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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祝家庄的沧桑(3-4)

三、老木匠

  除了队长家远点,招待小青年吃饭的那四家就是他们前后左右的邻居,牛棚后的那家便是肖卫国将去吃饭的老祝家。

  老祝家是青砖墙布瓦顶的三间大瓦房,宽敞的院子被主人独具匠心安排得恰到好处:一个角是间茅草顶的厨房,一个角是用土坯砖砌的厕所,另两个角分别种着一棵枣树,一棵柿子树。鸡刚上笼院子里已扫得干干净净,地皮上的鸡粪与鸡刨过的爪痕荡然无存。不用猜,这户人家除了能从队上分现金,还有副业捞外快,这是户十分讲究的、殷实的人家。

  仿佛主人新买来的一只绵羊那般驯从,肖卫国被老祝牵着手拉进了他家的堂屋,此时庄稼户那种不满二尺高的小餐桌上已摆上了四五盘热气腾腾的菜,老祝指着用柳树枝迂成的小靠背椅对肖卫国说:“你先坐,我给你泡茶。”当他看到肖卫国随便地坐在一把背对着门的椅子上时忙说:“不行!不行!你这尊贵的客人哪能坐那?坐对过上座。”不容分说,他像提棉花包那轻松地一把将肖卫国从椅子上拽了起来,然后把他按倒在面对着门的那把椅子上,老祝是个屠夫,他撂倒一头大猪,然后把它按在长凳上可能就是这般的轻而易举。老祝的这一拽一按,使肖卫国深深地感到那双大手的力道,在那双暴着青筋的大手下自己简直像坨面团,由着他任意的揉捏。

  乘老祝泡茶的功夫,肖卫国打量了一下这间堂屋,墙上挂着一盏马灯,灯捻正拼命地从下面油盒中吸着油,宽布带子做的捻子仿佛老牡牛的舌头,它总希望草料能装满胃,最好填到嗓子眼,这样它能轻松地反刍。堂屋中间被马灯照得亮亮的:屋中间的餐桌;门对面墙下齐胸高的立柜;立柜上方的墙中间贴着毛主席的画像,像两边有一副对联,左联是“为有牺牲多壮志”,右联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照亮这些是马灯的主要职责。堂屋四周的旮旯较昏暗,那里堆放的各种杂物与农具此时已睡眠了,它们不需要光亮。

  老祝的大儿子春生又从灶屋里端了两大盘菜进来,肖卫国忙站起来对他说:“不做了!不做了!这就够多了。”“还有一个菜就完了。”春生露着甜蜜的笑脸对肖卫国说:“你坐下,喝点茶,跟我伯拉拉家常话。”说罢转过身迈着女人那种矜持的步伐走向厨房。春生十四岁,在区里上中学。春生长着苗条的身材,走路含着胸,微挺腹,双脚略显八字,一举一动极具女人的端庄妩媚。春生长得眉清目秀,鸭蛋型的脸白白净净的,双眼皮的大眼闪耀着喜气,精神与智慧总是掺杂着在那展现。鼻梁挺拔秀气,嘴巴与耳朵属该脸形的最佳搭配,并在加工中没有丝毫瑕疵,算得上一等品。美少年春生还有个特色,一笑腮帮子上露出俩小酒窝,瞅着蛮喜欢人。看到这标致的小伙,肖卫国感到惊讶,真是“荒山出俊鸟”。这里的水土好哇:这里是汉光武皇帝的故里;满腹经纶、文彩耀眼的美男子宋玉的故乡离这不过百十里。

  老祝拍了拍肖卫国的肩膀亲切地问道:“小青年贵姓?”肖卫国忙回答:“免贵姓肖,叫肖卫国,往后你叫我小肖就行。请问你的尊姓大名?”老祝粗声大气地说:“我姓祝,庆祝的祝 ,庄上只有我一家姓祝。我叫祝来财,日后叫我老祝就中。”

  他姓祝!肖卫国心里猛的一惊。个把钟头前老歪在前坡上给他们讲过,祝家湾“正式”的土匪只有一个,姓祝,难道这就是土匪的家?眼前这个牛高马大的人物就是老木匠的儿子、本公社的“第一条好汉”?油然而生的恐怖使肖卫国的心跳加速了,俩胳膊上顿时冒出了鸡皮疙瘩,他仿佛从阳光明媚的九寨沟一下子来到了阴暗凶险的丰都鬼城。好在昏暗的灯光模糊了他紧张的面容,寒冷的空气掩饰了他战栗的身躯……说他一点都不怕,除非他是个鬼娃子变的。

  要说肖卫国脑子里总是架着一把震天弓,弓上紧绷着一根牛筋弦,弦上有一支随时射向阶级敌人的狼牙箭;但肖卫国熟悉并亲眼见过的阶级敌人只是那些被他们批斗过的、在红卫兵面前威风扫地的走资派。至于那些老牌的、正宗的阶级敌人,如刘文彩式的地主,黄世仁式的恶霸,座山雕式的土匪……不要说批斗,连见都没见过。对肖卫国这个涉世不深、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说,这类坏人全是阎王殿里的牛头马面,丰都城里的游鬼夜叉,闻过其名,未谋过其面。至于他们到底有啥了不起的手段,肖卫国只是道听途说,从未亲眼见过,更谈不上掂过他们的斤两。老歪说过,“老土匪的老婆能得很,会使双枪”,那老土匪呢?可能不光会使双枪,腰里还暗藏着八把飞镖。遇到这种有本事的敌人,肖卫国仿佛头次上战场的新兵,紧张得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肖卫国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有意识地加深着呼吸,同时他用双手梳理着头皮,迫使那些曲溜拐弯的卷毛想出最佳的应敌方式。外表上看他像个有口无心的小和尚敲着木鱼,十分镇定,心里波涛汹涌的他则在暗忖:这里既不是深山老林,又不是独门独户,有啥子好怕的?再说经过这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与革命的警惕性肯定大大地提高了,老土匪若想加害于我,我大喊一声,这“救命”的呼叫仿佛半夜的钟声,可瞬间传遍整个山村……待胸中的风停波平后,肖卫国想起了老歪后面讲的那句话,“总的来说老木匠还可以,人不错”,对老歪完全的信任使他对老土匪差不多释怀了。肖卫国的心由嗓子眼缓缓地回到心房,外表上他像个等着喝喜酒的尊贵客人,四平八稳地坐在上座。

