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完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外建言机制，服务国家涉外法治与议会外交建言

　　拟文/由之说天下

　　提案人： XXX(全国政协委员)

　　提案单位： XX代表团/XX界别

　　日期： 2026年3月5日
 

　　一、提案背景与现实紧迫性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外部势力频繁运用立法工具干涉我国内政、制造议题压力、实施围堵遏制。美国国会近年涉华提案数量呈爆发式增长，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核心手段。

　　依据权威公开数据统计：

　　· 第115届国会(2017—2018年)： 共提出175项涉华法案与决议，开启两党对华强硬立法趋势。

　　· 第116届国会(2019—2020年)： 共提出627项含“中国”关键词的法案与决议，数量较上届增长258%。

　　· 第117届国会(2021—2022年)： 提案激增至1326项，较上届翻倍，创历史峰值。

　　· 第118届国会(2023—2024年)： 会期过半即提出703项涉华法案，覆盖经济、科技、政治、安全等全领域;2024年9月美众议院所谓“中国周”期间，集中推出28项涉华议案，立法对抗强度持续走高。

　　尽管此类提案最终成法比例约2%—3%，但在设置国际议程、制造舆论压力、绑定行政决策、联动盟友对华施压等方面形成持续攻势，成为干扰我国发展的常态化制度性工具。

　　面对外部“立法围堵”与“议题炒作”，我国外交战线保持战略主动，但长期处于被动回应、多点应战状态，外交资源与舆论引导压力持续加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在议会外交、涉外法治、共识凝聚、服务大局上具备独特制度优势。进一步健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涉外事务的制度化渠道，对提升国家涉外斗争能力、增强国际话语权具有紧迫现实意义。“

　　因此，将人大、政协的制度优势和组织优势，更有效地转化为涉外斗争中的话语优势和博弈优势，已成为一项关乎国家核心利益、时不我待的战略任务。我们必须从‘制度供给’层面入手，打造一套能够与外部‘立法围堵’相抗衡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性反制’与‘议程设置’体系。”

　　二、必要性与可行性分析

　　(一)符合我国根本制度与法定职能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外事权，开展议会外交;全国政协围绕涉外重大问题开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人大外事委员会、政协外事委员会长期承担涉外研究、对外交往、政策咨询等职能，制度基础扎实、工作机制成熟，具备进一步深化拓展的条件，符合我国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制度要求。

　　(二)服务国家涉外斗争现实需要

　　面对外部持续的立法施压和议题操控，亟需从国家制度层面整合资源、强化统筹，实现从“被动解释”向“主动设置议题”、从“政府独唱”向“多元主体合唱”、从“经验决策”向“法治化专业化决策”的战略转变。充分发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智力密集、联系广泛、专业性强的优势，有助于提升涉外决策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三)具备成熟实践基础与实施条件

　　代表委员来自各行各业，拥有丰富专业背景和广泛民意基础，能够从经济、科技、法律、安全等多维度提出务实建议。依托全国两会制度化平台，可实现建言成果快速转化、高效督办落实，为国家外交和涉外法治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三、具体建议

　　(一)建立涉外议题建言献策专项机制，推动从“被动解释”向“主动设置议题”转变

　　1. 优化涉外提案与议案征集流程

　　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年度会议及闭会期间，增设涉外议题建言绿色通道，鼓励代表委员围绕涉台、涉港、涉疆、南海、海洋权益、科技安全、单边制裁、国际规则等重大问题提出议案、建议、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由外事委员会会同相关专门委员会开展初审、调研、论证，提高建言精准度和专业性。

　　2. 建设涉外法治与对策建议库

　　围绕《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法律法规实施，支持代表委员开展立法后评估、配套制度研究，提出完善涉外法律体系、强化法治反制工具的建议。对外部涉华法案、政策动向开展跟踪研判，形成动态对策建议库，为外交应对、法治应对、舆论应对提供智力支持。在此基础上，建立前瞻性议题储备机制，针对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数字贸易等新兴领域，主动设置于我有利的国际议程，变“他者命题”为“我者命题”。

　　(二)深化人大、政协对外交往，推动从“政府独唱”向“多元主体合唱”转变

　　1. 拓展议会交往与多边协作

　　支持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加强与各国议会及多边议会组织交流，宣介中国政策主张、发展成就和治理经验。推动与友好国家议会建立常态化对话机制，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单边干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等方面加强协调配合，扩大国际“朋友圈”和共识面。探索建立“议会外交+专业领域”双轨机制，针对特定议题开展对口交流，提升交往实效。

　　2. 发挥代表委员国际传播作用

　　鼓励代表委员以适当方式参与国际论坛、媒体对话、学术交流，主动发声、正面阐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立场。通过公开议案提案要点、发布权威解读等方式，展现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和社会各界的共同意志，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政策的理解认同。建立代表委员国际传播人才库，开展系统性培训，培养一批懂外交、善沟通、有影响的“民间外交家”，形成官方外交与公共外交协同发力的生动局面。

