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钱学森：做一名毛主席放心的科学家
——在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上的座谈交流
魏成阶
（2025年10月18日）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谢朱启老师主办的启航泽东学院周六例会邀请我与各位座谈，让我讲述一下曾经的峥嵘岁月里传承钱学森科学家精神，这是我的荣幸。我也能借此机会向各位学习。我事先申明，我在职时做得还很不够，不是摆科学家的资格，只是把各位当作朋友，谈谈我们那一代人为国家的科学事业奋斗的心声、经验和教训。我考虑以《学习钱学森：做一名毛主席放心的科技工者》为主题，谈点初浅意见，抛砖引玉，供大家批评指正。
据传：毛主席生前曾写过一张小纸条“你办事，我放心”？这使我这个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卫星遥感研究工作、学习、生活了60年的老科技工作者一直有一个深刻的疑问？联系到我们科技界，究竟谁办事还能让毛主席放心？科技工作者应该向谁学习？科学家精神究竟是什么？
一、做让毛主席放心的科学家
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毛主席则把科学实验当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三项实践活动之一。
早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即将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就在1956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讲：“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个革命，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
后来毛主席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首次较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主席的这番讲话，核心目的在于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即“政治改革了”、“社会制度改变了”之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上来。
他认为，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大发展，没有将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无法真正体现，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因此，“我们国家要建设，就要有技术。就要懂得科学，这是很大的革命……”这句话，集中体现了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于开展技术革命、发展科学技术以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迫切要求和战略思考。
我认为钱学森同志就是毛主席经过考察接触深思后，可以托付他帮助毛主席实现科学和国防现代化的一个伟大科学家和社会实践活动家。是一个办事能让毛主席真的可以放心的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学习钱学森，做一个让毛主席放心的科学家，这是历史的经验。
钱学森有一段最感人的话：“我是中国人，我回中国不需要理由。我将竭尽全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过上有尊严和幸福的生活。我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工作满意的话，才是最高的奖赏。”
令人敬仰的科学家，其生命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科学家办事就是要让人民放心，人民放心了，毛主席就放心。我们这些人能够到中国科学院工作，除了光荣感外，还必须向钱学森同志学习，要有钱学森那样把中华民族复兴的科学技术发展与创新的重担落在我们的肩上责任感、沉重感。
马克思在《战兰西内战初稿》中提到，“他们（指科学家）觉得，只有工人阶级才能使他们摆脱神甫的统治,才能使科学从阶级统治的工具变成人民的力量，才能使科学家本人从阶级偏见的奴仆、从自私自利的国家寄生虫，从资本的同盟者变成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只有在劳动的共和国中，科学才能发挥它的真正的作用”。
列宁1918年5月28日在第一次国民经济委员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科学摆脱资产阶极的桎梏，摆脱资本的奴役，摆脱对卑污的资本主义私利的奴隶地位。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根据科学的见解来广泛推行，并且真正支配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那就是如何做到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的生活，使他们有可能享受物质福利。”（“列宁全集”第27卷，俄文版，第375页)
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对国家的贡献在于将知识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这些人接受钱学森同志面对面的谆谆教诲后，深深地感到：我国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奉马列主义、具有强烈“科学家精神”的科学家。钱学森也是我们科技界办事最能让毛主席放心的那种人!
我自己的体会：从一个初级科技人员晋升到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研究员，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感受钱学森同志“科学家精神”的过程。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源泉会随着时间源远流长，决定着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道德、良知、品格及其思想境界和胸襟情怀，永远高于物质的富有！
科学及其科学家的进步是需要有精神动力的。科学的道路每一步踏实的前行都是对真理的坚守。我读过《毛泽东年谱》后发现，伟大领袖毛主席才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国防工业尖端高科技的奠基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地位。在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中，毛主席是最关心科学技术发展的，是最了解现代尖端科技知识的，是对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最深入的。毛主席生前与各领域科学家探讨“科学与技术”问题达300余人次。毛主席的科学家朋友最多，听科学家讲课最频繁，向科学家学习最诚恳。
在毛泽东时代，科学家与工农兵同样地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毛主席通过接见、通信往来、文件批示，请科学家座谈等形式，与自然科学家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钱三强、钱伟长、吴有训、陈心陶、赵九章、郭永怀、叶叔华、谈家桢、梁系、潘菽、金善宝、华罗庚、卢鹤绂、唐敖庆、童弟周、束星北、赵子森、于敏、苏步青、茅以升、陈文新、汤璪振、黄国璋、黎锦熙、傅种孙、周培元、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王大珩、邓稼先、朱光亚、陈芳允、潘先觉，还有美国科学家谢尔登·格拉肖等保持联系。其中与钱学森谈话最多、科学话题最广、最深刻。
毛主席的接见就是我国科学家进步所需要的精神动力。他给我们留下了最高领袖尊重科学家，科学家热爱人民领袖的动人佳话。毛主席听取了科学家建议后，指出“科学研究属于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毛主席直到逝世前夕，还指示华国锋要在中国科学院组织一次“关于基础理论研究”的专题讨论会。
我们这一代科技人员是最幸福的！因为毛主席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最具备科学家精神的光辉典范——钱学森同志！毛主席特别喜欢钱学森，多次与钱学森探讨发展国家科技问题。
毛主席了解、结识钱学森之后教导我们：“钱学森这个人了不起，放弃美国的优厚待遇，冒着生命危险跑回来，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他读懂了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把他的知识，无偿地献给国家和人民，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毛主席对钱学森的高度评价体现了新中国领导人对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与信任。既有对钱学森个人能力的极高认可，也包含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深远思考，体现了党对科学家在国家建设中的战略定位。