  像欣赏山神似的,肖卫国仔细地打量着祝来财,祝来财约四十岁,绝对是老土匪的儿子。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祝来财像个黑金刚,或者一尊铁罗汉,他红里透黑的脸外加一身黑色的粗布棉衣,使他显得既粗野又匪气。老祝腰里也系了根绳子,但跟老歪的那根不一样,是牛皮的。老歪系根布绳是为了保暖,老祝则不然,他那根皮绑带的作用是使劲时不闪腰。老祝棉袄上沿的两颗盘扣有意敞开着,可以看见里面仅穿了件白色的粗布汗褂,可见这位壮得跟牛一样的汉子,根本不把司冬的北方之神玄冥放在眼里,很显然,那位黑帝在祝家湾这位黑太岁面前也得避让三分。山沟里的穷苦农民世代都是这个穿法:天热了,脱掉棉袄就是汗褂;天冷了,汗褂外加件棉袄。

  老祝除了身材高大,另一个特色就是眼睛:他的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农村有句俗话,“牛怕阴阳角,人怕阴阳眼”,那意思是:一只角长一只角短的牛特厉害,不好使唤;一只眼大一只眼小的人特凶残,惹他不起。老祝不光是阴阳眼,而且是顶级的阴阳眼:那只大眼睁得圆圆的,不爱眨;那只小眼眯得细细地眨个不停不说,眼角还不住的抽搐。老祝也患有眼炎,两只眼都充满血丝,搁到陌生人眼里,老祝的那双眼及那张脸显得格外的杀气腾腾。戏剧里各类人物都有代表性的脸谱,醉醺醺的酒汉,阴沉古板的虔婆,烦闷无聊的女子……而我们老祝的那张面孔代表着令人生畏的屠夫——老祝确实是个杀猪匠。今日是过大年的最后一天,家里又迎来尊贵得不得了的客人,老祝的那张脸上始终带着发自内心的、很自然、蛮朴实、挺厚道的微笑,看着看着,肖卫国从这张有严重残疾的笑脸上捕捉到了安全感,甚至亲切感。

  当春生端上最后一盘菜时,一贯发号施令的老祝对他说:“把你爷叫起来陪小肖吃饭。”春生走进左厢房叫他爷去了。老土匪要上场了!肖卫国琢磨着自己这辈子见到的第一个恶人是个啥模样:鼻大口方,满目凶光,两腮虬髯,杀气腾腾……,是天罡星脱胎,还是地煞星转世?不管咋地,此时他完全没有恐惧感了,仿佛即将见到的不是威虎山上的座山雕,而是上海京剧团里的“净”角、国家一级演员贺永华。

  屋里人摸曲了一阵终于从“将出”的偏门走到前台,一个中等身材的老人出现在肖卫国面前:几十年风风雨雨,掩盖不住他年轻时的眉清目秀,大半辈子的曲折经历,淡化不了他本性中的潇洒豪放。老人的额头没有那种暗示凶恶与愚蠢、惹人厌烦的皱纹,而两眼闪耀着心地善良与匠人必备的智慧之光。只见他抬起右手,面带微笑,十分爽朗地说:“欢迎你,远道来的客人。没啥好菜,多包涵。”在这样慈祥的老人面前,肖卫国顿时有股受宠若惊的感觉,他忙站起身来说:“打扰你们了,谢谢!谢谢!”“麻利坐,麻利坐。”老人指着小靠椅十分客气地说。肖卫国知道上座是“一望无牙”的长辈坐的,懂礼数的他忙说:“你是长辈,你上座。”老人健步走到肖卫国跟前,双手按着他的两肩,表情十分较真,“官大一级长三辈。更何况你是毛主席派来驻队的客人,搁到在先那可是钦差呀!哈哈,哈哈。”老人爽快地笑了起来。肖卫国感到了老人手上的力道:一叫劲,绝对可将一头犍子按趴下,跟他那金刚般的儿子相比较,差不了多少。肖卫国只得“恭敬不如从命”,坐了上座。老人坐右边,祝来财坐左边,春生坐下沿,来财的老婆、生产队的妇女队长杨万清坐在靠墙的小凳上,掀开上衣,露出大奶喂她饿得直叫唤的小丫头。春生五岁的弟弟冬生站在他妈身边,嘴里咬着右手的食指,一双贪婪的大眼眨都不眨地看着小方桌上那些香气直喷的肉疙瘩,肉片片,肉丝丝……那副馋相着实可怜。

  “小肖,喝白酒还是喝黄酒?”祝来财十分殷情地问道。“你说的黄酒是不是用坯砖那样的大曲拌蒸糯米做的?”心情完全放松了的肖卫国仿佛餐馆里的顾客反诘服务员。“是的”。“那我就喝黄酒”。如是当家的来财便吩咐跑堂的春生:“小青年想喝黄酒,你去灶屋拿大碗。”春生的爷那双精气十足的小眼中射出欣赏的目光,仿佛肖卫国是位刚上山寨入伙的、精通十八般武器的大侠,他以老前辈的口吻说:“小青年,能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是好样的。年轻时我就爱这一口。”从他的眼神中肖卫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当年豪爽仗义、替天行道的那股大气。

  春生给在座的每人面前摆了一个黑陶大海碗,然后提着大瓦壶给每个碗斟上,那倒酒的技巧在他爷他伯的调教下实践了七八年,按那位妇孺皆知的“汤司令”的说法“实在是高”,你仔细地瞧:酒在碗中央是凸起来的,这除了酒的质量还与数量有关:绝对的,多倒一滴就会溢出来!

