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5日，卧病在床的鲁迅先生写了一首七律赠给许寿裳，这也是鲁迅先生生平最后的诗作。诗曰：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从“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的悲凉孤寂，到“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的迫切希望，反映的正是鲁迅先生当时的心境。

　　彼时，日寇入侵、民族矛盾更加尖锐、祖国满目苍夷，在这无边的黑暗中又孕育出一簇星火——1935年秋毛主席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即将拉开全民抗战的序幕。

　　在国民党白色统治下的鲁迅先生没有亲身参加长征，却始终关注着红军的动向，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长征的敬意与支持，积极参与营救瞿秋白、方志敏等留守苏区的同志，并保存、转送了方志敏在狱中写给中共中央的文稿，包括《可爱的中国》。

　　1936年2月，鲁迅先生与茅盾联名致信红军，祝贺红军东征胜利，信中写道：“你们的勇敢的斗争，你们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解放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4月下旬，冯雪峰从陕北来到上海，同鲁迅先生谈起了长征的具体经过，谈到了党内复杂的路线斗争和毛主席从中表现出来的出色策略与顽强性格，感慨道：“周先生的韧战精神，后继有人了……”

　　鲁迅与冯雪峰两家的合影

　　10月初，鲁迅先生找到了冯雪峰，托他将刚装帧好的《海上述林》上卷和一只金华火腿送给远在陕北的毛主席。

　　10月19日，鲁迅先生带着巨大的遗憾和希冀，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人怀疑他不是在战斗中倒下的，倒在了他以血肉构筑的掩体前，倒在了落满冷箭的壕沟内，倒在了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十三年后，鲁迅先生所希冀的那个崭新的中国终于屹立在了世界的东方。他曾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历史概括为两种循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他呼吁青年去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他自称“以为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

　　1966年7月8日，毛主席在滴水洞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随后踏上了继续革命的悲壮征程。

　　1966年毛主席与工作人员在滴水洞合影

　　两位从未见面的伟人，隔着遥远的时空，连直接的书信往来都没有，仅凭彼此的事迹，却生出了惺惺相惜。他幽默地评价他“有山大王气概”，他则慷慨地评价他“骨头是最硬的”。

　　鲁迅先生与毛主席，一个是文化革命的总司令，一个是人民革命的领袖，他们其实是同一类人——始终站在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立场，始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始终站在受苦受难的中华民族立场，中国的新生与希望在他们之间星火相传。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先生，在他生前身后始终遭受着诋毁与谩骂，却依然“横眉冷对千夫指”；继续革命的毛主席同样遭到敌人无尽的痛恨，他却豪迈地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因为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不仅要时刻面对外部的刀枪，还要时刻提防内部的冷箭，同内部各种各样的机会主义作斗争。

　　1927年是一个风雷激荡的年份，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就在这一年，鲁迅先生和毛主席的人生轨迹均发生了巨大的变轨，在各自的战场开始了殊死的搏斗。

　　1927年9月9日，毛主席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按预定计划爆发。在遭遇挫败之后，毛主席主持前委会议，及时作出放弃进攻大城市的决定，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尽管在接下来短短几年时间里，毛主席开创的这条道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在瑞金创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政权，然而，来自同一阵营的掣肘甚至是背后的冷箭却时时刻刻在阻碍着毛主席。

　　毛主席不仅要不断地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斗争，还要时刻面对那些“下车伊始哇啦大叫”的特派员的横加干涉和指责，甚至连“老伙计”朱军长一度也不理解他。机会主义路线最终葬送了红色割据的大好局面，红军被迫转入长征……

　　正是毛主席身上的韧战精神，让他忍受着不被理解和不断遭受内部攻讦的巨大孤独，与身边一个个年轻同志倒下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不断挽狂澜于既倒，一次又一次拯救中国革命于死亡的绝境。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时刻腐蚀着新生的人民政权，迫使毛主席最终不惜跌得粉碎，也要与他们继续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鲁迅先生的遭遇亦是如此。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先生南下厦门；1927年1月，鲁迅先生又辗转来到大革命中心的广州；在中山大学执教仅仅三个月后，“四·一二”发生、大革命失败；4月29日，营救进步学生无果的鲁迅先生愤然辞职，于10月落户上海。在反动派的心脏，鲁迅先生由职业教授学者转变成为自由撰稿人和左翼作家，成为操“投枪匕首”的文化战士。

