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鲁迅

　　一

　　2026年10月19日，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同志逝世九十周年纪念日。

　　九十年前的10月19日，凌晨5时25分，上海大陆新村9号，一位长年肺病缠身、瘦骨嶙峋的老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终年五十五岁。

　　他叫周树人，但世人更敬畏的名字，是鲁迅。

　　回望1936年的那个深秋，万国殡仪馆的挽联挂满四壁，佩黑纱、戴白花的人群络绎不绝，无分阶层，无分老幼，只为见他最后一面。

　　10月22日下午启灵，原定穿过繁华市区的路线遭到反动当局的无理阻挠，送葬队伍只得改道冷清的小街巷。

　　然而，民心是任何独裁政权与反动机器都无法阻挡的。

　　即使在那些逼仄的小街小巷两旁，无数底层市民极早就自发伫立，悄然默哀；灵车出发时，原本约六千余人的行列，一路上不断有民众自发加入，浩浩荡荡，很快就汇聚成了几万人的反抗洪流，绵延十里！

　　巴金、胡风、萧军、靳以等十六位青年作家轮流扶柩，司徒乔绘的巨幅遗像在前，张天翼手书的"鲁迅先生殡仪"横幅引路。

　　抵达万国公墓后，由蔡元培主持礼仪，沈钧儒致悼词，宋庆龄、内山完造等相继演讲。

　　最后，一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锦旗轻轻覆上棺木。

　　千万别小看这三个字，这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中，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为他写下的最高政治荣誉。

　　为什么人们对他如此顶礼膜拜？为什么千万劳苦大众满怀着敬爱与悲愤来送他最后一程？

　　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只会坐在书斋里无病呻吟的文人，更不是那些依附于官僚资本和买办政权、靠粉饰太平来换取残羹冷炙的帮闲走狗。

　　他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的重塑者，是无产阶级文化战线上最英勇的旗手！

　　在文学上，他是中国现代文学绕不开的巍峨高峰。

　　1918年《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记》，以“吃人”二字，如同匕首般生生撕开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礼教温情脉脉的黑幕。

　　薄薄三本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立起了中国现代小说的丰碑；不足百页的《野草》，是现代散文诗难以逾越的高峰；《朝花夕拾》温而带刺。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创造了杂文这一独属于中国的、最具战斗力的锋利文体。

　　思想上，他是先觉的启蒙者。

　　1902年赴日留学，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那场著名的“幻灯片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当看到同胞被当作俄国间谍斩首，而周围一群体格健壮的中国留学生却在麻木地看热闹、甚至跟着喝彩时，鲁迅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刺痛。

　　他猛然惊觉：医治肉体是毫无意义的，如果一个民族的精神是麻木的、奴性的，那么体格再健壮，也只是做毫无意义的看客，甚至去做侵略者的看客。

　　他要医治的不是肉身，而是国民的精神。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深刻地意识到，统治阶级几千年来最成功的统治术，就是用一套名为“礼教”、实为“奴化”的意识形态，把底层民众驯化成了失去反抗意识的行尸走肉。

　　他一直寄望于“立人”，一直相信“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而他自己，最终迎着满天风雨，成为了他所要塑造的那个大写的“民族魂”。

　　二

　　在鲁迅逝世后的众多悼文中，有一篇显得格外“不合时宜”，那便是直到一年后才发表的、出自其昔日“文坛宿敌”林语堂之手的悼文。

　　众所周知，林语堂曾被鲁迅痛骂为“昏蛋”，两人因文学见解与政治立场的根本性分歧最终走向决裂。

　　在悼文中，林语堂没有盲从时代的哀荣，也没有将鲁迅塑造成神像，而是直言鲁迅“老而愈辣”，将其比作拿着宝剑“东砍西刨”的鲁智深。

　　林语堂在文中写道：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对于林语堂这样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文人而言，他向慕的是“儒家之明性达理”，是喝着咖啡、谈论幽默的小布尔乔亚情调；而鲁迅则被他视为“党见愈深”的异类。