  “好!”肖卫国大喊一声,他体内丹田处聚焦到极致的豪气一下子爆发出来了,仿佛那“要大”的赌徒掷出了七个点的骰子,格外的得意。这声喊让老木匠产生无穷的遐想,使他大有“英雄相见恨晚”之感。这一声喊肯定惊动了左邻右舍,但这是年内的最后一餐,庄上的叫好声,划拳的吆五喝六,不绝于耳,户户的社员也就不足为奇了。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斟酒的技术只能算看热闹,品酒的质量才算看门道。老木匠瞅着肖卫国,似乎有点莫名其妙,“哪好?”年轻的肖卫国仿佛那精通“一看、二闻、三尝”的资深的酒类鉴定师,他指着碗中黄澄澄的、不带泡沫、毫无渣滓、散发着酱香的酒,发出了他从没有过的感叹:“这可是绝佳的上清酒哇!”“好眼力!是个行家。”老木匠高兴地合不拢嘴,“想不到大城市里的人也识山货。今日我忒高兴!小青年,咱俩干一个中不?”这突如其来的邀请更像上级下的命令,既包含亲切,信任,又有果敢,坚定,使肖卫国不知所措。他瞅了瞅老祝,又瞅了瞅春生,似乎自己是个酒场上不懂军规的新兵。春生笑着说:“不咋地,喝就是。我家的酒喝醉了也不伤头。”“没事。真喝醉了我把你扛回去。不就是百十来斤,几步路,稀松得很,”在来财的眼中,扛头二三百斤的大肥猪跟拎只老母鸡是一回事。

  肖卫国对黄酒是熟悉的,他祖上是湖北郧县人,搬到武汉后,他妈每年九月九都要做一缸黄酒。酒做好后,缸上面三分之一是清亮清亮的,那是这缸酒的精华,酒家称之为“上清酒”。中间三分之一有点浑浊,业内称为“浑酒”。下面三分之一稠杠杠的,便是“渣滓酒”。每年酒酿好后,他妈总是用勺子把上面的“上清”舀出来,装进另一个容器封好,这是尊贵的客人或不常回家的、心爱的儿子们的特供酒。另外的浑酒与渣滓酒掺合在一起搅搅,老两口每天各来一小碗。今日老祝家拿“上清酒”招待肖卫国,仿佛礼宾司拿国酒茅台款待外国元首,这属于最高的礼节。

  肖卫国记得他妈说过,劲最大的黄酒是房县黄酒,排下来数郧县黄酒,其他地方的黄酒偏淡,劲道差。老家的黄酒肖卫国喝两大碗刚好,这枣阳的黄酒他估计喝三四碗醉不了。但看到春生用双手提着的那把大陶壶,估约末最少能装十五碗,想到这肖卫国内心顿生寒意。而此时老木匠不声不响,非常镇定,像个久征沙场、百战不殆的将军;祝来财则是一副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模样,看来今日他非撂倒肖卫国不可。

  那个年代的小青年都有战胜物资困难甚至死亡的精神力量,此时肖卫国的脑子里闪现出红卫兵们常背的那段林副主席的语录,“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端起上了刺刀的步枪,肖卫国像个胆气十足的老兵听到了冲锋号,他毫不犹豫地冲出战壕与敌人拼杀。

  胸中气冲牛斗,但端酒碗时肖卫国却小心翼翼,他站起身来环视了在座的各位,“祝你们全家幸福安康!”然后走到老木匠跟前十分敬重地说:“老人家,咱俩碰个响?”老木匠站起身来,双手端着酒碗,他以为肖卫国还会说点更中听的祝酒辞。肖卫国望着他和蔼笑脸的双眼向下猛的一低,看准老木匠手里碗的中部,将自己的碗沿碰了上去。“呯”的一响,两个厚实的海碗发出了击磬般悦耳的声音。肖卫国得意地将酒碗收回,先勾头后扬颈,“咕噜”,“咕噜”,一气将碗里的酒喝了个尽光,然后将酒碗底朝天地展示了一下,点酒未滴。鸿门宴庆功宴……不知赴过多少次的老木匠预料到肖卫国会来这一着,可防不胜防,年龄大了,动作不敏捷了,还是让这个后生“撞”了一下腰。他这位酒桌上的老将只得打心底赞扬肖卫国这位看上去“胡子还未冒尖”、但在酒场上已如此老道且这般干练的后生。

  肖卫国从他妈那知道喝酒碰响的规矩:晚辈的酒碗或酒杯只能碰在长辈的酒碗或酒杯较低的部位,否则就是犯上,就是大为不恭。如果说自己坐这席的上座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迫于无奈,那这碰响就要好好地发挥一下主观能动性,不可再“居高”了,“高处不胜寒”。

  落座后老木匠不言声,从他的笑容上可以看出他的心花已怒放。老木匠挥了挥手,春生忙起身给他俩的空碗满上,还是弥溜溜的。老木匠用手撕了一只鸡大腿递给肖卫国,“大碗喝酒还得配上大块吃肉,小青年,整一个。”肖卫国伸手接过鸡腿,站起身来把它递给靠在万清身上眼馋得不得了的冬生,用大人的口吻说:“小娃子先学大块吃肉,长大了再学大碗喝酒。”老木匠对肖卫国这种借花献佛、传递爱心、表达真情的行为十分满意,他发自肺腑地说:“小青年,好样的。”

  跟老木匠碰了个响后,肖卫国觉得“老土匪”身上的那个豪爽大气很对他这个武汉伢的胃口,一股亲切感油然而生。此时,那碗黄酒的浇灌,使他肚子里那颗疑惑的种子发了芽,幼嫩的枝叶撩得他的心痒痒的,他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下庄上这个最为传奇的老人的往事,权当下乡作的第一次“社会调查”,老歪说过,“老土匪”先前是个木匠,肖卫国仿佛画速写的画家,狠劲地盯了老木匠一眼,记住他的面部特征后,如同星相家般的断言:“老人家以前不是种地的?!”“好眼力!”年近七十的老人感到惊讶。“我现在是庄上的木匠,在先是乡里的游方木匠,祖上几辈子都是木匠。”“那可是个手艺活啊。”“可不是”,老木匠见小肖夸他的酒好,又夸他的行当好,很是得意,他极自豪地说:“咱这儿的木匠分三种:大木匠是造房子的,立柱、架梁、上檩子、铺椽子、安门窗等等;小木匠是做家俱的,桌椅、板凳、梳妆台,神龛、立柜、床头柜,外加拼木桶、刳脚盆,等等细活;老木匠啥活都干,只要是砍、劈、刨、锯、凿、雕之类的木工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打小跟我伯学木工活,二十出头已是方圆百十里有名的老木匠了。”