钱学森同志曾经自述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并公开见报的达六次之多。总结起来，说明了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是用来学习传承的，而不是用来炫耀的。
毛主席对钱学森的价值评价有以下几点：
1、毛主席对钱学森说：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
七十多年前，钱学森是一位带着“系统工程”思想火种回国的科学巨匠。他不仅改变了中国科技发展的轨迹，而且照亮新中国经济建设前行的道路。毛主席一向高瞻远瞩，对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战略预见是非常精准的。他老人家治国理政的路线清晰，目标明确，思考冷静！建国之初，毛主席就声称要把钱学森的“系统工程”这项科技成果用来指挥国家的经济建设，这确实是很少见的。那些攻击毛主席不懂经济建设的，有这种对新中国建设发展的战略预见吗？
钱学森回国不久，1956年2月1日，毛主席在全国政协宴会中特意将钱学森的座位从第37桌调整到自己右侧的“第一贵宾”席位，并当众称赞“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得多。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同志们注意，此时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中文版还没有出版，毛主席却已读过，并急于表态“我正在研究你的工程控制论，用来指挥我国的经济建设。”这里，毛主席强调钱学森的科技成果价值远远超越了军事力量，凸显了科学家的科技成果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意义。在毛主席的启发下，钱学森后来表示“系统工程才是我一生追求的”。
2、毛主席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与“火箭王”
在美苏严格保密控制下，中国由钱学森主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于1964年10月16日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中国已经掌握了原子弹技术，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在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标志着我国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国际地位。毛主席亲自出席庆功宴会，并向全体来宾介绍钱学森，风趣地称钱学森是“工程控制论王”和“火箭王”“他这个‘王’一发号令，火箭就上天。”毛主席对钱学森的这一称呼，既是对钱学森学术地位的认可，也反映了对钱学森领导中国“两弹一星”及其航天事业研发的极大信任。
到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嘱托钱学森将中国航天成功经验总结推广到其他领域。1978年，钱学森等在《文汇报》上发表了《组织管理的技术：系统工程》。首次系统地阐述了系统工程的概念、内涵及其应用前景，指出系统工程是一种科学方法，适用于所有“系统”的规划、研究、设计、制造、试验和应用。1982年11月，钱学森等出版了《论系统工程》；1988年10月又出版了增订版，在全国掀起了研究和应用系统工程的热潮，促进了系统工程在中国的全面发展。
钱学森还亲自主持将长沙工学院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即现在的“长沙系统工程学院”的前身）创办了全国第一个系统工程本科专业。设立了飞行器系统工程和信息系统工程两个学科专业方向，建立了涵盖系统工程、数学、航天、信息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系统工程学科专业体系。
系统工程是钱学森超前的科学规划决策。他为此建立的“长沙系统工程学院”的科研规模居全国高校的首位，年均承担百项国家和军队重大科学研究项目（我本人曾与该校合作，最早提出了遥感的人工智能系统开发的构想）。钱学森的系统工程学科的诞生，标志着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从实验室走向社会。钱学森的远见卓识和务实举措，为系统工程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对系统工程学科的定位、人才培养、学科建设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并强调“理工结合，注重基础，落实到工”的教育思想是系统工程学科建设的指导方针。
如今的长沙系统工程学院以系统工程为基础，发展成为拥有管理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军队指挥学等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相关本科专业的学院，拥有实力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钱学森创建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首批获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在国家学科评估中被评为A+学科，进入到国家“双一流”（“双一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简称，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国家战略，核心是推动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
钱学森系统工程思想的火种照亮了中国系统工程发展的道路，引领系统工程学院在攀登学术高峰、服务强国强军道路上不断前行。钱学森总结说“系统工程的意义，可能要远远超过我对中国航天的贡献。”他坚信，系统工程不仅能够推动航天事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科学方法论。
3、毛主席赞誉钱学森将哲学与科学结合，表扬钱学森读懂一些马列主义，把个人的名和利看透了
毛主席对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关注和学习，还以超人的智慧把科学技术中的许多问题上升到哲学层面加以思考。1954年，我国发现了第一块铀矿石，铀矿是制造原子弹的基本材料。由李四光和钱三强呈送给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观看，毛主席观看后，当场与钱三强探讨了原子学方面的专业知识。钱三强解释说：质子、中子等基本粒子不可再分。毛主席则提出质疑：“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现在条件不允许，将来会证明是可分的”。1956年1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就与钱学森讨论了“基本粒子是否可分”的问题，再次提出“基本粒子也是可分的”哲学论断。后来，毛主席又与杨振宁探讨了同样的这个问题，杨振宁也认为“基本粒子是不可分”的。直到世界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研究基本粒子和量子场的权威科学家谢尔登·格拉肖访问中国，毛主席在钱三强陪同下，接见谢尔登·格拉肖时，还是继续就基本粒子能不能分割的问题作专门研讨。格拉肖倾向于钱三强的意见认为：基本粒子不能继续分割。毛主席则认为“对立统一的哲学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和更小的物质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直到无限。”后来，物理学研究果然发现了更小的物质。中国科学家称之为层子，美国科学界称为夸克。毛主席逝世后，谢尔登·格拉肖为悼念毛主席对基本粒子研究的哲学思考及其预言，于1977年，在第七届夏威夷粒子物理学年会上，亲自提议将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1976年谢尔登·格拉肖，因此获得奥本海默奖。1979年又与S.温伯格、A.萨拉姆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谢尔登·格拉肖还被世界物理学界称誉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之父。这件事充分表现了毛主席用哲学指导科学家所取得的巨大科学成就。
毛主席非凡的科学洞察力和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能力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学习榜样。钱学森晚年亲口告诉我们“毛主席从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物质无限可分性作了精辟论述”。毛主席将哲学与现代科学结合的思想，为钱学森等世界级大科学家提供了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启示。
钱老一生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宣布“我在科学上取得一些成果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收获。他生前熟读《共产党宣言》《自然辩证法》等马列经典著作，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己的科研实践相结合。1987年，晚年钱学森率中国科协代表团访问英国时，专门前往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瞻仰并敬献鲜花。这表明钱学森此时已经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4、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中对钱学森的高度信任