　　在离开广州赴上海之前，为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鲁迅先生便表达了联合创造社（1921年成立的新文学团体，大革命失败后大力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愿，答应全力支持恢复《创造周报》并领衔署名在报刊公开刊登恢复启事。然而，鲁迅先生到上海不久，创造社并不复刊《创造周报》，却创办了《文化批判》，批判的第一个对象就是鲁迅。

　　在当时上海“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下，后期创造社搞起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后期创造社的几位青年新锐作家公开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等文章，将鲁迅先生扣上“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人道主义者”、“隐遁主义者”等帽子大加批判，否定鲁迅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

　　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让鲁迅先生倍感痛苦，甚至一度产生回新文化的旧战场北平，去利用北京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写《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字变迁史》的“避世”念头。反动派的帮闲文人污蔑鲁迅先生“拿卢布”，“同一营垒”的教条主义者则攻击鲁迅先生为“托派”。

　　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写道：“在鲁迅先生的发展的途中，也遇到过几次危机，很可能使他退隐于‘艺术之宫’或‘学术的殿堂’。”

　　不过，坚韧的鲁迅先生最终并没有因为来自“同一营垒”的伤害退隐于“艺术的殿堂”，反而以博大的胸怀尽量接纳这群二十岁出头的“教条主义”愣头青；一面顶着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威胁，同反动派进行着殊死较量，一面努力纠正文化战线上的种种机会主义错误。

　　“说我不懂马克思主义，他们就真的懂马克思主义么？”1928年，在与创造社、太阳社大部分成员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的同时，鲁迅先生开始大量搜集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为之翻译，同时开始提倡革命美术，倡导现代木刻运动。

　　1929年底，鲁迅先生与冯雪峰多次磋商组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次年2月，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成立，在自由盟主办的几次讲演中，鲁迅先生反复强调文艺的社会性、阶级性和真实性，传播正确的革命文艺主张。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正式成立。

　　在左联成立大会上，鲁迅先生开口便语出惊人：

　　我以为在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

　　鲁迅先生的这句话背后所要反复强调的，就是作家的现实体验和大众意识，这与12年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主张不谋而合。

　　左联成立之初，鲁迅先生与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丁玲等左联党团书记都相处得很好，鲁迅先生还拿出自己的稿费为左联提供经费，左联当时在文化战线上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然而，1933年秋二十多岁的周扬担任党团书记，夏衍、田汉都上升到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位置后，“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又在左联内部卷土重来，与周扬关系密切的左联成员不断对鲁迅公开批判或施以冷箭。至1935年底开始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之争，双方的矛盾才彻底激化，最终导致左联的悄然解散。

　　周扬等人主张的“国防文学”，一则其实不过是宗派主义者打击异己的工具，两个口号摊开讲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二则是王明等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右倾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的体现。

　　鲁迅先生与这些人的斗争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场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实际上到延安整风才算告一段落。而机会主义并未覆灭，鲁迅先生的斗争对象，在他逝世三十年后，再次成了毛主席的斗争对象。

　　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机会主义者卷土重来。鲁迅被剥离了马克思主义色彩，成了无害的神像；而毛主席却被反攻倒算。无耻文人编造出了“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谣言，在群众意识里构建鲁迅先生与毛主席的对立，这是对历史最残酷的背叛。

　　鲁迅先生短暂的一生，恰恰处在旧中国最黑暗的时刻，他人生的大半段都在经历彷徨与求索，直到人生的最后十余年才逐渐找到了马克思主义。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旧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一代仁人志士努力追求真理的缩影。鲁迅先生走了90年，他笔下的人物却活了过来，这是最大的历史悲哀。

　　无产者们今天是有必要重读鲁迅的，只是没有亲身经历百年前历史巨变的我们，需要一座读懂鲁迅的桥梁，这桥梁便是毛主席。唯有读懂了毛主席，才能真正读懂鲁迅，不仅从他的文字里汲取智慧的力量，更要从他的精神内核里汲取“韧战精神”，将鲁迅先生和毛主席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