  打开了老木匠的话匣子,肖卫国便像报社的记者采访社会名人那样刨根问底,“有这好的手艺,解放前你也是个富裕人家吧?”老人家不以为然,“离小康差得远,吃香的喝辣的谈不上,见天中午能噎一顿米饭,早晚呼噜两碗面条就不错了。那年头瞧得上咱手艺人的不多:穷人可相得中你,最多给你炒盘鸡蛋;给地主老财家干活,跟他家长工一块吃。”“不管咋说,图个安逸自在还是可能的吧?”“自在差不多,安逸谈不上。我祖上是从河南逃难跑到这山旮旯来的,那时这儿没人家,但山梁子上的那棵老槐树早就有了。我家是这儿最早的住户,往后这就叫祝家湾了。”“哦……”,肖卫国明白了,祝家湾的名称是这样来的。

  老木匠接着说:“民国十三年乡公所的师爷串通伪乡长抓我的壮丁,得到消息我无处可藏,只得上小东山的寨子里躲避一时,小东山的李寨主早先是个杀猪的,也算个手艺人。那年给西边的一家大地主杀了几头猪,忙乎了几天,整清水后地主要他年后来拿工钱,他不干,因为家里等着钱过年。地主就是不给,还令家丁打他。身材魁武、性格刚烈、脾气火爆的屠夫跟他们干了一仗,他拿杀猪的尖刀捅死了老地主,闯下了人命案后他无处躲藏,只得在小东山竖起义旗,安营扎寨,接纳走投无路的穷苦百姓。从此他们打家劫舍,绑票勒索,目标尽是有钱的大户人家。他们从不欺侮老百姓,有钱人管他们叫‘胡子’(土匪的别名)。”

  “我上山后忒自在,舞枪弄棒的事我不干,李寨主还是叫我干老本行,山寨有干不完的木工活。我是老木匠,手艺精,人缘好,李寨主挺器重。每天日落西山之际,或者朝阳喷薄之时,我都站在山寨的最高峰瞅那日头的出没。有一天我正在看日出,李寨主走到我的身边挺关心地问我,‘祝木匠,想家了吧?’这句话说得我眼泪直淌。我听寨子里的人说过,我们这儿被抓的壮丁十有八九死在了外边,我逃抓壮丁后,我伯我妈被保长抓到乡公所,非要他们交人,我伯我妈死活不交,最后被他们逼得上吊自杀了。这事李寨主肯定知道。李寨主见我怪伤心的,便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就在山上安个家吧。我把我的女儿翠云许给你。’走投无路、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娶了寨主的姑娘,给寨主当了女婿。”

  “李寨主脾气爆,但无坏心眼。来财长得随他姥爷,那身板,那眼睛,跟他姥爷简直就是一个坯子磕出来的。来财那杀猪的手艺还是他姥爷手把手地教的。来财是个不孝之子,老子祖传的木工活他学不上心,杀猪他一学就会,见了肥猪就来劲,手痒痒的。”

  “伯,你这话不在理。”来财反驳他爹,“凡事总有个先来后到吧?姥爷教我杀猪那会你也没说要教我学木工。再说各行有各行的祖师,各行有各行的规矩,你们木工的祖师是鲁班,我们屠夫的祖师是姜太公。你反对我学杀猪,我姥爷在时你咋不言声?”

  老木匠后半辈子受够了气,先受老丈人的气,再往后受这个牛高马大的儿子的气。此时来财呛他一句,老木匠只能忍气吞声地说:“好了。我再不提你杀猪的事行不?”多少年,老木匠就是这样迁就着儿子。

  大家沉默了一阵,老木匠接着说:“翠云的妈生翠云时难产死的,老寨主一辈子没续弦,硬是一把屎一把尿地把翠云拉扯大。翠云长得肯定随他妈,白白净净、秀秀气气、漂漂亮亮的,见过翠云妈的人都说她母女俩是一个坯子磕出来的,像极了。来财长得随他姥爷,春生长得随他的奶。可惜啊,来财的妈也是生来财时难产死的。”老木匠十分悲伤地说完这些,双手捧起大酒碗一饮而尽。

  “伯,大过年的说点高兴事中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少扯”,来财数落起他爹。肖卫国忙站起身来,拎起大酒壶给老木匠满上。他斟酒的水平肯定不如春生,但他知道宁可溢出来,千万别欠一点。倒好酒后他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啦!你老人家把来财拉扯大肯定不容易。”“那是绝对”,来财接过话把,“我伯跟我姥爷一样,一辈子没续弦,他为我付出的辛苦劳累我瞅在眼里,记在心里,可你总不能叫我这个几尺高的汉子见天挂在口上吧?我伯就是这样的人,窝囊了一辈子,要强一点他也不是这个样。搁到我,公社书记当不了,最起码当个大队长。”

  老木匠最烦儿子提他那壶一辈子都没烧开的水,此时儿子又谈起那差把火的往事,他能不心烦,他给儿子来了个“一滴水一个泡——一报还一报”,“来财,过大年的说点高兴的事行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少说。”少说不等于不说,老木匠也不可能让雄纠纠的儿子闭上那张钢闸似的嘴。

  倔强得不得了的来财当然清楚:既然你用刀尖刺破了猪的心脏,接下来你就得给它来个开膛破肚,他理直气壮地说:“伯,你还想背一辈子黑锅?背一辈子土匪的骂名?……咋,你那段冤屈的历史给小肖说说还不中?他可是毛主席派下来的小青年啦!说比不说强。今黑了我非讲个一清二白不可。”此时儿子仿佛那手握惊堂木的县令,他爹倒成了跪在堂下不敢言声的冤民。不用说,肖卫国想听的就是这个,他对“老木匠”的兴趣远远超过了他赞不绝口的“上清酒”。

  “春生,把灯整亮点”,来财吩咐坐在门口的儿子。似乎把马灯摆弄得更亮点,才能让尊贵的客人肖卫国看清他伯那段冤屈了几十年的历史:原来老木匠并不是人们传说中那种杀人劫货、敲诈勒索的土匪,打出生那天起,就注定了他一辈子是鲁班忠诚的弟子,一个只对砍、锯、劈、刨、雕感兴趣、而且对技术精益求精的老木匠。至于他的恶名声、坏形象,那是“众口铄金”最好的诠释。