1955年，钱学森归国后，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引领中国导弹事业实现了从零起步、从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推动我国航天事业从导弹武器应用向空天信息探索的关键飞跃，让茫茫太空有了中国人的声音。
1960年11月5日，钱学森主持研制的我国第一枚导弹“东风一号”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迈入了导弹时代。没有导弹就没有“两弹一星”。这枚导弹的成功发射直接推动了后续“两弹一星”工程的快速发展。1964年2月6日，毛主席在与钱学森讨论国防科技时，别出心裁地表示要搞反导武器，提出“有矛必有盾”。指示钱学森亲自牵头研制中国的反导防御系统（即“640工程”）强调“五年不行，十年；十年不行，十五年，总要搞出来的”。
当时，反导武器谁都没有见过？却因为这是毛主席坚持要搞的，国防科委坚信毛主席说的是对的！于是，于1964年3月23日专门召开了弹道式导弹防御科学讨论会。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与决心，钱学森谈了初步设想，最后确定“以导弹反导弹、超级大炮反导弹和激光反导弹”三种技术途径研制我国的反导弹系统，并且把研制以导弹反导弹的技术途径放在第一位。考虑到钱学森时任国防部五院副院长，决定把整个反导弹的研制交由国防部五院负责。所以，钱学森直接参与领导的就是中国第一代的反导系统（即“640工程）。
该工程正式启动后，曾经规划1973-1975年研制出中国第一个反导弹武器系统。但因为一些人反对，研制工作自1974年以后一再收缩，到了1982年，除保留激光破坏原理和核电磁脉冲技术两项课题外，其余有关“640工程”的研究全部被迫停止。后来，1986年3月，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等四位著名科学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书，决心要继续搞尖端科技跟踪，坚决反对1980年后下马一些尖端科技项目。这才有了我国的863计划，一些被下马的尖端科技项目不得不得以恢复。当时的中国就有这样一批领会毛主席战略决策的科学家，排除干扰，坚持在2010年1月11日，进行了我国首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成功达到预期目的。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掌握中段反导技术的国家。此后，中国又分别在2013年1月27日、2021年2月4日、2022年6月19日进行了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均取得成功。2024年，红旗-19反导系统在珠海航展首度公开。今年九三阅兵，红旗-11、红旗-20、红旗-22A、红旗-9C、红旗-19、红旗-29等六个型号的反导防空装备首次集体亮相，表明我国已构建起多段多层反导拦截体系。并声称中国的导弹可以覆盖地球任何地区，让美帝和“台独”感到恐惧。
毛主席生前愿望，在他老人家去世近五十年以后，得以实现。如果不是一些干扰，毛主席的这个愿望早就应该实现了。
5、毛主席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我们知道，毛主席在新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树立工人典范铁人王进喜，农民典范陈永贵，解放军战士典范雷锋，革命干部典范焦裕禄，知识分子及其科技人员典范就是钱学森！在长期多次接触后，钱学森实际上成为了毛主席最放心的科学顾问。毛主席总是称赞钱学森的建议“十分难得”，多次公开赞扬钱学森“忠诚于党和人民”；直到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
然而，对于钱学森是不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有人反对或者嫉妒，就连《毛泽东年谱》也不准列入。其实，毛主席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老人家晚年时，谈到钱学森及知识分子问题时，亲口对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说的。
钱学森也以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一份子，而感到人生的第三次特别激动。那是钱学森在1991年10月16日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的仪式上，讲述自己一生中三次激动时刻时谈到的。
钱学森第一次激动时刻是1955年被允许回国时，他带着自己在美国刚出版的《工程控制论》和物理力学讲义去向恩师冯·卡门告别。冯·卡门翻阅后，感慨地说钱学森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他。钱学森心想自己20年奋斗的目标终于实现了，为中国人争了气。
钱学森第二次激动是建国10周年的时候，被接纳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激动得睡不着觉。
钱学森第三次激动是看见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言中，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优秀代表，心情激动极了，觉得自己现在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了，而且是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当时王任重同志的亲自表述，说明毛主席称赞钱学森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确切可信的。
6、毛主席赞赏钱学森“默默地为国防现代化工作”的求实精神
钱学森求实精神的核心是“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严谨论证和实践检验为准则”贯穿科研、治学与育人的全过程。这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钱学森的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在对科研数据的极致严谨。如在导弹研发初期，对每一个数据、每一个公式都要求“零误差”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
钱学森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从不掩饰研究中的失误，认为“科学研究没有永远的正确，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例如，1958年，毛主席接见钱学森，和他讨论农业上诸多高产“卫星”的问题。钱学森过高地估计了农作物光合作用的潜力。后来，钱学森向毛泽东当面检讨自己的失误，承认之前自己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毛主席听了大笑说：“哦，原来你钱大科学家也是冒叫一声呀”，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对钱学森这种求实态度的赞赏。
钱学森在治学育人中更是“求真务实”，最常问的就是“你的数据来源是什么？”“这个结论有实验支撑吗？”，并告诫“科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投机取巧的‘成果’，比没有成果更有害。”
毛主席委以钱学森为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的重任（主任是聂荣臻元帅），关心钱学森，多次指示要保护钱学森，不准任何人批判钱学森、不准降低钱学森的生活标准。直到晚年，毛主席在即将于1975 年 1 月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前夕，还特别叮嘱周总理，确保钱学森列入人大代表名单。（讲讲第一次见到钱学森的情况……）
以上实事说明，毛主席与钱学森的互动是政治家与科学家协同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的典范。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与钱学森的科学技术远见结合，奠定了我国“两弹一星”等重大科技成就发展的基础。晚年钱学森曾感慨：“我之有今天，都是毛主席、共产党给的”；他在总结自己搞“两弹一星”的经验后，向人们坦言：“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自己的祖国”“自己坚定不移地信奉马克思主义，信奉社会主义。”认为今天的科学技术，不仅仅是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而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的整个知识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概括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钱学森一生中有许多荣誉称号，如：“中国航天之父”、“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王”、“系统工程控制论之父”、“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等等，但最能体现他重大人生价值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这一称号。“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毛主席送给钱学森最为骄傲自豪的光荣称号。钱学森深情地说：“是毛主席亲手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如果丢掉了毛主席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晚年回忆他的一生中对他影响深刻的人一共有17位，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毛主席。毛主席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也包括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战略思想。
