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毛泽东

　　一

　　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揉了揉眼睛，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记忆出现了错觉，或者手机的时空定位被某种神秘力量拽回了三十年前。

　　2026年10月末，辽宁沈阳康平县高级中学在组织学生进行肺结核皮试筛查时，竟然有医护人员违反医疗操作规范，让几十名学生共用同一个针头！

　　如果不是权威媒体的报道和官方通报白纸黑字地摆在那里，我真的以为这是哪本写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医疗悲剧的旧地方志，或者是某部关于“血祸”历史的伤痕纪录片解说词。

　　“一人一针一管一用”，这是在上世纪末就用无数无辜生命和血的教训换来的、早已写进卫生法规和护理教科书第一页的底线常识！

　　在一次集中体检里，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医护人员，竟然能顺手拉着同一个针头，扎完一个学生，接着去扎下一个学生？

　　这已经不是什么简单的“业务不熟练”或者“偶然失误”了，这是在拿几十个年轻孩子的生命健康开玩笑，是对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底线的公然践踏！

　　这难道不荒诞吗？这难道不让人感到脊背发凉吗？

　　二

　　看到这件事，很多上了年纪或者了解历史的同志，脑子里浮现出的第一个画面，恐怕就是上世纪那些令人心碎的卫生沉疴。

　　在前三十年之后、医疗卫生市场化改革初期，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逻辑逐渐渗入公共服务领域，某些地方因为医疗资源匮乏、管理粗放，加上极少数人图省事、图省钱，导致“共用针头”、“高温蒸煮消毒走过场”的现象时有发生。

　　甚至在一些偏远农村的诊所里，几支玻璃针管和金属针头，在热水里随意滚上一滚，就接着往下一个村民的血管里扎。

　　更有甚者，在九十年代中原大地某些地方的违法采血点上，正是这种对“血共用”、“针头共用”的极度无知与冷漠，以及对资本逐利的绝对狂热，直接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艾滋病传播悲剧！

　　那是一段极其沉痛、极其悲惨的“血祸”历史。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有一句振聋发聩的名言：

　　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应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

　　当年的“血浆经济”，就是把原本具有公益属性的血液和医疗器械变成了可以无限压榨成本的商品。一个一次性注射器不过几毛钱，但如果重复使用一百次，那就是百分之百的纯利润。

　　在这套逻辑下，底层农民的健康成为了资本积累的燃料。

　　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惨剧再次发生，国家才下大力气推广一次性注射器，把“一人一针一管”提升到了法律和医疗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高度，甚至写入了刑法的相关司法解释之中。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建成了全世界最庞大的基础医疗保障网，我们的科技已经可以精准克隆细胞，我们的医院里摆满了最先进的核磁共振和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可谁能想到，在2026年的今天，在一个县级重点高中的校园里，那只本该早早被丢进历史垃圾堆的“共用针头”，竟然又冒了出来，扎进了几十个无辜学生的肉里！

　　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看看这件事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到了今天，这种连赤脚医生都不敢犯的低级、致命错误，依然会在公共卫生服务中重演？

　　三

　　根子，出在那种骨子里的傲慢、敷衍，以及对普通劳动者及其子女生命健康的绝对轻慢！

　　想想看，这只是一次例行的校园肺结核筛查。

　　在某些执行任务的机构或个别医护人员眼里，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制体检，不过是一场需要“赶进度”、“完成指标”的例行公事。

　　学生们排成长龙，在他们眼里或许只是一堆等待被快速处理的“数字”和“任务量”。为了图省事，为了少拆几个包装，为了早点干完活走人，底线就被轻描淡写地跨了过去。

　　这种心理，和过去某些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率”，把劳动者当成流水线上的耗材，何其相似？

　　当医疗行为脱离了“救死扶伤、以人为本”的无产阶级立场，当公共卫生服务退化成了纯粹敷衍差事、完成绩效的机械流程，规章制度就变成了挂在墙上的摆设，医疗底线也会在日复一日的麻木中悄然失守。

　　这些年来，我常年在福建、广东、安徽、湖南等地的农村与县城走访调研，见过了太多基层公共服务在执行末端被“指标化”、“走过场化”的现象。

　　那些孩子，是几十个家庭的希望，是正在苦读备考的年轻人啊！

　　一根针头扎下去，如果前面有血液传播疾病的携带者，后面的孩子面临的就是不可逆转的精神恐慌和一生难以摆脱的健康威胁。

　　他们怎么敢？他们怎么忍心？！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深刻剖析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物化”现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幻化成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劳动者甚至服务对象，都沦为科层制机器上可计算、可消耗的零件。

　　今天发生在康平县高中的这一幕，就是一场典型的形式主义造成的“物化”悲剧。

　　在那个握着针头的医护人员手里，面前伸出胳膊的不是活生生、有着大好前途的青年，而是一个个待核销的“皮试名额”。只要把药水推进入皮肤，只要名单上打上一个勾，任务就算完成了。