  来财说:“那是民国二十几年的事,也就是一九三几年的事,我妈去世后我伯和我姥爷苦心经营着那个山寨,三四十号人的吃喝也是个淘神费心的事。现在的大队书记和他伯当时也在山寨里躲壮丁。后来我们这一带兴了共产党,也就是地主老财们喊的‘共匪’、‘赤匪’。共产党是穷人的党,共产党领导穷人打土豪分田地,很得人心。共产党比山寨的胡子厉害得多,户户的庄稼汉都拥护它,当时这附近十几个山头的胡子都归顺了共产党,我伯跟红成他们下了山,回了村,跟着共产党干。当时我们东边的麻城、黄安、黄陂好几个县都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我们枣阳、南漳、洪湖、沔阳属于共产党的游击区。所谓游击区是共产党只能半公开的活动,白天各种各的田地,夜里一声吆喝,操起家伙就去打土豪分田地。最厉害的时候还攻打过县城,咱这的共产党属胡克绳领导。

  “东边的前湾村难打的很,那儿的寨墙牢固,易守难攻,庄上财主们的枪也多,硬是打了三个晚上才攻破寨子。那庄上的几家财主太有钱了,旁的不说,光现大洋就有好几万。吃的穿的用的老百姓分了分,现大洋作为党的活动经费没分,但分散保存,当时给我伯二百块大洋叫他保管。那时小东山的寨子已没人住了,我伯乘天黑一个人摸着上山,在他认为最安全的地点刨了个坑,把那二百银元埋了进去。后来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准备撤出鄂豫皖根据地北上抗日,临走前要我伯交出那二百大洋。我伯跑到小东山上一瞅傻眼了:钱被人刨走了,那时的钱好当钱啊,两块大洋就可买头有模有样的大黄犍。我伯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楚了,党支部会上大家批评他,说他身上还有土匪习气,还有发家致富的小农思想……,看到他曾救过县委书记的命的份上,从轻处理,我伯被队伍清除了。离开队伍后我伯一直干着他的老本行。我伯是当过胡子,但他没杀过人。何况当胡子的也不都是坏人,老书记红成也在山上当过胡子,县委书记当年也当过胡子。我伯的历史是光荣的:他领导过老书记;他救过县委书记的命。要不是那二百大洋的事,咋说我伯也是个公社书记。哎……几十年这个污点整得我伯抬不起头,走到哪都是灰溜溜的,人前人后一点都不风光。”

  来财的一番话让肖卫国看到了老木匠的“档案”,原来老木匠与老书记曾是同路人:山里的穷苦农民;为躲抓壮丁上山当了“胡子”;后来被红军“招安”;有严重的小农意识,在为自己种地与为穷人打江山之间动摇不定,当红军北上抗日时他们很自然地留在原地。这之前两人的经历是一样的,都是“土地庙里的泥菩萨——舍不得挪窝的货”。当解放军乘胜南下时,老书记焕发了先前革命的热情,积极参加土改,而老木匠因为有那个“污点”,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老木匠近七十岁的人了,要不是陪着小肖吃这顿饭他早进入梦中,老人家不信佛,但持午(即不吃晚饭)。此时老木匠参起了瞌睡,开始犯迷糊的他像温鸡似地闭着眼,三不知地点一下头,来财见状对春生说:“扶你爷上床睡去。”两碗黄酒对老木匠来说可能不咋地,但年龄不饶人,瞌睡虫的魔力他实在抵挡不住,既使是法力无边的赤脚大仙,也架不住这小虫虫的进攻。临走前老木匠迷迷糊糊地对肖卫国说:“小青年,我犯困了。你来财哥陪你再喝几碗,改天咱俩好好整一壶。”

  春生和他爷走后,来财又对肖卫国呱嗒了一些往事,其间也碰了两次响。来财的力气大,但嘴上的功夫不咋地,对他来说,喷一个时辰比杀一头猪还费劲:猪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拾掇干净便没事了,可话说了还要“无中生有”,他却没这个魔。这时酒足饭饱后的肖卫国也感到了疲劳,他想到回去还有许多事要做,要清捡东西,要铺床等等,便起身向老祝告辞。老祝站起身来说:“我不留你,知道你还有许多事要办,再碰一响算你瞧得起我这个杀猪的。喝清了我送你回家,咋样?”主人家提出这个要求,肖卫国实在无法推辞,他十分豪爽的又干了一碗。

  一进家门见四个同学早回来了,正在铺床,不等肖卫国开口小计便说:“小肖,刚才管知青的倪副队长来过,说明天早上九点各大队的知青到公社集中开会,有重要事情交待。他还对老歪说明天他有事,叫老歪带我们去公社。明天的早饭他跟老歪说好了,叫老歪煮一锅红薯稀饭,吃了就走。”看到大家都累了,肖卫国就把见到老土匪一事放进了肚子。改日有机会再说。这重大的“机密”要他不对四个同学说,那是不可能的事,仿佛三岁的娃子兜里有块硬糖,能放两天就相当不错了。

四、紧急会议

  前湾公社办公的地点在前湾村,离祝家湾有八里山路。在前湾公社贾姓是大姓,贾姓的先辈是几百年前从安徽经河南的信阳、湖北的随县长途跋涉到前湾定居的。

  前湾村坐落在三面环山的山坳里,村里有上十幢古香古色的老建筑,均为明清时期典型的徽派建筑:土坯墙外贴青砖,灰布瓦阴阳铺顶;龙形屋脊,仿佛要腾空而起;雕花的木窗,残存着樟树的香气;山墙耸立,向征阔气;进深愈丈,彰显内含。村里的房屋错落,但不显得零乱;庄上的小道纤瘦,倒也四通八达。村里有两口古井,那井台,那井口,那提水的辘轳,咋瞅也有二百年的历史;那井水臼不干,使不完,甘甜可口,沁人心脾。村里时见小沟小壑,但上面定有用大青石搭成的小桥;村中的大道干净,没有粪便尘土。户户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串串红彤彤的干辣椒,或一提提黄橙橙的玉米棒,墙角堆着烧锅用的柴草。鸡鸭埋头觅食,小狗尽情嬉闹……好一处完完整整的古建筑!好一处干干净净的老山寨!