钱学森临终时用颤抖的手写下14个字的警世遗言“毛泽东思想活着，中国就永远年轻！”
以上这些使我认识到：毛泽东时代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每一个重大科学领域都取得了对世界有巨大影响的科技成果，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最正确的治国理政路线。中国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证明了毛主席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再厉害的科学技术都需要人去指导和掌控！在科学技术研究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思想工作第一。毛主席选中钱学森作为我国科技人员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完全正确的！钱学森的“科学家精神”永放光芒。我们要向钱学森学习，做一个让毛主席放心的科学家。
二、党中央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最新总结
遥感科技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我们这些搞卫星遥感几十年的科技工作者有一个深刻感悟：在我们这样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科技人员必须具有科学家精神，必须人的因素第一，必须政治思想工作第一。科学家精神是出成果出人才的关键。中国的科技创新研究在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中，并不缺乏后继人才。最需要的是具有“科学家精神”才德兼备，时刻牢记为人民服务，为科技强国奉献一生的科学家。
毛主席生前为中国科技，特别是尖端高科技打好了坚实的基础。等到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高速发展的时候，他老人家却走了。
201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首次完整提出了“科学家精神”的六大内涵：“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
这里所说的科学家精神实际上是对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认真总结。是对毛主席肯定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再肯定。我把它概括为:
1、爱国精神：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在登上回国的邮轮前向报界发表了一段简要讲话：“我要竭尽全力，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使我的同胞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他用毕生心血，践行了这一爱国精神的承诺。归国后带领中国航天人闯出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创造中国导弹和卫星的多个辉煌，为中国人民挺直腰杆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提供了切实保障。钱学森的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灵魂，是科学家内在品质成长条件。他引领科技工作者将个人前途与祖国命运紧密相连，为推动国家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和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不懈奋斗。
2、创新精神：钱学森认为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新是科学家精神的内在核心。钱学森说：“搞创新就是要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要求科技工作者树立敢于创造的雄心壮志，敢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钱学森认为科技创新靠的是对客观世界的真正了解，指出“事理看破胆气壮”把事情真正搞清楚了，就有了改革创新的勇气。钱学森对科技创新有着深刻见解，强调创新人才培养，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技创新人才”“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他反复强调要培养会动脑筋、具有非凡创造能力的人才。钱学森重视科学精神，提倡学科交叉融合，提倡国家要着重培养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不但要有科学技术知识，而且还要有文化、艺术、音乐才能。他认为艺术与科学的结合有助于培养创新人才，这种跨学科的思维方式能够拓宽视野，激发创造力。钱学森自己则是具有前瞻性眼光，关注新兴技术发展的科学家。早在30多年前就提出发展新能源汽车的构想，主张开展人工智能研究，并将VR技术翻译为“灵境”认为“灵境”技术是继计算机技术革命之后的又一项技术革命，它将大大扩展人的创造能力（VR技术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它是一种通过计算机技术构建出可交互、沉浸式虚拟环境的技术，核心是让用户“身临其境”地进入一个并非真实存在的数字世界。简单来说，它就像给你的视觉、听觉甚至触觉“造了一个梦”：通过VR头显（眼镜）隔绝现实视野，用高刷新率屏幕呈现3D虚拟画面，再结合传感器捕捉你的头部转动、身体动作，让你看的画面随动作同步变化，从而产生“我真的在这个虚拟空间里”的错觉。）
3、求实精神：钱学森的求实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本质要求。科学的本性是求知、求实精神，要求科技工作者保持理智的好奇心和探索求知的研究欲望，对创新实践过程中的问题不懈追问，追求真理。钱学森教育我们“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严谨论证和实践检验为准则”贯穿在科研、治学与育人的全过程。这是他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石。求实精神的核心体现：对科研数据的极致严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敢于直面问题修正错误；治学育人中的“求真务实”。他对我们的卫星遥感研制报告中，绝不允许有“大概”“可能”的模糊结论，并告诫道：“科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投机取巧的‘成果’，比没有成果更有害”强调“科学研究没有永远的正确，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才是对科学最大的尊重”。
4、奉献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是科学工作者从事科学研究的品质追求，能激励科技工作者树立矢志报国、服务人民的坚定理想目标。钱学森多次谈到无私奉献。他将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目标，强调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他说“我姓钱，但不爱钱”“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们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我们这帮人是找到了出路的，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为祖国的科学技术、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直至最后”。这些都充分表达了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品德要义。
