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新闻，国家为了催促年轻人缴纳社保，开始“数据找人”了。2026年江苏、山东等多地要求社保夯实率不低于70%，计划逐年递增，2030年目标达到100%。而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等机构的宽口径预测值：2026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达到3.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4%，正式从就业市场的“补充形式”转变为“重要支柱”。一个残酷的现实是：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者面临一个现实抉择，缴不起社保。

　　（作者孙玉良与李向安律师在一起）

　　与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向安谈起这个话题，我们两人的心情都很沉重。灵活就业群体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收入不稳定，这个月可能收入可观，下个月可能就订单寥寥。每年一万多元的社保完全由他们个人缴纳，是一笔沉重的经济负担。也就是说：现行个人社保缴费制度，有许多人是承担不起的。在传统劳动关系中，养老保险单位缴16%、个人缴8%，单位扛大头；灵活就业者没有单位，20%全部自己承担。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是“有雇主”的假设，而3.2亿灵活就业者是生活在这个假设之外的人群。

　　这些灵活就业人员，有许多是缴纳了几年后退保的，这也是一个事实。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的20%中，只有8%进入个人账户，12%划入统筹账户。因为缴不起而选择了退保，统筹部分的12%无法退还，损失高达缴费总额的六成，这对他们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这种“交了怕断、断了怕亏”的悬空感，让许多人干脆选择不参保。

　　面对这一困局，李向安从法律角度给出了他的意见：对待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应该是鼓励而不是强迫，不要让政策演变成新的负担。李向安认为：社会保障不应该是一种可以被“牺牲”的奢侈品，而应该是宪法赋予每一位公民的基本权利，现代法治的价值目标是尊重和保障人权自由，实行良法善治。要充分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人权，就要充分尊重灵活就业人员的自由选择权。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当以“缴得起”为前提，以“愿意缴”为导向，而非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一套超出其承受能力的缴费标准。现行制度与这一群体的收入特征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让一个收入像波浪线的人去扛一笔像直线一样稳定的年支出，本身就缺乏底气。

　　李向安称：要让法律适配人，而非让人适配法律。破解这一困局，需要从制度根源上推动变革。应优化社保缴费档次设置，建立弹性缴费机制，允许根据收入变化自主缴费。要放宽社保缴费周期，允许按季度、半年甚至按年缴纳，建立“多挣多缴、少挣少缴、断缴后续缴”的灵活接续机制。总结起来就三句话：降低缴费门槛、建立弹性机制、引入多元分担。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需要一部真正适配灵活就业特点的法律制度。法律应当服务于人的真实需要，而非让人去适应一套脱离实际的法律框架。当前3.2亿灵活就业者的缴费负担已经明显超出其承受能力，制度的回应不应是“加大征缴力度”，而应是重新审视制度设计本身是否公平、是否适配、是否“缴得起”。

　　我认为李向安律师的观点是对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初衷，是让每一个劳动者在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时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这一制度的生命力，不在于覆盖面的数字有多好看，而在于它是否真正能够被需要它的人所承受和信赖。一部缴得起的适配法律，才是对3.2亿灵活就业者最好的保障承诺。

　　（李向安律师：以无罪辩护、刑民交叉、替人翻案著称于法律界，已成功办理多起重大案件，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能力。其“弘扬人性法治之精神，恪守做人做事之道德”之为人宗旨，赢得社会广泛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