  前湾村里有三座祠堂,最大的贾家祠堂现在是公社的大会堂,小一点的曾家祠堂是公社的办公地点,最小的邱家祠堂是公社的卫生院。

  贾家祠堂大门前蹲着一对一人高的石狮子,面目狰狞,张牙舞爪,它彰显的是族长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族内等级严格的辈份。祠堂大门的门坎高约一尺,小狗、小猪、甚至小娃子都难以抬腿迈过,祠堂的大门高三米,宽三米,“三三见久”。两扇大门油漆斑驳,但仍显厚实;貌似沉重,但转动轻巧。往里走是个三丈长,三丈宽的大院子,院子中间一条青石板铺的路直通议事厅。路两边是假山,假山与院墙间种着水竹。两边高大的水竹朝着中央小道拱着长,遮阴了假山,差米把竹头便挨上了对面的竹头。

  祠堂的议事厅宽敞高大,四根一抱粗丈把长的樟木柱子支撑着松木的房梁,梁上架着直溜溜的杉木檩子,陈旧得变黑的椽子均匀地排列在檩子上。椽子上便是一行行排列整齐、凸凹分布的灰瓦。在先屋顶没有亮瓦,议事厅一点都不亮堂:只有门两边,也就是朝南的墙上各有一个雕花的小木窗,屋里的空间越往里,越往上,越黑。在昏暗中显得肃穆的议事堂,与那在阴森中显得恐怖的族长,相得益彰:极似那阴曹地府与那能判人生死的阎王。

  如今这议事厅大变样了,房顶装了几块玻璃瓦,从早到晚,阳光能通过亮瓦从西到东地扫遍厅里的每个角落。对着门的贡台上在先安放的佛龛和贾氏列祖列宗的灵牌,早就被公社食堂的饮事员当劈柴烧锅了,贡台成了摆放水瓶茶杯的地方。贡台后的墙上张贴着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画像,柱子上张贴着毛主席语录……封建宗族的色彩一扫而光,红色的、充满阳光的、代表新思想、新文化的气氛充满了贾家祠堂。公社十个大队的五十多名知识青年,全坐在会议厅里的长条凳上还显得稀松。

  公社的电话员小李宣布大会开始,一个胖墩墩的、年近四十的男子走上讲台,他先露出了一张笑脸,随后才开口讲话,此人很注重给人良好的“第一印象”。因为这个第一能在别人大脑里留下极深刻的划痕。

  这位壮汉一开口便作自我介绍,“我姓韩,叫韩东山,是公社的会计。你们称我东山同志行,叫韩会计也中。公社革命委员会任命我负责知青的管理工作,往后你们有啥问题上公社找我。今日一大早公社的书记和主任赶到县里开会去了,好在关于知青的工作领导已有布置,今日我传达一下。”

  “首先,我代表公社领导和近万名贫下中农衷心地欢迎你们。你们这些有文化的小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车水马龙的大武汉来到我们这个人烟稀少的穷山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确实不容易。面对农村的污泥浊水,猪屎牛粪,你们脱掉鞋袜,挽起裤腿,义无反顾地踩了下去。一旦拔出脚来,你们肯定会惊奇地发现,这一步是多么的坚定踏实,多么的灿烂辉煌。同学们,我坚信,插队落户的经历你们终生不会忘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们一辈子不会失悔。”知青们报以热烈的掌声,韩会计哈哈大笑,从他嘴里喷出愉悦的情感,仿佛从火车喇叭口冒出的蒸气,瞬间弥漫了整个会议厅。

  待知青们的掌声平息后,韩会计收敛了笑容,“你们昨日才到我们公社,为啥子火急火燎的今日就把你们召集到公社开会?因为我们意识到你们一接触社员,马上就会碰到很多现实的、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就像伏天的米汤不能过夜,过了夜就会变馊。作为公社的领导,应该事先给你们打个预防针,免得日后打个摆子、发个瘟的不好收拾。有些事先立规矩好点。真要惹出个纰漏,闹出个天大的笑话,丢的是你们的脸面子,掉的是我们的鞋底子。

  “首先是阶级斗争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公社的阶级斗争是尖锐复杂的,你们脑子里一定要紧绷这个弦,万万不可放松。在我们公社,每个大队都有地主,这些人大多数活着。他们人还在,心不死,早的晚的,日的夜的,都在做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他们梦想着过去拥有的土地和山林,梦想着贫下中农流血流汗地为他打工,梦想着他们曾经拥有的小妾、使唤丫头,梦想着过去吃不完的粮食和满栏的犍子牛……。我可以肯定地说,他们中不少人还保存着解放前的地契,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扒拉他的小算盘,算着他的变天帐:谁在先欠他多少粮食,欠他多少钱;毛驴娃打滚,利生利,现在欠他多少粮食,多少钱。这样的美梦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注定了的。饿狗子不忘千年屎嘛。

  “我老韩每天也做梦,‘三句话不离本行’,梦里也在扒拉我的小算盘,算我的‘变天帐’:咱公社每年粮食要增产多少斤,才能解决社员的温饱;生产队每个工分值多少钱,社员的手里才活泛起来;公社还得修几个水库,才能彻底解决‘望天收’的问题;修这几个水库公社得掏多少钱?钱从哪来?……老地主的算盘与我老韩的算盘一样样,但帐本截然不同,这就是阶级性。阶级不同,做的梦也不同,这是绝对的。

  “还有个阶级敌人就是胡子,也就是大家知道的土匪。我们这个两省相交、三县搭界的地点是个藏胡子的好刹。我们所在的这个庄在先一沿圈围着三米高的寨墙,那是防土匪用的。我们这的土匪厉害得很,在先八十一寨的土匪联合起来把县城都攻下来了,但咱这个庄打了几次都没打下来。前湾村由此在全县出了名,一些有钱的地主或大户为了逃匪都来本村避难。本庄的人越来越多,枪也越来越多,寨子修得越来越坚固。庄上姓贾的,姓曾的,姓邱的,三个大姓各有各的族长,各有各的祠堂。解放前这一带是游击区,白天是国民党的天下,黑夜是共产党的天下,白天夜里都有土匪的身影。1948年这里解放了,撵跑了国民党,消灭了土匪,共产党一统天下。

  “还有一个非常重大而又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宗族问题,因为它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更加复杂。贾、曾、邱,不光是前湾村的大姓,也是咱公社,甚至咱新寺区的大姓。这三个大姓字派辈出,等级森严,听说姓贾的字派有二十多辈,现存的有八辈,最高的一辈只有一个人了,他是祝家湾的贾永成。这个老贾相当不错,共产党员,伤残军人,现在县火车站盐库工作。老贾的老婆姓陈,带俩娃子在祝家湾务农,算个工属吧。本公社姓贾的当面都喊他俩为‘老太’,以示区别,背后管男的叫‘大脚老太’,女的叫‘小脚老太’。