5、协同精神：钱学森一贯强调科学研究要团结各方力量，重视跨学科协作，强调集体的作用，推动建立协同机制，倡导“大科学观”。他作为中国导弹事业的奠基人，深知系统工程之复杂远超个人能力所及，他打破学科壁垒，将力学、材料、电子等领域的专家汇聚成“任务组”以“总体设计部”模式统筹千头万绪。这种“大兵团作战”的协同机制，成为日后“两弹一星”工程的范式。并在主持领导研制我国“两弹一星”过程中特别指出：导弹卫星工作是千百万人大力协同才搞得出来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本事，是制度好，发挥了科技人员的集体作用。他认为解决复杂科学问题不能依赖单一学科的知识体系。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为例，其成功离不开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计算机仿真等多个领域的深度融合。我亲身体会：钱学森在指导卫星遥感地球时，要求我们：在地球表层学、数量地理学的开拓性研究中，必须团结各方工作者，只有团结成为一个高功能的集体，才能有极高水平的“大通才”。协同精神是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科技创新通常需要团队合作，集智攻关、团结协作强调融合思维模式，通过“头脑风暴”实现科技领域的集智攻关。
6、育人精神：钱学森的育人精神核心是“培养会独立思考的创新型人才”，而非单纯传授知识。其理念深刻影响了中国高端科技人才的培养模式。对此，我本人有极其深刻的体会。我们在向他汇报、请示遥感卫星工作后，他教育我们总会有以下几点：倡导“打通专业”，培养通才；以“问题导向”激发创新意识；重视“精神引领”与家国情怀；践行“言传身教”的师者担当。他坚决反对学科壁垒，主张打破文、理、工、医的界限。例如，他在国防科技大学授课时，要求航天专业学生必须学习哲学、经济学，认为“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不懂哲学就无法看清科学的全貌”，他致力于培养具备跨学科视野的“大通才”。他在指导我们工作中，从不满足于理论上的灌输，而是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出发点，把研发中的实际难题搬进讲堂，引导我们从“解决问题”出发，反推知识学习，鼓励我们“敢于质疑现有结论，敢于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他始终将“为祖国服务”作为育人的根本。在培养科技人才时，不仅关注其学术能力，更强调“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用自己归国报国的亲身经历，激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体现了老一代科学家的使命担当。科技工作者要做青年一代的启蒙者和领路人，为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繁荣发展储备后续人才。
中央总结的这六点，我认为，抓住了学习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核心。在学习钱学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后来又出现了很多在科技前沿为国争光的当代模范。例如，南仁东使中国射电天文领先世界（打造“中国天眼”FAST）；屠呦呦（从古籍中找灵感，发现青蒿素，拯救数百万疟疾患者）；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黄大年（放弃英国国籍，回国突破地球探测技术，用生命诠释报国之心）；黄旭华、潘伟建及其中国量子科学研究团队、“北斗”卫星、遥感卫星研发青年科学家等。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科学院，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释科技创新的战略意义，要求中国科学院立足全球科技竞争格局。对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提出明确要求。具体体现在四个率先上：即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特别勉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生逢其时、责任重大”需要坚持理想与脚踏实地并重，勤学善思、勇于突破，将个人理想融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
三、我们自己所受到的毛主席亲切关怀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体会到：毛主席是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的奠基人。特别在我国尖端高科技领域，毛主席更是坚定的最早创导者。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高科技领域之林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美苏等国对我国进行了长期封锁，美帝头子至今还在叫嚣要与我国展开科技战！在那一穷二白的艰难环境下，毛主席同钱学森等老一辈科学家一样，为发展我国尖端科学技术进行了艰辛地探索。毛主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为新中国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确立了正确发展路线，对新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
大家要知道，新中国是在经历数十年战火，留下一片废墟，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建立起来的。创立国家安定、百业振兴、国际地位日显提升的新局面和两弹一星等众多基础科学设施都是前三十年的丰功伟绩，这都是抹杀不掉的。后来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绩是在这个良好的基础上进行的！以下就以我国卫星遥感的早期发展为例，谈一下毛主席和钱学森所起到的开创性、奠基性作用：
我在中国科学院从事卫星遥感科学技术工作多年知道一些事情。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国家级自然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当时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是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1950 年春，中国科学院决定设立地理研究所，作为气象及地理学家的竺可桢被任命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1953 年地理所正式挂牌，由黄秉维接任所长。竺可桢、黄秉维特别重视气象及地理学研究引进新技术，是中国科学院早期遥感研究的重要倡导者、推进者，为科学院的早期遥感科学发展做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
1954年9月底，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个协定中包括“航空摄影测绘技术”。中科院地理所（即遥感所前身）按照这个协定，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研究组”，从此，开拓了我国从空间观测地球的新领域。后来，在北京密云县南邵人民公社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综合利用野外试验站”这就是航空遥感的开拓创新。也是后来钱学森指导我们搞卫星遥感，一再强调的基础研究工作。
1956年1月，毛主席、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组织了六百多名专家参与编制了中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一批新兴的尖端科学技术被列入我国1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对计算机、半导体、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科学与远距离操纵等四项采取了紧急发展措施。为了执行这一《纲要》，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地理所名誉所长）向苏方争取了两位专家来华讲学，在地理所（南京）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航空相片判读与制图技术”培训班。参加的13位学员后来都成为了我国航空卫星遥感应用的领军人物。这其中就有我的三位老师。竺可桢副院长亲自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第一颗卫星后，应苏联科学院要求，在我国范围内组织了观测。以此为借鉴，竺可桢、钱学森、赵九章联名向党中央建议开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研制。这个建议立即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并在同年12月，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时，提出：“再过十年八年，卫星、火箭（我们）都可以造。”1958年5月17日，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时，毛主席明确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吹响了中国人民进军太空的号角。毛主席还批准成立了国家专门机构，开展“两弹一星”的研制。