　　至于安全？至于感染风险？在冷冰冰的任务指标面前，都被麻木的大脑自动屏蔽了。

　　四

　　对比历史，这让人感到无尽的悲哀。

　　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在百废待兴的极度贫困中，靠着“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的绝对信念，靠着赤脚医生和无比严谨的卫生防疫网，消灭了血吸虫病，建立了举世瞩目的基础卫生体系。

　　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当时卫生部只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的倾向，发出了著名的“六二六指示”：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一声令下，成千上万的城市医疗专家背着药箱下乡，与泥腿子同吃同住。那时候的赤脚医生，手里只有“一根银针、一把草药”，他们也没有一次性注射器，用的是需要放在饭盒里反复煮沸消毒的玻璃针管。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没有先进的设备，但为什么极少发生这种大规模交叉感染的医疗事故？

　　因为那时候的医疗工作者，有一颗把群众当亲人的赤诚之心！他们对贫下中农怀着极其深厚的阶级感情，每一次煮沸针头，都是在捍卫阶级兄弟的生命安全。

　　今天，我们拥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拥有了世界级的工业与医疗产能，一次性针头的成本已经被压缩到了几分钱。

　　但辽宁康平县高中的这一针，却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刺破了某些地方在公共服务领域徒有其表的温情面纱。

　　它用最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如果缺乏了对人民群众最纯粹的阶级情感，如果丢失了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的初心，再先进的工业产能、再完善的法律法规，都可能在微观执行的溃烂中沦为纸上谈兵！

　　事件发生后，当地官方反映还算迅速：叫停筛查、多部门介入、组织涉及的学生重新抽血化验（排查艾滋、梅毒、乙肝、丙肝等），并及时澄清了网传“有学生感染艾滋”的谣言。

　　但我们绝对不能因为“初步检测无异常”或者“官方辟谣了”，就把这件事轻飘飘地放过去。

　　如果每一次触犯底线的事故，最终都仅仅止于“严肃处理涉事个人”或者“排查无异常”，而不去深挖背后的管理体制漏洞，那么下一次，类似的事情依然会在某个角落隐蔽地发生。

　　五

　　面对这起荒唐的事故，我们需要严肃地追问几个核心问题：

　　第一，这次肺结核筛查的执行方，究竟是哪家医疗机构？是公立医院的体检队，还是被层层转包给外包公司的“草台班子”？

　　在医疗服务采购市场化的大背景下，许多地方的公共卫生筛查项目被打包招标。中标的机构为了压缩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往往会雇佣临时人员，甚至在医疗耗材上打折扣。

　　这只连环扎人的针头背后，到底有没有利益输送和层层外包的影子？

　　第二，在现场，除了操作的医护人员，学校的带队老师、医疗队的督导人员在哪？

　　为什么一个针头连续扎了多名学生，现场竟然没有任何人当场叫停，非要等到学生家长在事后反映才引起重视？

　　这暴露出的是一种可怕的“系统性盲区”。

　　带队老师觉得“医疗是专业的事，我不懂我不插手”；督导人员可能正坐在办公室里吹空调，等着看最终的汇总报表。

　　这种“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冷漠，让整个现场的安全防线形同虚设！

　　第三，这背后，究竟是个别医护人员的个人失德，还是某些医疗机构在承接公共卫生服务时，为了降低成本、敷衍了事而形成的管理溃败？

　　如果是前者，那是道德层面的谴责与法律层面的制裁；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公共卫生灾难！

　　这些问题不查清楚，不公开透明地给社会一个交待，不仅无法平息几十个受害学生和家长的愤怒，更无法重塑公众对校园公共卫生安全的信任！

　　跋

　　马克思早就指出，人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中，容易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冷冰冰的物件。

　　今天我们重提这句话，依然具有震聋发聩的现实意义。

　　无论是过去的“卖血风波”，还是今天的“校园共用针头”，形式虽然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对底层群众生命健康的漠视。

　　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要建立强有力的公共卫生体系，是为了给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孙后代提供一道坚不可摧的健康屏障，而不是给某些形式主义、甚至利益输送提供走过场的舞台！

　　如果连“一人一针”这种最基础的防线都守不住，如果连校园里学生的基本卫生安全都无法保障，我们谈何文明？谈何进步？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今天发生的这起事件，就像是一记无比响亮且刺耳的警钟，重重地敲在了所有公共服务部门和医疗机构的头上。

　　绝不能让已经被历史唾弃的悲剧重演，绝不能让形式主义和麻木不仁伤害我们的孩子！涉事人员必须依法严惩，背后的管理漏洞必须彻底堵死。

　　因为这不仅关乎几十个孩子的健康，更关乎整个社会最基本的底线与尊严！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曾面对肆虐的斑疹伤寒疫情发出一句著名的号召：

　　“同志们，不是虱子战胜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战胜虱子！”

　　今天，我们也必须拿出同样的决断与勇气：

　　不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共用针头”刺破我们的底线，就是我们将这些草菅人命的作风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