  “小脚老太不到四十岁,但辈份搁在那,走到哪贾姓族里的都是毕恭毕敬。祝家湾的大队书记贾红成小她五辈,见了她开口‘老太’长,闭口‘老太’短,叫得喜欢人得很。小脚老太脸上有几颗麻子,听说祝家湾、甚至整个前湾公社贾姓的族人都不能犯这个忌讳:当着她的面说一个‘麻’字,例如麻布、麻绳、芝麻、麻花之类的字眼。听到谁嘴里冒出个‘麻’字,她老陈必垮着脸,板着手指头数数,长你五辈就决你祖宗五辈,长你八辈就决你祖宗八辈(决你——方言骂你)。你只能老老实实地听着,你跟她对决,那是在决自己的祖宗。

  “文字上的忌讳在我国文化史上是糟粕而不是奇葩:秦始皇的父亲名子楚,为了避讳,把我们楚地改为‘荆’;吕后名雉,当时文书但凡遇到雉字,均用‘野鸡’代替;我们这出了个汉光武皇帝刘秀,历史上一度将秀才改为‘茂才’;为了避讳唐太宗李世民,唐朝将‘民部’改为‘户部’,甚至将观世音的名字改为‘观音’;汉文帝刘恒,为了避讳,将姮娥改为‘嫦娥’,将恒山改为常山;更可笑的是宋仁宗名赵桢,蒸包子蒸馍你不能说‘蒸’字,只得改说‘炊’字。可惜啊!咱公社姓贾的人文化不高,还没想出个能代替‘麻’的字来。咋整咧?只能不说呗。

  “这种文字上的忌讳绝对不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因为它代表的是腐朽没落。前两年公社批判封资修,电话员小李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论宗族的反动性》,专门挖苦了一下我们公社这个最大姓里、辈份最高的陈老太,目的为了灭灭这个老祖宗的威风。小李在四川当过兵,他引用了四川人嘲笑麻子的一首宝塔诗,该诗写的极为隐谐,极为形象,我记得是这样的。”韩会计摇头晃脑,润半天味才开口,“啥?……豆巴……满天花……雨打浮沙……蜜蜂认错家……荔枝核桃苦瓜……满天星斗打落花。……”说完他又用四川话回答了那个“啥?”“这就是麻籽也。哈哈,哈哈……。”韩会计头不摇了,脑不晃了,扬着脖颈哈哈大笑。腮帮子上像贴上去的两疙瘩肉疯狂地抖动着,三叉神经扯着肌肉使眼皮挤成了一条缝,愉悦的眼光很难从中宣泄出来。知青们润出了其中的味后哄堂大笑,拍掌叫好。

  “宗族”这个古老而又深奥的名词对在座的这些初中生(实际上是小学毕业)来说,相当于讲大学的微积分,听过这个词的人不多,知道其内涵的全无。经韩会计三言两语的介绍,小青年脑子里马上涌现出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辈份较高的是族长;在族里族长一言九鼎,权力无上……随之联想到祝家湾那个横蛮不讲道理的婆娘……。这下祝家湾的五个小青年更来劲了,想不到咱那个不大的小山庄竟有两个在公社“响当当、硬梆梆”的头面人物:老土匪、小脚老太。这五个初生牛犊似的小青年处在斗志正旺的年龄段,仿佛古代有名望的武师,听说哪里冒出个会点功夫的硬角,手便痒痒的,总想去会会。灭人家的威风是一个方面,主要是扬“知青”的名气。

  笑仿佛是打气,笑足了韩会计讲得更来劲了,他说:“一个宗族就够复杂了,更何况三个大姓纠缠在一起。按照习俗同姓是不能通婚的,出了五服才允许。但异姓间可结婚,婚姻是合法的、自由的。如此这般麻烦就来了:姓贾的一个长辈与姓曾的一个晚辈结了婚;姓贾的一个晚辈与姓曾的一个长辈结了婚;四个人见了面咋称呼?咋整都纠缠不清!你公社总不能定个以贾姓为主曾姓为次,或者男性为主女性为次的规矩吧?鉴于这个十分复杂的宗派问题,公社革命委员会决定:你们知识青年一律按年龄划分辈份。不管他姓啥,不管他啥辈份,只要是贫下中农,四十岁以上的一律是长辈,四十岁以下的成年人一律平辈。记住了:千万别‘看见和尚喊姨父——乱认亲’。”

  韩会计的话一出口知青们便议论开了,各说各父母的年龄,盘算着自己是吃了亏还是占了便宜。肖卫国的父亲是三零年元月出生的,属马,刚满四十;母亲是三一年出生,属羊的,只有三十九岁,按公社的规定他老俩口不算一辈人。要是庄上也有这样一户人家,按公社规定我们只能管男的叫“叔”,管女的叫“姐”。这样的称呼还不笑掉人家的大牙,想到此肖卫国扁着嘴闷闷地笑了起来。

  韩会计拍了拍熊掌般的巴掌,镇住了大家的议论,他还是一脸的笑,“不要算了。公社革委会定的这个规矩既考虑到今年下放的小知青,又考虑到前年下放的老知青,是按大多数人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跟贫下中农不要过份计较,老话说得好,‘吃点亏,在一堆’,按四十岁划线!但阶级敌人除外,要是管老地主、老土匪叫‘大叔’,‘大伯’,那可闹出了国际笑话。仙鹤能跟癞蛤蟆攀亲戚吗?绝对不能。祝家湾的小脚老太是贫农出身,今年三十五岁,你们小青年管她叫陈大姐就中;比老陈小五辈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贾红成是土改的老干部,今年六十多了,你们小青年还非叫他大叔大伯不可。这里还想多说两句,祝家湾的知青管小脚老太叫陈大姐,庄上贾姓的子孙咋称呼你们?那是他们的事,我们管不了。我们只保证你们不吃亏;他们当然也不会吃亏的:按照自然选择的法则,不管老的小的,庄上的人会口径一致地叫你们‘小青年’。谁管你们也叫老太……哈哈,哈哈,……那绝对是个分不清爹妈的二球娃。”说罢韩会计自个又大笑起来。