1958年10月27日，毛主席亲临中国科学院科学成果展览会。在参观了钱学森等的导弹和人造卫星模型后，对钱学森指出“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首次较完整地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
1960年4月1日，世界上发射了第一颗气象卫星。为了应用，地理所组建了辐射气候研究组，率先为卫星气象学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竺可桢副院长发表论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1963年8月)。毛主席看到这篇论文后，约见竺可桢、李四光和钱学森三位科学家，指示对增加粮食生产的有利条件进行科学探讨，并探讨了我国发射人造卫星的可能性。
1963年9月毛主席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批语“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况，挨打是不可能避免的”。
1965年1月，我国自力更生实施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即“651”人造卫星工程。1967年1月，又实施了代号为“671”的航天工程。我们所参与了“人造卫星工程系列地图”研制，为空中飞行器的导航系统提供技术支撑。并对一批“人造卫星发射场”等重大工程进行了航空调查选址评估。
1969年5月，我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组。经过独立自主、艰苦奋斗，利用简陋器材，于1970年4月成功地研制出能接收清晰气象卫星云图的设备。竺可桢副院长参观后，立即在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相关研究所推广，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1970年4月24日，以钱学森为首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自行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受这两件人造卫星重大事件的鼓舞，中国科学院采纳我们地建议，首次将“从宇宙空间研究地球”列为地学科学研究的新方向，写入中国科学院科技发展长远规划。
1972年7月，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也称遥感卫星）。我国《参考消息》报道时，不知“Remote Sensing”怎么翻译？请我所卫星组的闫守邕等翻译为中文的“遥感”，创造了“遥感”这一中文科技新名词，并首次在正式文章中发表。紧接着编译了《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及其应用》一书，推动了我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应用的发展。当时，美国的地球资源卫星图像数据是对中国封锁的。我们通过第三方，最早引进了地球资源卫星影像。
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地球资源卫星影像，1972年7月，由我主持筹建了我国第一个“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 从此，“遥感”科技开始普及全国。可就在此时，我院的卫星应用项目被众所周知的原因暂缓执行，航空、卫星像片判读应用研究室面临解散。于是，王长耀、闫守邕、魏成阶联名向中国科学院领导写信反映：地球资源卫星应用的重要意义及其我们遭遇的困难。毛主席通过《内部参考》看到后，批示：“卫星项目不能下马”，“反映的困难由中国科学院解决。”当时，周总理驻中科院联络员刘西尧等同志极为重视。认为“卫星应用大有可为”，对“卫星对地观测技术”表示了高度关注，并做出了要自行研制地球资源卫星及其设备的重大决策，并委托地理所率先完成“关于开展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研制”的调研工作。接受委托后，我们马上组成了由陈述彭院士任科学顾问，魏成阶任组长，童庆禧任副组长，共有13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地球资源卫星应用调研组”。经过一年多对全国60多家应用单位的调研和对国外资料的查询整理，调研组于1974年2月27日完成了《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意见》的调研报告，汇报给中国科学院。报告内容包括：
1、中国科学院委托地理所调研地球资源卫星总报告——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建议及其开展地面试验工作的规划意见。
2、关于研制和发射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所需研制的仪器设备。
3、开展“关于开展遥感研究工作意见”及其1975年遥感研究工作的经费要求。
该报告由中国科学院上报到党中央和国务院。1974年4月5日，国家计委召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中国科学院秘书长郁文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提出了希望把中国科学院搞的地球资源卫星研究项目列入国家计划。郁文秘书长命令地理所负责人左大康和魏成阶，将《中国科学院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报告》紧急送到会场，分发给会议代表审议。
1975年4月24日，中国科学院邀请国防科委等14家有关部委、局负责人，介绍了关于研制中国地球资源卫星规划设想。同年5月4日，钱学森还亲临中国科学院听取汇报。由童庆禧、魏成阶分别详细汇报了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及其需求情况。钱学森听完汇报后发表了重要意见和建议。这些重要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发展卫星遥感科学技术的战略设想。
钱学森在会上着重讲述了当时我国有关卫星制造、卫星测控、卫星运载和卫星载荷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展望。特别指出了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他建议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学院的优势，从对地观测的基础抓起。这个基础就是“遥感技术”。没有遥感就没有卫星的眼睛。而遥感又涉及可见、红外、微波等传感器系统以及地物光谱的测量等。钱学森强调指出：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采取四项紧急措施那样，摆在重要的位置来抓。只要把遥感技术搞上去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也就水到渠成了。钱学森同时建议，要充分利用好当前美国地球资源卫星的数据资源，使其很好地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钱学森还数次将他自己收集整理、保存的关于国际上研制遥感卫星的详细资料，转给我们，供我们参考。钱学森还分别于1975年7月5日、7月8日，多次就我国发展卫星遥感技术进一步提出了较详细的战略性、方向性的建议。
上世纪70年代末，当钱学森知道我们这些搞卫星遥感的人多数是来自地理所的年轻科技人员时，他不仅表扬我们象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有能力，而且特别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教育我们。钱学森利用他的系统工程控制论对地理科学的新概念进行详细论证，并说明了他所提出的科学体系的相互关系。钱学森写信告诉我们地理所的这些年轻人：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开放、动态的分类框架。他将人类认知的学问划分为11大部门，其中包括地理科学。他的科学认知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最高概括，强调各学科间的交叉融合与整体性。他经过研究，对地理科学新认知的要点，包括：
1、地理科学体系的地位是与星系系统、社会系统、人体系统、人脑系统并列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
2、地理信息科学的核心是天地信息一体化网络系统；
3、地理系统工程主要的目标是通过地理遥感信息模型的研究对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灾害、城镇、基建、产业等对象；
4、理论地理科学的重点是建立开放的复杂巨地理系统的理论，探索地理类比的广义相似理论、一般地理复杂模型理论与地理数学，并应用于部门子地理系统工程和区域地理系统工程研究；
5、地理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
6、地理工作者应树立“地理哲学”思想，作为地理科学的哲学概括；
7、阐明地理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助力实现资源和能源的高效利用与节约，促进可持续发展。
同志们！这些理论是钱学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的，至今对我们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10月，当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等一批尖端科技项目，有可能再次被“整顿”下马时，又是毛主席亲自过问，保留了这批项目，并派刘华清老将军来科学院亲自抓卫星遥感工作。当时的中科院负责人胡耀邦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将地球资源卫星研制再次列入中科院长远发展规划，并向中央做了专门报告。其中提到“遥感技术带动气象、海洋、天文、地质、资源和军事侦察技术”“（中科院）于1985年成功发射地球资源卫星。”