　　林语堂看不懂，或者说他所在的阶层决定了他不愿意去看懂：鲁迅手中握着的那把“斩石如棉，刺人杀狗，骨骼尽解”的“宇宙锋”，绝不是为了个人的泄愤，而是向着帝国主义、封建军阀、买办资本家以及一切压迫人民的吃人制度，发起的殊死宣战！

　　鲁迅所“杀”的，既有猛士劲敌，更有那些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乃至“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

　　这种不死不休的斗争哲学，正是无产阶级革命者最宝贵的品质。

　　然而，抛开一切路线分歧与个人恩怨，即便是林语堂，也得在盖棺定论时承认：

　　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来自阶级宿敌的敬畏，往往最见一个战士的真实分量。

　　鲁迅的这把剑，之所以锋利，是因为他有一副真正的“大心肠”。

　　他的“无名火发，无名叹兴”，叹的是天地，叹的是这世间被压迫的佣妇、乡愚、穷鬼、饿鬼。

　　他眼看着这世道将人变成鬼，于是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这笑声里有悲愤，有清醒，更有一种超越个人悲欢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哪怕最终“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他亦死战不退。

　　三

　　鲁迅的阶级立场与斗争精神，并非无源之水。

　　他出身于浙江绍兴一个逐渐败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从小康坠入困顿的剧变，让他早早看透了封建等级社会那副虚伪、势利、冷酷的“世人真面目”。

　　这种童年体验，成为他一生坚持底层立场与批判精神的起点。

　　他看透了那套儒家礼教秩序的虚伪：满嘴仁义道德的背后，全是对权力的攀附与对弱者的倾轧。

　　1902年赴日留学期间，面对留学生中那些沉迷于狭隘种族复仇或浑身带着封建士大夫奴性、妄图回国做官跻身统治阶层的人，鲁迅感到了极大的失望。

　　在1903年的《斯巴达之魂》中，他痛斥当时中国士大夫的懦弱与虚伪，呼唤真正的尚武精神与为共同体牺牲的品格。

　　短短四年后，《摩罗诗力说》问世。在这篇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系统推崇浪漫主义反抗精神的雄文中，鲁迅猛烈批判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长期宣扬的“平和”“中庸”“不撄人心”的愚民教化：

　　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其意在保位，使子孙王千万世，无有底止，故性解之出，必竭全力死之。

　　这段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封建统治的深层逻辑。既得利益集团最希望的，就是民众永远麻木、顺从，安心做奴隶。谁要是敢唤醒民众、鼓动反抗，统治机器就会竭尽全力将其绞杀。

　　所谓的“礼教”“伦理”，本质上都是“不撄人心”的维稳工具。

　　从辛亥革命到二次革命，再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鲁迅冷眼旁观。

　　他看得太清楚了：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与剥削基础，仅仅是换一块革命的牌子，知县改叫县长，衙门还是那个衙门，底层的吃人本质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与毛主席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论断何其一致！

　　于是，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发出了那个震惊时代的“铁屋子”之问。

　　他大嚷起来，不仅是为了惊醒熟睡的人们，更是为了唤起那些敢于毁坏这铁屋的革命力量。

　　四

　　在对国民性的解剖中，鲁迅的笔触直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底层的精神毒害。

　　《孔乙己》写透了封建等级制度与科举洗脑的残酷。

　　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受害者，却至死不肯脱下那件象征身份的长衫，满口之乎者也。而酒馆里那些同为底层劳工的短衣帮，却以嘲笑孔乙己为乐。

　　统治阶级最阴险的驭人术，就是用等级秩序将民众分化，让底层在互相歧视与互相伤害中获得虚幻的优越感，从而忘记了共同的阶级敌人。

　　《阿Q正传》则塑造了一个被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深度洗脑的底层典型。

　　阿Q的“精神胜利法”，本质上就是统治阶级给底层民众灌输的精神鸦片。他被人欺压不敢反抗强者，却只能去欺负比他更弱的小尼姑和小D；他临死前，未庄的看客们只觉得他游街没唱戏“白跟一趟了”。