　　(三)强化专业支撑与统筹协调，推动从“经验决策”向“法治化专业化决策”转变

　　1. 完善信息与智力支持体系

　　依托外事、外交、安全、法治、商务等部门，建立涉外信息共享和政策咨询机制，为代表委员履职提供数据支撑、法律意见、形势研判和风险评估。探索建立“委员+智库+部门”联合研究模式，针对重大涉外问题开展深度调研，提升建言的专业厚度。

　　2. 健全跨部门协同落实机制

　　建立涉外建言成果交办、督办、反馈机制，加强与外交部、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协同，推动高质量建议转化为政策举措、立法项目和外交实践，形成上下联动、内外协同的工作格局。

　　3. 强化法治保障与决策支撑

　　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相关规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根据该法第九条，中央外事工作领导机构负责对外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研究制定、指导实施国家对外战略和有关重大方针政策，负责对外工作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建议在此框架下进一步健全对外工作统筹协调机制，确保国家对外战略与重大方针政策一体谋划、一体推进、一体落实。同时，依据该法第二十九条“国家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强涉外领域立法，加强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要求，建议加快补齐涉外重点领域立法短板，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提升运用法治方式应对外部风险、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以高水平涉外法治支撑高质量对外开放与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四、预期成效

　　(一)提升涉外工作主动性

　　通过建立前瞻性议题储备和动态研判机制，变被动应对为主动预警、前瞻布局，实现从“被动解释”向“主动设置议题”的转变，形成情报—研判—建言—落实的闭环，增强国家涉外斗争的系统性、预见性、有效性。

　　(二)强化制度优势转化效能

　　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在涉外事务中的独特作用，推动议会外交、公共外交与官方外交协同发力，实现从“政府独唱”向“多元主体合唱”的转变，提升国家整体外交能力。

　　(三)凝聚全社会涉外安全共识

　　通过代表委员依法履职、广泛参与，引导全社会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国际视野和斗争精神，筑牢维护国家利益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四)增强国际规则塑造能力

　　以法治方式、对话路径、多边平台开展国际协作，推动从“经验决策”向“法治化专业化决策”的转变，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五、保障措施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外事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各项建言与国家战略、外交方针同向发力，不偏向、不走样。

　　(二)加强履职能力建设

　　定期组织代表委员开展国际形势、涉外法律、外交政策、国家安全等专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和建言质量。针对涉外传播能力建设，开展模拟演练和案例教学，提升代表委员在国际场合的表达技巧和应变能力。

　　(三)完善激励与考核机制

　　将高质量涉外建言纳入代表委员履职评价，对优秀提案、重要成果予以表彰推广，激发参政议政积极性。建立涉外履职典型案例库，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四)健全跟踪评估与优化机制

　　对涉外建言落实情况进行跟踪督办、效果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完善流程，不断提升机制化、规范化水平。建立年度评估报告制度，向常委会报告涉外建言机制运行情况，持续优化工作流程。

　　结语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涉外任务，进一步发挥人大、政协制度优势，健全代表委员涉外建言献策机制，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强化涉外法治、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渠道凝聚智慧力量，推动实现从“被动解释”向“主动设置议题”、从“政府独唱”向“多元主体合唱”、从“经验决策”向“法治化专业化决策”的战略转变，必将有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提案人： XXX

　　联系方式： XXX

　　日期： 2026年3月5日
 

　　附件：关于本建言的“六性”自我评价

　　本建言坚持以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根本遵循，政治上正当、法治上合规、现实上必要、时机上紧迫、论证上严谨、实施上可操作，紧扣党中央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契合人大、政协职能定位与涉外法治建设要求，靶向应对外部遏制打压，制度设计科学、举措具体可行，符合高质量提案标准，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正当性

　　本建言立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紧扣党中央对外工作总体部署，契合人大、政协法定职能与定位，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政治方向正确、价值导向鲜明、立场站位坚定，具备充分政治正当性与社会正当性。

　　(二)合法性

　　建言严格依据宪法、立法法、对外关系法、政协章程等制定，直接援引《对外关系法》第9条、第29条作为法治依据，内容不越权、不违规、不碰红线，符合国家涉外法治体系建设要求，程序与实体均合法合规。

　　(三)必要性

　　完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涉外建言机制，是补齐涉外法治短板、强化议会外交功能、提升综合斗争能力的制度性必需举措，契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对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对外部遏制打压不可或缺。

　　(四)紧迫性

　　当前外部立法围堵、议题操弄、规则博弈日趋激烈，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持续高压，我方亟需从制度层面变被动应对为主动塑造。本建议直击痛点、靶向施策，现实需求迫切、时机窗口关键，具备极强时效性与紧迫性。

　　(五)严谨性

　　全文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数据翔实、论据充分，法条引用准确、表述规范、边界清晰;兼顾前瞻性与可行性，无空泛表述，符合政协提案高质量标准，专业性、规范性、周密性均有充分考量。

　　(六)操作性

　　建议内容聚焦制度机制建设，举措具体、路径清晰、责任明确，可直接对接现有工作流程与职能分工，便于细化方案、分步实施、跟踪督办;既符合我国决策程序与运行实际，又便于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制度规范和实践成果，落地性、执行性、实效性突出。

　　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体制不同，参政议政方式不同，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的外交特色与决策机制，借鉴现代议会外交、法治外交趋势，进一步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创新视角看，该建言仍有值得商榷的讨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