1975年11月26日，我国利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尖兵一号”卫星。11月29日卫星成功回收。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这次带有特殊任务的返回式卫星所回收的信息资料，根据钱学森同志提议，由我跟随陈述彭院士到有关单位参加了判读分析。
1976年初，陈述彭院士建议中国科学院组织了国内第一个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的考察团，赴墨西哥考察。考察团由上海技术物理所匡定波院士带队，地理所童庆禧、魏成阶等七人参加。我们突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用了一个月实地考察，掌握了地球资源卫星及其应用的基本情况。考察回国正在总结时，1976年7月28日，发生了唐山7.8级大地震。经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地震局、国家测绘局组织进行了“唐山大地震应急遥感调查”会战。我参加会战指挥部领导的总体方案设计。在国内首次将卫星资料应用于大地震的地质构造背景分析。我们利用地球资源卫星影像镶嵌成《京津唐渤张地区卫星影像图》，并判读编制了《京津唐渤张地区断裂构造图》和《京津唐渤张地区活动断裂构造分析图》，和编写了相应的技术报告。报告结果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布后，新华社通过“内参”报道“科学院通过卫星分析了唐山地震发生？”。华国锋通知中国科学院“毛主席要调阅这一科技成果”。我们紧急地把分析报告的简要版打印成大字体，连同各种图件，由陈述彭和魏成阶送到人民大会堂。
由于有过毛主席对卫星遥感的两次批示，1976年10月在中科院设立了卫星遥感总体部，挂靠在地理所。1979年年底，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建立引领了我国卫星遥感应用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发展，研究成果很快进入世界前列。
毛主席逝世后，1980年，砍掉了一些尖端科技项目，要用所谓节省下来的钱发展民生经济？其结果造成了大量科技人员无事可干，才有了“搞导弹的不如买茶叶蛋的”之说。这种景象引起了一些受到过毛主席亲切教导的老科学家的注意。于是，由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人，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中国必须跟踪国际尖端科技。他们经调查形成了我国的863计划。（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先行者，担任过大型光学弹道测量系统项目的总工程师。王淦昌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为研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隐姓埋名17年。杨嘉墀是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参加过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原子弹和返回式卫星等的研制和设计工作。陈芳允是著名的无线电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主要负责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测量控制系统）。
于是，我们遥感所得以继续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完成了国家从“六五”到“十二五”连续7个五年计划中有关遥感技术及其应用的科技攻关、科技支撑项目等。遥感所先后承担建立了第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即联合国援助的中国国家遥感中心研究发展部；构建了我国第一个遥感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第一个遥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卫星应用国家工程实验室等。主持并主要承担了第一个遥感国家重大科学基金项目“遥感信息传输及成像机理研究”；第一个遥感攀登计划项目“地表能量交换的遥感定量研究”；第一个遥感863和973项目“陆表生态环境要素主被动遥感协同反演理论与方法”；第一个遥感国家重点基金项目“地物结构特征与地物方向谱之间关系几何光学模型”；同时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地面应用系统的建立；主持召开了一系列的第一届遥感国际讨论会。如第一届全球雷达遥感与应用研讨会、第一届多角度遥感研讨会、第一届数字地球国际会议等；主持实施我国第一个大型综合性《腾冲航空遥感试验（1978-1980年）》；主持我国第一个能源遥感实验项目《雅砻江二滩水力开发可行性若干问题综合研究》；主持我国第一个城市环境遥感实验项目《津渤环境遥感监测及应用》；1980年3月，编译出版了我国第一部遥感专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国第一幅全国黑白卫星影像图（1975年）和第一幅彩色卫星影像系列图集（1984年）；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遥感专业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后来，我们党的总书记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先后对我们的遥感研究工作作过批示，鼓励我们好好工作。由于时间所限，只能再找机会细说了。
作为当事人的我，深刻体会到：党是那么关心我国卫星遥感科技事业的发展，是那么爱护年轻的科技人员。培养科技人才是发展科技事业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定要培养又红又专的年轻科技人才。要让他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让他们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环境中成长。
回想当年，1972年我们筹建我国第一个卫星应用研究室时，仅有35人。1979年建成遥感应用研究所发展到500多人。2019年中国科学院将研究遥感科学有关的三个单位整合成为现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2014年我已退休）。现有职工近五千人。其中有国家和科学院重点实验室21个，博士后流动站4个。一级和二级学科博士、硕士授权点20个，在读研究生约2000人。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成为我国光电工程、航天航空及其卫星遥感应用等领域，兼具总体管理与技术职能的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单位。
历史早已证明，中国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能有如今的成就，不是一代人的功绩，而是几代人接力探索的结果。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钱学森同志具体指导的结果。
钱老是毛主席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是国之重器“两弹一星’等尖端科技的贡献者。今天人民的尊严和生活改善，最感恩的是毛主席和钱老为人民服务了一辈子，无私奉献了一辈子。
我总结了一下，钱学森对我国卫星遥感技术发展的主要贡献是：
1、确立了关键概念“Remote Sensing”的最终译名 ：“Remote Sensing”是1964年代，国际测绘学会上开始出现的概念，当时我们国内和日本的一些学者最初译为“远测”“遥测”“遥控”等，是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肯定将其翻译为“遥感”是最准确的，最能准确地表达该技术的内涵。由于钱老的首肯，该单词一直沿用至今，为卫星遥感技术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概念基础。
2、倡导与推动遥感技术基础研究 ：钱学森是我国航天遥感事业最早的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20世纪60年代，他与王大珩等科学家意识到遥感技术的战略性重要性，向中央写信力主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对遥感技术的关注和重视。
3、制定发展方向与规划 ：1975年7月，钱学森在听取中国科学院关于研制我国地球资源卫星的调研情况汇报时指出，当时我国发展太阳同步地球资源卫星的条件不成熟，应首先从基础的遥感技术抓起。他建议中国科学院要像1956年抓12年科技规划中四项紧急措施那样，将遥感技术发展摆在重要位置，为我国遥感技术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和重点。
4、促进具体技术研究与应用 ：钱学森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微波摄像技术研究。1976年，他在收到姜景山院士关于重视抓“微波遥感”的建议和相关文章后，多次回信与姜景山探讨微波摄像技术的名称、体系等问题，并希望他能将相关研究内容整理成专著，为我国微波遥感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