  确实感到有点累了,韩会计收敛了笑容接着说:“同学们到农村来就是给贫下中农当学生娃子。学点啥?不用我说你们都知道,学习老师的阶级立场,学习老师的思想品德与生活作风……学这学那,我认为最先要学的是本地的语言。语言不通,学生问的老师听不懂;当然,老师教的学生也听不懂。年轻时我当了三年兵,下功夫学了点武汉话。我感觉:武汉话硬,不好懂,我们叫你们‘蛮子’;咱这的话软,好懂,武汉人说我们是‘胎瓜’。下面我说几句武汉的老儿歌,请你们这些住江汉路、胜利街的伢们点评一下。”韩会计瞪着眼、板着脸,正而八经地搞了起来:

  一个伢的妈,真拉跨,(真窝囊)

  洗脚的水,塌粑粑,(做米粑)

  围桶盖子敬菩萨,(马桶盖上摆菩萨)

  身上的隔皂搓麻花。

  这首当年风靡武汉三镇的童谣,一下子把在座的小青年们拉回到小时候的情景,引发了大家幼年时那种无拘无束、天真烂漫的大笑。与此同时,他们又不得不感叹韩会计武汉话的标准、纯正:他的汉话既不夹杂黄陂话的口音,又毫无孝感话的声韵,跟江汉路小学毕业的肖卫国讲的差不多。

  韩会计的单口相声肯定没得到充分地发挥,他还想把他个人的情感及会场的气氛推向一个新高潮,他又讲了一个由枣阳话嫁接出来的武汉话:

  礼拜天,

  (老武汉喜欢称星期天为礼拜天)

  我从前街走到后“该”,

  (汉话音“该”即“街”)

  在鞋店里买了一双“孩”。

  (汉话音“孩”即“鞋)

  在六渡桥见个男友,我问他“火姐,奇了冇?”

  (兄弟,吃了饭没有?)

  朋友反问我“么回事?你汇帐请我过早?”

  (怎样?你掏钱请我吃早饭?)

  那个朋友长得抻吐,

  (长得帅气)

  穿得蛮灵醒。

  (衣服得体亮丽)

  在汉正街遇见我哥,我问他,“拐子,最近么样?”

  (老武汉称哥为“拐子”)

  哥说,“酣吃哈睡横长肉,奇饭嚥菜老一套。”

  (瞎吃瞎睡光长肉,吃饭吃菜老一套。)

  天太热,我哥“打个赤巴”(光着上身),他的伢“打个挑瓜”(全裸)。

  我哥问我,“搞么斯沙?”(干啥?)

  我说,“找个麻梦。”(人力三轮车)

  “板个么沙?”(折腾啥?)

  “客老亲爷家。”(去岳父家)

  我哥乎了我一巴掌,说“个苕头二脑的货,心里冇得数,搭公交便宜得多。”

  (打了一巴掌,说“个傻子,心里没数,坐公交便宜得多”)

  我对他说,“不跟你嚼牙巴骨,老亲娘不中神了,得遛耍点。”

  (不跟你瞎说,岳母不行了,我得赶快去。)

  这回韩会计算讲了个大笑话,五十多位知青个个笑得前仰后合,恨不得笑岔气。韩会计笑得双眼全闭合了,笑得挂在腮帮上的两片肉抖抖神,差一丁点就挂不住了。真掉下来了,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待每个人身上管笑的那根神经彻底的松弛,并稀溜得像面条再也绷不起来时,会场才安静下来。韩会计接着说:“我希望你们仨月突破语言关,人人讲一口流利的本地话。学语言要吸取精华,生动活泼的让它大放异彩;同时要剔除糟粕,腐朽没落的要坚决摈弃。特别要注意语言中的忌讳,例如某些字眼不能对没出阁的大姑娘说,某些字眼不能对上了年龄的老人说。说话是门综合性的艺术,这门艺术在戏剧学院的表演系你学不到,在北京大学的文学系你也学不到,只有在现实的生活中你才学得到。可能有人会问我,韩会计,只学仨月就让我们考秀才,时间短不?要我说呀,‘地球无压力石油冒不出来,人无压力才干显示不出来’,我看仨月足够。你们是谁呀!聪明好学的武汉知识青年,纯种的九头鸟,江汉路玩大的伢们,能得很!”说罢又大笑起来。被韩会计捧上了天的小青年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韩会计抬起他那颗远远不止七斤半的肉头瞅了瞅墙上的大挂钟,不无遗憾、但又无可奈何地说:“慢慢地跟你们喷,喷它一个上午,晌午在公社食堂吃餐便饭,比方说整个十来斤大肉,掺一盆萝卜块,焖上一大锅米饭,吃饱后慢慢地朝家走,多美气!可不行啦,同学们……咱公社是个穷公社,拿得出手、端得上桌面的只有两盘菜:一盘是白云蓝天,一盘是青山绿水。可这两盘菜中看不中吃,不能填饱肚皮。

  “去年天旱,我公社粮食大减产。今年春上十个大队就有七个吃返销粮(指生产队交了国家的公粮后,社员的口粮不够,再由国家返销给生产队。返销粮不论大人小孩,每人每月25斤,农民得拿现钱按商品粮的价格买)。穷啦!公社连你们这些尊贵的客人的一顿饭都管不起,这种令人心酸的话,我老韩真有点说不出口……今日的会我只能长话短说,喷多了耽误你们赶回去吃晌午饭。日后肯定有啥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各位多多包涵,这里我先给大家道个歉。”说罢韩会计对着台下的知青们规规矩矩地鞠了一躬。

  此时韩会计很严肃,脸上没挂一丝笑容,那副模样仿佛道貌岸然的禅师刚对教徒讲罢佛法。他那张天才笑星的脸,只有在面对党旗、面对人民宣誓时,才会表现得如此肃然起敬。

  韩会计最后讲了一件事,“为了解决社员的吃饭问题,公社决定:一搞罢春耕,立即集中全公社的基干民兵上马‘六十亩地’水库。并争取今年把壩扎好,把盘山渠开通。这项工程一旦完工,可使祝家湾、洛庄两个大队上千亩产粮田旱涝保收,一举摘掉贫困队的帽子。我希望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看到你们知青挥洒汗水、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的英姿。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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