火种，而是视作可以随意消耗的“耗材”。

　　为什么敢不给钱？

　　因为他们手里握着“跟岗经历”这把通往未来教职的钥匙。

　　在现行的教育评价与招聘体系中，很多地方的教师招聘明确要求具备一定的“教学经验”。

　　这便形成了一个死循环：你没有经验就考不上编制，你考不上编制就无法获得合法合规的教职去积累经验；于是，你只能去“跟岗”，去用自己一到两年的青春和积蓄，倒贴给这些掌握着“开具经验证明权”的学校。

　　这其实也就是齐泽克认为的，当代意识形态的首要特征不再是欺骗，而是犬儒式的“明知故犯”：主体清楚支配关系的存在，却依然保留着意识形态的面具。

　　在这场权力的游戏中，“自愿报名”本身成为了一种强制形式。

　　年轻的师范生被给予了“选择”的权利，但前提是必须做出“不计报酬积累经验”的“正确选择”；于是，外在的剥削被回溯性地体验为“为了未来前途的自我投资”，事实上的人身依附与被剥削地位，由此不再被归为剥削，而被美化为了“学习与奉献”。

　　四

　　纵观历史，任何把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逼到墙角、极度贬损其劳动价值的时代，往往都伴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如果连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在踏上讲台的第一步，所体会到的不是职业的崇高与神圣，而是被权力肆意践踏底线的羞辱；

　　如果他们每天在课堂上教导孩子们要诚实守信、要尊重劳动，而自己却是一个连饭钱都挣不到、被学校非法用工的“零薪耗材”；

　　试问，这样的教育，能教出什么样的灵魂？

　　这绝不仅仅是一起孤立的劳动纠纷。

　　就像高校学阀问题一样，当导师、管理者能够凭借手中的资源和权力，拿捏学生的毕业证、推荐信和青年教师的跟岗证明，进而实施无底线的剥削时，整个教育生态就已经高度异化了。

　　在高校，导师把研究生当成“学术民工”，剥夺其署名权，甚至指使学术造假；

　　在中小学，学校把未入编的青年当成“零薪跟岗耗材”，剥夺其生存权，让他们包揽繁重的教学任务。

　　两者在本质上是高度同构的——即权力的无边界扩张与劳动价值的彻底贬损。

　　革命的初衷，是为了砸碎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枷锁，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站直了身子，凭自己的劳动吃上体面的一日三餐。

　　建国初期的教育工作者，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保障。那时的社会共识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可是今天呢？

　　地方财政或许有压力，学校编制或许有缩减，但无论如何，这绝不能成为公开违反《劳动法》、把成本极限转嫁给最弱势的青年求职者的借口！

　　那些坐在空调房里，拟定出这份“零薪酬、食宿自理”公告的管理者们，他们拿着国家按月发放的足额工资，享受着五险一金和各项福利，却心安理得地设计出一套吃干榨净年轻人血汗的方案。

　　在他们眼里，法律不是底线，道德不是约束，只有“节约成本”和“白嫖人力”才是最高KPI。

　　他们甚至可能还在内部会议上洋洋得意，认为这是一种“管理创新”，是一种“整合社会资源”的高明之举。

　　这就是我们过去许多年将部分公共权力交予管理的人。

　　他们除了要对底层劳动者进行污名化（“你不干有的是人干”），还要对剥削进行道德化、造神化运动（“这是给你锻炼的平台”）。

　　五

　　我们绝不接受：知识贬值带来的生存痛苦，换来的只有精神暴力式的社会回应！

　　我们绝不接受：劳动法上的白纸黑字，在某些权力的傲慢面前沦为一纸空文！

　　育华小学事件虽然被叫停了，但我们需要警惕的是，这种“零薪跟岗”、“付费上班”、“无薪实习”的幽灵，依然在诸多角落里游荡。

　　据媒体报道，不仅是教育行业，在设计、传媒、甚至部分医疗机构的规培阶段，这种变相的“无薪劳动”屡见不鲜。

　　当“实习”被异化为廉价甚至免费的正式劳动力替代品，当“试用期”变成了随时可以一脚踢开的白嫖期，整个社会的劳动关系就已经退化到了危险的边缘。

　　律师指出的很明确：招募要求遵守学校管理制度、从事持续性教学工作，已符合劳动关系实质要件，即便不签合同也可能被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

　　法律的界定是清晰的。但为什么违法者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试探？

　　因为违法成本太低，而维权成本太高。

　　一个急需这份经历去报考编制的年轻人，怎么敢去和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学校打官司？

　　如果不解决这个根本的力量失衡，叫停了一个育华小学，还会冒出千千万万个披着其他外衣的“育华小学”。

　　早在1968年，《人民日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过，那些高高在上的权威，实质上就是不折不扣的“地主”，他们拿着高薪，不为人民办好事，却利用手中的资源残酷剥削下层的实验员和青年学生。

　　历史的讽刺在于，当年被打倒的剥削作风，如今却改头换面，以一种现代行政管理和“实习平台”的名义，重新登堂入室。

　　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就在于实事求是与斗争精神！

　　也就是列宁所警示的：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动，那就是惧怕战争，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面对这种对劳动尊严的公然挑衅，面对这种对《劳动法》的公然践踏，全社会的舆论必须保持极度的高压和愤怒。

　　不能仅仅停留在“叫停”，必须有追责，必须有惩戒！

　　人社局那句“无薪资肯定不对”是常识，但这常识需要用法律与纪律的铁拳去捍卫，否则就会变成一句软弱的空话。

　　跋

　　周恩来总理曾有过一句至理名言：

　　“资本家就是资本家。资本家不剥削，怎么能叫资本家？”

　　可是，当这种剥削的思维，渗透进公立学校，渗透进本应是最纯洁的教书育人的象牙塔时，其带来的危害，远比一两个黑心工厂要深远得多。

　　它在腐蚀共和国的教育根基，它在摧毁一代青年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仰。

　　1886年，芝加哥的工人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八小时工作制和相应的劳动报酬权。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绝不能允许历史的车轮倒退，更不能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将剥夺劳动报酬视作理所当然。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不能向任何资本逻辑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内部滋生的官僚化、资本化的剥削行径，我们同样绝不妥协退让。

　　我们争的，不是什么特权，而是劳动者最基本的、平等的生存权利。

　　如果一个社会，连站在讲台上培育祖国花朵的青年，都要被逼着自带干粮、零薪打工；

　　那么这个社会，就应当给那些制定这些规则的官僚与管理者，扣上形式主义与剥削思维的耻辱牌，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全体劳动人民一道，坚决彻底地纠正它、摒弃它！

　　这个世界，终究是劳动者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