5、推动遥感技术实践与发展 ：在钱学森讲话的指引下，1976年我国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1978年中美双方开始了中国科学院卫星地面站的建设，1978-1980年我国“腾冲遥感”实验得以顺利开展并取得丰硕成果，1999年我国第一颗地球资源卫星——中巴地球资源卫星（CBERS-1）发射成功，这些都离不开钱学森的推动和指引。
四、我国现阶段高新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仍需要毛主席路线指导
中国革命与建设包括科学技术发展的全部胜利，最根本的保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面光辉旗帜的指引。我一向认为，这已经是历史事实早已给出了最响亮、最不容置疑的答案。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需要正确的路线引导和政治制度的保证。正如毛主席所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个“纲”就是科技发展究竟是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坚持科技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就是要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敛财的工具。其实质就是要让技术进步惠及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因此，我们仍然需要重新审视毛主席所倡导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我们怀念毛主席时代是为了向更高阶段继续前进！科学技术愈是要高速发展，愈是迫使我们要回归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我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仍然还需要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导。
现在，毛主席虽然逝世多年了，我们这些科技工作者仍然掌握有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指导。只要有毛主席发展科学技术正确路线的指导，我国才会有今天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前面提到的：今年九三大阅兵中，红旗-11、红旗-20、红旗-22A、红旗-9C、红旗-19、红旗-29等六型反导防空装备首次集体亮相，集中表明了中国已构建起多段多层反导拦截体系。而这些可都是毛主席生前就规划好了的。是一大批科技人员在毛主席逝世后，排出干扰，仍然坚持用毛主席留给我们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正确路线作指导，搞出来的。那种靠“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或者是“摸着石头过河”是绝对搞不出来的。现在，我们缅怀毛主席为新中国科技发展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他老人家站得高、看得远，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认识和驾驭能力确实要高明得多。搞科学技术工作没有高瞻远瞩，长远规划布局，再三论证，仅靠“摸着石头过河”是绝对不成的。
另外，我坚定不移地表示：确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回归，捍卫毛泽东思想的绝对领导地位，科学、正确地评价毛主席的路线始终指导我们是历史的必然。这是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历史，关系到我们能否守住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红色江山，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道路究竟该向何方去的最根本政治问题。
在我们中国科技界由于深受毛主席和钱学森的影响，继续沿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指引前进。以我们中国科学院为例，今天的中国科学院主要是研究现代尖端科学技术的国家研究机构。这个科学技术的国家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毛主席在建国之初批准建立的。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没有丝毫地懈怠。他深知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于是，他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科技发展体系。直到目前，包括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所取得的一切科学技术的进步，都是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科学技术研究的基础。没有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坚实科学技术基础，就没有今天所谓的“科学的春天”。
很荣幸，毛泽东时代党把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安排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参加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三大革命实践运动。我们身上所具有的正确人生观，即所谓“科学家精神”就是毛主席亲切教导培养的。我们所敬仰的钱学森“科学家精神”的生命价值就是“为人民服务”。人民对我们的选择，使我们除了感到无上光荣之外，更是要让我们有担当起中华民族复兴重任在肩的沉重感和责任感。
我如今已经是一个进入到人生的耄耋之年的老人了，但是却在我的脑子里依然保持着解放之初上小学时的一些深刻印象。当时我们把铁钉叫做“洋钉”，把火柴叫做“洋火”可见，把乘坐的轮船叫“洋船”……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的科技是多么的一穷二白啊！再看看我们现在的小学生？刚入学就可以学习新事物、新科技。国家把“人工智能”“遥感”科技列入了小学生的学习课程。小学生更是有学习使用智能手机的热情。
我国今天的科技进步是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发展的延续和积累的科学能量的释放。打基础的科学研究更是极其重要，也是极端艰难困苦的。这就好比爷爷艰苦创业，有了父亲一样，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就好比孙子，没有爷爷或父亲那来的孙子？所以，我对那些无视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甚至抹黑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发展路线是非常鄙视和仇恨的！那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功绩，否认毛泽东思想及其正确的发展路线的坏人坏事，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它继续下去了。否则，我们是要吃大亏的。
在毛泽东时代，在毛主席的关心和钱学森的具体指导下，中国科学院不仅为中国的遥感研究确立了研究方向、机构框架，奠定技术基础。通过重大科研项目实施，推广普及遥感技术，推动我国遥感技术应用及其产业化,建立了中国自主的遥感技术体系，并在资源调查、灾害监测、国防、国际合作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多个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为21世纪中国遥感在全球的领先地位奠定了基础。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射了近200颗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其中，大多数100多颗遥感卫星都与中国科学院的卫星遥感研究有关。比如：东方红一号、实践一号、返回式卫星、东方红二号、风云一号、中星-22号、风云二号、资源一和二号、北斗导航试验卫星及一些五花八门专题卫星等。
一切诋毁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都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是人民的敌人，终将受到人民的审判!
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毛泽东思想是指路明灯！只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将公权利置于人民的监督下，重建社会主义精神信仰，力推公平正义，坚定地重典治贪反腐，才能真正维护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启航学院主讲教授；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