　　鲁迅写阿Q，绝非高高在上地嘲笑底层，而是以带血的笔锋控诉那个反动的统治集团。正是他们，把民众变成了麻木的看客和互相倾轧的奴才！

　　到了《祝福》，四大绳索（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将祥林嫂活活勒死。

　　最让人窒息的是，同为底层劳动妇女的柳妈，居然真心实意地相信祥林嫂“有罪”，劝她去捐门槛赎罪。

　　这便是纲常儒教洗脑的可怕之处：被压迫者内化了压迫者的价值观，主动充当了压迫秩序的维护者。

　　只要底层民众的这种麻木与盲从还在，统治阶级的基石就依然稳固。

　　而鲁迅，就是要用笔去生生敲碎这块基石。

　　五

　　对于那个吃人的反动政权，鲁迅从来都是横眉冷对，寸步不让。

　　1925年的女师大学潮中，面对北洋政府教育部的专制镇压，面对陈西滢等“现代评论派”帮闲文人打着“公理”“正义”旗号对学生的污蔑，鲁迅毫不退缩，连发杂文痛斥这些充当当局喉舌的肉喇叭。

　　他宁可被教育部免职，也要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硬刚到底。

　　1926年，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爆发。段祺瑞执政府向请愿学生开枪，女师大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等人遇难。

　　面对反动当局“暴徒”“赤化分子”的污蔑，面对帮闲文人“受人利用”“自蹈死地”的冷血背刺，鲁迅出离愤怒了。

　　他冒着被通缉的危险，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无花的蔷薇之二》等不朽名篇：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面对当时某些人要求“宽容”、主张“费厄泼赖”的虚伪论调，鲁迅斩钉截铁地提出了“痛打落水狗”的战斗主张。

　　在他看来，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的走狗，其咬人的本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绝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公平竞技”，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六

　　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有的人虽然身在党内，心却早已背叛了共产主义，比如张国焘；而有的人，虽然终身未入党，却早已将自己的一切献给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鲁迅，无疑属于后者。

　　正如毛主席在1937年的《论鲁迅》中所作的至高评价：

　　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与鲁迅，这两位现代中国历史上的旷世伟人，虽然素未谋面，但在精神世界里却有着极其强烈的共鸣。

　　他们都深知“路是人走出来的”；他们都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深恶痛绝；他们都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显微镜与望远镜去观察中国社会。

　　毛主席赞誉鲁迅是“新文化革命的旗手”，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号召全党学习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

　　因为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

　　在鲁迅生命垂危之际，他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公开表示站在“毛泽东先生们”一边，坚定地宣称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1957年，毛主席曾满怀深情地说过：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

　　无所畏惧！这四个字，正是鲁迅同志一生战斗的最高注脚。

　　跋

　　今天，我们到底该如何纪念鲁迅？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鲁迅始终是一块最硬的阶级骨头。

　　他不依附任何权贵集团，不接受任何统治阶级的招安。

　　鲁迅一生，都是虚伪统治与“伪爱国主义”最坚定的揭露者。

　　他早在《灯下漫笔》中便写道：这世上无非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当有些人把“大义”挂在嘴边，却对劳动者的难处视而不见，对垄断资源、固守门槛的事情讳莫如深时，鲁迅的文字便有了它的锋芒。

　　1936年，鲁迅在《死》这篇相当于遗嘱的文章中，留下了那句震惊世人的决绝之语：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一个都不宽恕”！

　　这就是无产阶级斗士最后的傲骨。

　　对一个巨人的真正纪念，绝不是年年虚情假意地扫墓献花，而是要把他的精神、他的思想、他的骨头、他的眼睛，以及他永不弯折的脊梁，融进我们自己的骨血里！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今天，那个伟大的民族魂从未远去。

　　他一直站在那里，目光如炬，看着我们如何向前，看着这大王旗如何变幻，看着那些吃人的鬼魅如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